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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终于接到医院通知，来不及吃早饭，便带上住院用品，匆匆赶到医院办入院手续。
隔着一面高高的柜台，把住院单递进去。一个护士坐在里面，头也不抬，只把她的年轻却毫无生气的声音抛出来。于是我们知道，那位出院病人还在病床上躺着呢，要到下午才能离开，我们此番赶个大早，只为填表签名、预付押金之类，然后还要再等上几个小时。
这让我有点心里不快：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让我们下午再来呢？
不料护士还没说话，旁边一人已经对我表示不屑。“别不知足啦。”他说，“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住进来呢？”
这时候我才发现，周围有不少病人也在排队办理入院手续。大家都是接到紧急通知匆匆赶来，数一数共有8人，可是当天出院的病人只有4个。
我忍不住向那护士打听，多出来的4位怎么办。
“挂床。”她从嘴里蹦出两个字。
我一下子没弄明白，心里琢磨：莫非要搭上下铺么？
那护士抬起头来，看我一脸茫然，撇嘴一乐，开始用一种“你就知足吧”的口吻给我解释“挂床”的来龙去脉。
“挂床”者属于住院病人，却又没有病床，只是按照住院的时间表，先完成手术前的各项检查。他们每天早晨6点以前赶到医院，完成当日检查之后便回家去，直到有病人出院腾出床位，才能住进来。由于病人的术前体检通常要用好几天，所以这办法既能提高医院的病床周转率，又能让病人更快完成手术。
我费了好大劲儿，终于弄清“挂床”的妙处，心中不快顿时烟消云散，同时还为自己没有被“挂”起来感到庆幸不已。
我们离开医院，到市中心的一座公园里去消磨时间。临近中午，饥肠辘辘，在公园门口找个饭馆坐下。
晓东问：“说吧。想吃什么？”
“涮羊肉。”我不假思索递回答。
她一听这话，笑了。二话不说点来一大盘羊肉。
老实说，这东西并不适合我。医生们无论中西，大都认为羊肉属于“发物”，对肿瘤病人不利。所以，这一年来，晓东始终禁止我吃羊肉。
可现在我们彼此心照不宣：这是我住院前的最后一顿饭。当然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我埋头碗里，狼吞虎咽，眼也不抬，全然一副慷慨就义之前最后一顿的样子。晓东看着我，自己却不动筷子。
她的情绪始终纠结着即将到来的手术，终于忍不住问：“你说，到底是不是恶性的？”
我说：“不管‘是’还是‘不是’，我都会很高兴。”
“为什么？”
“如果不是，我会为我逃过一劫而高兴。如果是，我会为我做出一个正确决定而高兴。”
我的病房在医院外科大楼二层东侧。这是一座崭新的建筑，拥有高大的前厅和宽敞的走廊。我在这家医院里往来奔波已有数月，满眼都是混乱、污秽和垃圾，充斥在院子内外各个角落。可这大楼里却是光线充足，干净整洁，也没有一般医院里那种叫人恶心的污浊气味。医生大都拥有宽敞的办公室，与病人的居住区比邻而处。墙上挂着医护人员的工作守则，上面记载了不许接受病人红包之类的规定。
我住在一间带卫生间的双人病房，房门对着一扇巨大的玻璃窗。靠窗的床上有个病人，躺在那里，浑身上下缠着粗一根细一根的胶皮管子。管子的一头分别插在他身体的不通部位，另一头不是连在形形色色的机器上，就是吊着个大塑料瓶，一股暗红色的血水顺管子淌下来，滴滴答答的，没完没了。床边那个呼吸机显示，他的危险期还没过去。
他看上去和我年纪相仿，脸色惨白，挂满痛楚，嘴唇紧闭，气若游丝。看得出来，他正强忍着撕心裂肺般的疼痛，只是在实在忍不住的时候，才把嘴唇松开一下，吐出一声轻轻的呻吟。他的家人团团围在病床边，满脸的焦虑和无奈。
我在自己的床边坐下来，小心问候他的家人，很快就知道他和我有着同样遭遇！他患的是肺癌，刚刚完成切除手术。我们之间也许只有一个区别：他的肿瘤在“右肺上叶”，我的“肿瘤”在“左肺上叶”。
我当即想到，这就是我的一个活生生的榜样――他所经历的一切我都将经历。
肿瘤医院的病房有一种奇异的气氛，阴郁，孤寂，加上绝望，难免造就一种虚幻无助的心境，让你从心底里体会着人类的渺小和脆弱。
我在这病房里静静地度过了4天，每天除了遵照医生吩咐完成一两项例行检查，其余时间就是躺在病床上冥想静思，看着窗前云聚云散，目睹身边的病友在垂死中挣扎，一分一秒地争夺生命的活力，默想自己也将经历完全同样的过程，忐忑不安而又满怀期待。整个天地仿佛与世隔绝，又好像把灵魂抛在地狱中修炼，对于穿门而入的嘈杂、叫嚷和呻吟，充耳不闻。
这天下午，我的寂静突然被打破。医生护士接踵而至，唤醒了我的胡思乱想。
麻醉医师杨萍站在病床前问东问西的时候，我意识到手术如期而至。接着，一位年轻医生跟着进来，要“病人家属”去完成手术前的签字手续。
我说，我自己签好了。起身跟着他来到医生办公室。
他先向我申明，这次手术只管肺，不管脑，接着就列举种种可能出现的危险情形，总之是叫我授权医生采取任何他们认为必要的办法去应付意外，而所有的结果必须由我自己承担。说得明白一点，就是有可能让我死在手术台上――可他就是不肯把这句话说出来。
我知道这是所有外科医生在手术前的必经步骤，也不多问，当即签名了事。
然后，真正的主角来了，是刘向阳大夫。让我意外的是，他不再像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样满脸冰霜，说话时也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了。
他告诉我，手术时间已经确定，又对我详细描述了手术方案。
也许是考虑到我就要上手术台了，不想让我过分紧张，所以他的态度友善，语调和缓。他再次提醒我，我的病不是百分之百地确诊，所以他不会把整个肺叶一刀切去了事。他计划把手术分成两步，先取局部组织做病理化验，再来决定是否实行根治术。
我说，我明白这个办法很周全，但是如果真的证明石木兰大夫的判断是对的，请选择一种最彻底的手术方案。
“我不担心你多切，”我说，“就担心切不干净。”
他笑了，叫我放心。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笑脸。大约是我对石木兰大夫的执著的信任让他有些感动，这铁面医生的口气愈发温和起来。他告诉我，可以放我一天假，“回家好好过个周末”。
回到病房倒在床上，我让自己从这一连串的医生会面中摆脱出来，重新检讨自己在这整个的选择过程中是否犯了错误。还好，没有发现什么疏漏。
于是我打道回府，一边在心里暗自庆幸：不管下周一发生什么，我至少暂时地摆脱了医院里的紧张压抑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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