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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我和晓东开始讨论石木兰大夫的诊断。我告诉她，我打算尽快手术。
这话题让她焦躁不已，茶饭不思。因为她知道这条路的前边有什么在等着我们。
对于把自己丈夫送到手术台上这件事，她在内心深处始终抱着强烈的抵触。这让我们在拒绝“开颅手术”时有一种很自然的默契。现在，我那么快的改变了对手术的态度，她有一种强烈不安。
“这件事说到底是你自己决定。”她不断地重复，“说到底是你自己决定。不过，你可要想好了。你别忘了大多数专家都说你肺上的东西不是恶性肿瘤，至少还可以再观察。”
“医生都会犯错误。”我说。
“那些人也都是权威啊！”晓东说。
“就算是最好的专家也免不了。”我说。
“你能肯定石大夫就不会误诊吗？”晓东问。
“不能。”我回答，“但我能肯定，她犯错误的概率一定比那些医生低。”
的确，在我看过的所有医生中，石木兰大夫是“少数派”。事实上，她是唯一的持有悲观结论并且提出确凿根据的医生，但我却相信她的意见比我见过的所有医学专家都更具可信度。
这个70多岁已经退休的老医生，是我见过的最杰出的胸科影像学诊断专家。她拥有极强的专业精神和独立品格，以毕生所学专攻肺癌的影像鉴别和诊断。靠着这套独门功夫，她帮助了无数病人。她的故事在中科院肿瘤医院诊断大楼里是个小小的传奇。所有人都知道，这位影像诊断科的老主任仅仅通过CT胶片，成功地捕捉到自己体内的早期肺癌，然后又给自己选择了一位主刀医生，干脆利落地完成肿瘤全切除手术。直到这时候，她甚至没有把自己的病情告诉丈夫和女儿。她独自承受了这一切。出院之后没过多久，她就跑到西藏，在那个海拔几千米的高原上转了一大圈，然后回到自己的诊室，在伴随了大半生的读片灯箱前，重新启动自己的工作。预约她的门诊病人立即在门外排成长龙。
她的古怪脾气和她的专业水平一样有名。这一点我们甚至还没有见到她时已有所闻。
我们是通过一个共同的熟人牵桥搭线，才知道她的。我们被告知，这老太太的禀性异于常人，脾气不好，说话很冲，所以我们在走进她的诊室之前已经做好思想准备。
尽管如此，她的“怪癖”还是让我感到意外。
我原本以为，她会按照约定时间安排我们看病，还会提一提我们共同的熟人，不料她对“谁谁谁介绍我们来的”这样的话没有一点反应。我们必须排队挂号，然后坐在候诊走廊里，耐心等待护士依次叫号，就像所有病人一样。
整个过程中她不苟言笑，把全副精力专注在胶片上，耗费了好多时间，脸上却一直挂着拒人千里之外的神情。
直到一年以后，我们第四次去看她的门诊，她忽然谈到她正在读的一本新书，我才知道她喜欢读书，而她却早已知道这是我们共同的爱好。
她用一种不经意的口气提到，“我知道你是记者”、“我看过你的书”、“我还买过你的书”。这是她第一次在看病之余说起题外话，也是第一次在话语中流露出一种亲切和悠闲。
我有些意外，于是提议送给她一本我的再版书，却被她当即拒绝。
“我自己买了。”她说，脸上的笑容在一瞬间便无影无踪。
在我求医问诊的经验中，很多医生不是这样的。如果他们不认识你，他们会用几分钟就打发了你。如果你有熟人牵桥搭线，他们就会对你格外热情。他们关心你的来头，在乎你的身份，在乎你的影响力。在你叙述病情时，他们会不失时机地插几句问话，不是问你的病，而是问你的来历。你是做什么的，你是怎么认识谁谁谁的，直到婉转地打听你的财力和头衔。他们会用很多话来谈论病情之外的事，包括他们自己的履历、或者他们的医术如何高明、治愈了多少病人、还曾未卜先知地做出多少英明的诊断。
可是眼前这老太太身上，居然看不到一点社会流行风气扫过的迹象。我猜想，此人一定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我们自然也不能指望从她那里得到哪怕一丁点的特殊照顾。
我已好几次目睹她的工作和她的为人。她在工作时的那种专注和执著让我钦佩。然而还有更重要的，她的古怪的和不近人情的禀性，更加叫我放心。因为她未被窗户外面正在流行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风气污染。
她从来不管对面的病人是什么来头，不问贵贱，不问贫富，也不问亲疏。没有人可以从她那里得到一点特殊照顾，也没有人会真的被她怠慢。在对眼前的肺部影像做出描述时，她不会让病人其他方面的症状――比如脑瘤――干扰了自己的判断，而且她从不使用“基本上”、“待确定”、“待除外”一类含糊不清的词汇，也不会用个问号来搪塞病人和规避责任。她从不标榜自己解决了多少疑难病例，也不贬低自己的同行。她不会对一件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装作很有把握，也不会被任何权威的意见牵着走。在我接触的所有医生中，她几乎是唯一的不会受到外来因素干扰、只是就影像论影像的医生。
我意识到自己的幸运。我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医生、一个可以将性命相托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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