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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5日 09:50 青年参考 微博 一对东德情侣精心准备数年，最终横跨欧亚大陆，从东柏林、波兰、莫斯科、乌兰巴托到北京，上演万里逃亡，为的只是在咫尺之遥的柏林墙另一边安家落户。
 抵达中国的男女主角游览山西云冈石窟
从东柏林的吕克大街到西柏林，直线距离只有短短的1400米，步行15分钟即可到达。然而在冷战年代，由于高耸的柏林墙拦路，成千上万东德居民被迫“曲线”逃亡，在第三国辗转许久才得以拥抱新生活。 其中有这样一对情侣，当他们历经艰险，站在联邦德国驻中国大使馆门前时，两人的足迹已横跨欧亚大陆，累计行程达到了9000余公里…… 在东德，旅行是种奢望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天，20岁出头的大学生延斯来到东柏林白湖艺术学院的暗房冲洗照片，意外结识了舞台美术设计专业的女生玛丽恩。这个姑娘的脸上荡漾着无忧无虑的笑容，兴致勃勃地向小自己一岁的延斯讲起乡村旅行的经历。在洪堡大学念书的延斯原本就是个超级“驴友”，自然而然地对玛丽恩产生了兴趣。 延斯从小就渴望体验全球各个气候带的风云变幻，面积不到11万平方公里的东德显然无法让他实现夙愿。更让他苦闷的是，掌权的官僚们为百姓订立了很多“规矩”，出境旅游也被严格限制：必须按事先设定的时间出行，也不能自由选择目的地，甚至无法随意出入一些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通常来讲，游客只能参加代表团或旅行团才能去国外转转且开销不菲，出游一趟至少得花掉6000马克，比东德劳动者的年均收入还多。 同延斯一样，玛丽恩也是个热爱大自然、生性无拘无束的人。留着大胡子的延斯看上去少年老成而又粗犷豪放，让她一见倾心。那天晚上，两人来到延斯的单身宿舍，用从一辆拖车上偷来的煤生炉子取暖，围坐在跳动的火苗前，天南海北地畅谈到深夜。 两人志趣相投，感情迅速升温。没过多久，玛丽恩就搬到延斯的住处，与其同居。她喜欢坐在摇摇欲坠的屋顶上，描画破旧的烟囱，以及远处的东柏林电视塔。延斯的宿舍是每月花36马克租来的，同住一栋公寓楼的房客包括政治活动家、艺术家和摇滚乐爱好者，他们多是年轻人，向往更开明的政治制度和更自由的生活。 合法旅游的梦想破灭，被逼成为“偷渡”专家 收获爱情的同时，延斯的学业也传来喜讯：洪堡大学的知名动物学家冈特·彭布洛克同意做他的导师。延斯在鸟类保护区工作过，渴望在荒野之旅中探索动物王国的奥秘，而彭布洛克有许多外出考察的机会。成为后者的门生，让延斯觉得自己的世界豁然开朗。 听课之余，延斯和一些有宗教背景的环保组织过往甚密，为争取新建自然保护区的事宜奔走呼号。不料因此引起了东德安保机关“斯塔西”的注意。1986年，延斯震惊地得知，自己被当局归类为“敌对和反抗分子”，随即被洪堡大学除名。 以合法身份周游世界的梦想破灭了。延斯不想向那些“老迈僵化的统治者”妥协，相反，他产生了逃离这个国家的念头。 早在此前两年，延斯就成功挑战过官方的旅行禁令——他办理了经由波兰前往罗马尼亚的手续，时限为3天，却搭乘火车偷偷进入苏联，在北极圈内划橡皮艇，到帕米尔高原远足，探索贝加尔湖……回国时，他向负责出入境管理的官员胡诌了几句，居然被放行了。后来，他又好几次打着科考的旗号，不办签证便前往其他东欧国家游览，用自己那台简易相机拍摄了许多风景照片，还把其中一部分卖给东德的几家杂志，用以补贴差旅费。 多次“偷渡”的经历，让他摸清楚了海关和边检人员的懒惰作风，从而摸索出一套“蒙混过关”的有效方法。这个年轻人相信，自己完全有本事同恋人一起远走高飞。 “下次出发，我们只买单程票。” 不过，为稳妥起见，延斯和玛丽恩还是报名参加了东德的“社会主义登山俱乐部”。延斯还从跳蚤市场上买来一台能打印古代斯拉夫语字母的打字机，用它伪造出一张来自苏联的“邀请函”，称邀请延斯和玛丽恩与苏联同行一起，攀登位于塔吉克斯坦的共产主义峰(如今改称“伊斯梅尔-索莫尼峰”，海拔7495米，曾是苏联境内的最高峰)。拿着假证件，他们顺利地办好了经苏联赴蒙古的签证——当时的蒙古，尚处于莫斯科的“保护”下。 “因为担心护照被没收，我们费了很多脑筋，到底出示怎样的证件才能让边检人员放心？是少年先锋队证，还是苏德友谊协会会员证？”延斯回忆道。 最后，他们选择了东德的社保证，这是一本绿色小册子，和护照差不多大，内有页码数和水印。延斯经常献血，采血部门每次都会在上面盖一个大大的公章。 打定主意，延斯便着手对社保证加以改造：先在上面贴上自己的大头照，然后将一枚5马克硬币用墨水染红，压在照片边缘处，硬币有锤头、指南针和小麦花环的一面朝下，再用重物连续击打硬币，如此便盖上了“钢印”，一张惟妙惟肖的假护照就这么诞生了。 