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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文化由“黄土地”这个习惯性称谓而得名。黄土地，本来是对整个黄土高原的一个代称，然而这个区域太辽阔了，包容了众多省区、众多民族，而这众多省区、众多民族的文化形态是不尽相同的，更无法用一个概念去概括之。那么，“黄土地”是对何而言的呢？
按照人们习惯性概念和文化内容的属性及特点，黄土地专指黄土高原西部这一特定的区域，这个区域，以陕西北部为中心，包括与之相接的晋西北山区、内蒙河套南部以及甘肃、宁夏靠近陕北的部分。
这个特定的区域，我们权且称之为“陕北黄土高原一带”或“陕北一带”。
这就是黄土文化的区域范围。
人们其所以将这个区域从黄土高原的地理范围内分离出来，将它作为一个特定的区域来看待并冠之为“黄土地”，乃出于文化方面考虑。在长期的文化演变过程中，黄土高原的大多地方，其文化形态或稳定于某一模式，或完全被同化，至今已少有变异、少有特点了，比如黄土高原北部接近蒙古草原地区，已基本为畜牧文化（或称草原文化），而黄土高原东部及南部，则早已被中原文化（或称农耕文化）所同化；陕北黄土高原一带却不然，从历史上看，这里是一个对外相对封闭而内结构紧密的区域。它北连鄂尔多斯草原，南接八百里秦川；东面，是人口密集的晋中平原；西面，又是人烟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这块南北和东西走向均在一千公里左右的黄土地，虽然处于关中、晋中、草原、河套几个大的地理构架的中心，却又恰巧独立于外界，成为一个“四不沾”的地方。除战争需要和戍边而外，外界很少小此地。从内部来看，几千年来形成的自给自足，自产自销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又使它产生了极大的内聚力，继而增强了这个地域的独立性。千百年来，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同一自然环境中，其经济方式、交通方式、居住方式、饮食习惯等风俗均大体相同，连语言都基本一样；天灾、人祸所造成的，也往往是他们共同的命运。这多方面的共性，既增强了这块土地的有机性和统一性，又增强了它的独立性，逐渐形成了它自己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属一种综合性文化模式，与畜牧文化、农耕文化有着明显的不同，因而它区别于黄土高原其他地方、其他民族的文化而自成一家，成为中国北方文化一个突出的典型。
黄土文化本属于地域性文化，但由于它具有以上所说的独立性、特殊性和典型性特点，使它大大超出了地域的局限，而具有了某种探示和涵盖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这些年来，黄土文化越来越受到海内外的关注，许多人涉足这块土地进行文化考察，“西北风”、“西部电影”在大陆引起了长期的文艺风潮，黄土地的民间文学、民间艺术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人们如此看黄土文化，将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来进行研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社会心方面的因素在内。但黄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是根本所在。笔者经历了30多年的黄土地生活和对黄土文化十多年专门考察研究，认为黄土文化的价值主要显示在两个方面：一是它在民族文化史上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一是它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探示研究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黄土文化的形成历史
任何一种文化模式的形成，都与当地的历史背景、民族演化、经济发展等联系在一起。黄土文化亦然。
从大约4000年前黄帝部落联盟转移至中原之后，到商朝建立这数百年的时间里，陕北黄土高原一带即成了一个远离中原这个政治中心的边远地带，除一些土著部落零星散居这里外，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些土著仍以部落形式出现，以牧、猎和初级农业为生存手段，或深山独处，或在这一带迁徙不安，过着原始的、自饱自足的生活。但是，由于他们仍采用着部落联盟的社会形式，加之生活稳定，所以经过长时期的发展，时至商朝中期，这些土著部族已壮大起来，还建立了“鬼方”、“犬戍”、“熏育”（荤粥）几个方国。成了商王朝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派别势力。这是陕北黄土高原的又一代居民的形成，我们且称之为“陕北民族”。
陕北民族是继黄帝部落联盟迁徙之后，在这片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永久性居民，他们的后裔一直传到现在。因而，他们与黄土文化模式的形成有着直接关系。
公元前13世纪时，高宗武丁曾发动了一场征讨鬼方的战争。据《周易》载，“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时至周朝，陕北族民的势力已发展得十分强大了，周王朝曾两伐鬼方，俘斩鬼方近二万人。经过这次大冲击，鬼方完全解体，重新组合为一个新的部族，称之为“猃狁”（或为“大戎”。笔者疑，所谓“猃狁”，即为“犬戎”之讹）音。这时的猃狁、大戎，其势力之大，已敢与周王朝分延抗礼了。周穆王时，犬戎已不大向周王朝称臣纳贡，而发展为刀兵相见。据《后汉书·西羌传》载，“戎敌不贡，王乃西征犬戎”。周宣王五年，猃狁部族已打到了镐京（今陕西长安），竟在骊山下杀死了周幽王。我国的第一部诗集《诗经》中，多次描写了狁与周王朝的战争状况。