1986年夏，延斯带着玛丽恩登上了开往东方的火车。此行名义上是旅游，实则为将来的逃亡探路。延斯在之前的苏联之旅中结交了不少朋友，其中有一位驻蒙古的飞行员——米沙。在乌兰巴托机场，延斯按照先前的约定，顺利找到了米沙，登上了后者“快要散了架”的飞机。几小时后，他们在延斯勘察好的一处自然保护区降落了。 之后几星期里，这对情侣在蒙古第二大湖库苏古尔湖畔安营扎寨。延斯化身木匠，打造出简陋的桌椅板凳，又搭炉子烘焙面包，玛丽恩则支起画架，让美丽的风景跃然纸上……世外桃源般的美景与对自由的渴望，让延斯对暮气沉沉的东德彻底失去了兴趣；假期结束，他在返回家乡的火车上郑重其事地告诉恋人：“下次出发，我们只买单程票。” “如果我走了，父亲会不会被惩罚呢？” 1987年6月，延斯和玛丽恩又一次背起行囊，和往常一样同亲朋好友道别。没有谁意识到，两人从此踏上了真正的逃亡之路。他们先由波兰到达莫斯科，再从莫斯科换乘长途列车穿越西伯利亚。彼尔姆(位于乌拉尔山脉中段以西)、叶卡捷琳堡、新西伯利亚……一座座城市被他们甩在身后。 一路上，两人躲在三等卧铺车厢的角落，不停地喝浓茶取暖并平息心中的紧张。不时有人前来检查证件，好在没人发现什么破绽。数天后，他们再次来到了乌兰巴托。 此刻，延斯心意已决：在蒙古稍作休整就动身前往中国，到北京的西德大使馆避难。玛丽恩却心事重重。她还没拿到学位，如果逃到西德，之前的学业前功尽弃不说，自身也会成为当局的眼中钉。非但如此，她还担心自己的行为会对亲友造成不利影响。玛丽恩的父亲是东德某电影制片厂的高级管理人员，“如果我走了，父亲会不会被惩罚呢？” 看到女友犹豫不决，延斯有些焦躁。他通过自己的亲身遭遇，夜以继日地开导玛丽恩。“我们的国家被一群试图支配他人命运的老顽固统治……这样的环境下，即便是大学里也毫无生气……有一次，我为同学们播放关于乌拉尔山和贝加尔湖之旅的幻灯片，并向他们讲述旅行的幕后故事，却被两个穿灰衣服的家伙警告，不准再举办此类活动……” 在终点线——西德驻华使馆前分道扬镳 从乌兰巴托前往北京的国际列车每周两趟。等车期间，两人去一所寺庙闲逛。僧侣对他们非常友好，让两位东德青年感到十分蹊跷。没多一会儿，身穿制服的执法人员不请自来，要求二人出示证件。不用说，肯定是庙里的和尚向蒙古强力机关报了信。 玛丽恩向特工出示了学生证，延斯则出示了“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东德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官方青年组织)证件，结果均被没收，两人则被丢在庙中。或许在蒙古特工看来，两个没证件的外国人在异乡寸步难行，殊不知，他们交出的证件是专门用来应对搜查的。 生怕再出纰漏的两人在郊外躲了几日，算准了时间，才小心翼翼潜入城内并搭上前往中国的火车。由于身上已没剩多少钱，他们只买得起到黄河岸边一个城市的车票。幸运的是，一位好心的瑞士旅客在途中慷慨解囊，他们才于1987年8月中旬抵达北京。 站在西德驻华大使馆外，见门前戒备森严，两人没有勇气迈开脚步。他们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了半晌，在公园里饶有兴趣地看老人打太极拳，然后找了一处旅馆住下。 眼看9000公里的逃亡之旅接近终点，玛丽恩还是在最后关头打起了退堂鼓——她对延斯的爱，没能战胜对故乡亲友的思念。多年后，她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同男友惜别后，她烧掉了护照以免被当局发觉行踪，“被边检人员呵斥了几句便顺利归国。” 延斯独自在中国滞留了一段时间，终于鼓起勇气走进了西德大使馆。和千万“翻墙”成功的同胞一样，他顺利获得了新的护照，随后经香港、迪拜、伦敦，于1987年12月在西柏林安家落户。 钢筋水泥和铁丝网斩断了这对男女的情愫。1989年东欧剧变前夕，延斯和玛丽恩在捷克布拉格重逢，却再也无法找回昔日的爱。此后，他们天各一方，分别娶妻嫁人，生儿育女，过着互不相干的平静生活。两人再次相遇时，时间已悄然来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回首旧日时光，延斯表示，自己从未对当年的选择后悔：“在每一个决定性时刻，你必须果断拿主意。只要你相信自己能够达到目的，向左还是向右并不重要。” ○本报特约撰稿 章鲁生 《 青年参考 》( 2012年11月07日 26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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