从商代到周代这近千年的漫长岁月里，陕北黄土高原一直处在动荡之中，陕北族民们在战争的一次次冲击下，不断解体，又不断组合；不断减少成员，又不断增加新的成员。如此经过多次大的反复，终于以较为固定的形式存在了下来。这种形式主要表现为：政治上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以济上以农业、游牧、游猎三业并举的方式出现；社会流动性强却又趋于封闭；保持着较为原始的宗教信仰习惯及民情风俗；民间文艺具有了自己的形式和风格。
由此可知，时至周后期，黄土文化的基本模式已经形成。
这是一种多元体文化结构，是牧猎文化与农耕文化经过长期的融合后所产生的合成文化。在这个融合中，经济形式的多样化起着决定这种文化的性质的作用，而经济形式的多样化又源于多部族的融合。这种合成文化，既区别于华夏的农耕文化，又区别于其他游牧游猎部族的牧猎文化，因而它有着自己多方面的特点。这种文化形态发展到东汉时期已经完全成熟，逐渐稳定下来，一直延续至20世纪初。
谈到这里，一些史学家会对此提出疑义，认为黄土文化的形成期大概要晚一些，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其理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陕北一带多部族、多民族交融的一个高潮期。笔者以为，仅从民族学的角度看，魏晋时期确定是一个多民族融合期的高潮期，匈奴后裔赫连勃勃曾在这里建立了大夏国，并修筑了国都统万城。而且这样的融合高潮在陕北一带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秦汉以来，就有十多个少数民族以占领者的姿态在这里称霸。北宋时期，党史项族首领元昊曾在这里建立西夏国，国土东自黄河晋陕峡谷起直至西蕃一带，几乎囊括了整个西北地区，其统治达一百余年这久。这些多民族的融合、统治，无疑对黄土文化产生了影响。但从文化学的角度看，黄土文化基本构架、基本模式在周代已基本形成，后来几千看里无数次的民族分合，无数次的战争冲击，只是加强了黄土文化多元性特点，丰富了黄土文化的成份和内涵，而不是基本构架的改变，更不是文化模式的再造。另外，黄土文化中所包含的牧、猎文化成份，也不完全是外民族侵入的结果。因为周代时，华夏族的区域还集中在中原一带，西北地区，包括关中、晋西北一带压根就是戎狄的领地。我们称之为“少数民族”、“游牧部族”，是站在传统的华夏族、汉族的角度而言的。这些游牧部族、少数民族中，一些是侵入陕北的，一些本来就是黄土地上土生土长起来的，只是还没有完全被华夏族、汉民族同化而已。民族间的同化，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之中经过逐步的渗透而完成的。陕北黄土高原一带多民族的同化，经过了三千年的融合才告完成。因此，不能将黄土文化中游牧猎文化成份完全看作是外来文化的侵入。
前面说过黄土文化是一种区别于农耕文化和牧猎文化的综合型文化。更为难得的是，由于陕北黄土高原一带属边远山区，地理环境、交通等条件极差，经济价值不高，加之少数部族对这里的长期侵扰，因此历来得不到朝廷的关注，成了一个战争的漩涡，一个犯人流放地，一个与外地相对隔绝、相对闭塞的地区。几千年过去了，中国大地上原有的各种部族、民族在长期的融合中先后达到了同化，除现在的一些少数民族外，汉族文化已基本实现了大同，然唯黄土文化例外。长期的相对封闭，使它至今仍更多地保留着它本来的特征——原始文化、古代文化的特征，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立体型资料。因此，研究黄土文化，具有着探示中华民族文化、特别是中国北方文化原有特质的意义。
黄土文化的基本特点
概括黄土文化的特点，主要有如下几点：多元性；古朴性；对立性。这些特点，又反映在经济、心理等方面。
1、黄土地自然环境与经济模式
近代的黄土地高原与古代的黄土高原，在地理环境上是不一样的，从地质构造来看，陕北黄土地属于鄂尔多斯地台的一部分。鄂尔多斯地台，也称为陕西构造盆地，属温带气候，海拔在1200至2000米之间。二、三百万年前，在这里相继堆积的午城黄土、离石黄土，使这里覆盖上了厚厚的一层黄土，其厚度平均在70米左右，厚者达200米。大约5000年前，这里的气温还相当暖和，茂密的植物覆盖着大地山峦，野生动物也十分丰富，这些，为我们的祖先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分布在这里的大量仰绍文化、庙底沟文化遗址，向我们展示了黄土地昔日的繁荣。直至汉代，这里还是个水草茂盛的地方。据《史记·货殖列传》载，“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秦末汉初时，陕北一带为翟国。）汉代的一个《复议三郡疏》中描写这片土地是“沃野千里，谷稼即殷”、“水产丰美、土宜产物；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当时这里是汉武帝的六个大养马场之一。看来，至少在汉代之前，这里的气温还较湿润，森林植被较好，畜牧业在这里的经济中还占有极大比例；农业方式虽已普遍采用，但范围还不甚广泛，主要集中在川道平地，几乎没有山地耕种。
然而后来的变化却改变了这种环境。首先就是战争。连绵一千多年的民族之争、内乱，将这里变成了一个战争的漩涡，一个边关要塞。为了充实边关，从汉代起，历代朝廷都在这里大量设兵屯田。据《汉书》载，汉代曾先后七次向这里移民，仅公元前120年一次，就迁徙关东（潼关以东）贫民70余万人到这一带安家；仅一次就将60万士卒迁到这里戍田。据载，明末清初之际，清王朝曾将江逝、金陵一些大官宦、大富商合家流放至陕北一带屯田。明代永乐三年，朝廷曾将大批耕牛运往这一带，规定每百名军士必须配备到耕牛40头，用于耕作；明代成化九年，陕北一带长城修复竣工后，朝廷向这里广集劳力，对“墙内之地悉分屯垦，岁得粮六万石有奇”。到了清代，清政府更以优厚的奖励鼓励长城外的人入内垦荒，并宣布三年不纳粮，这样大量发展农业的结果，眼下确收到了一些实惠；但一代又一代这样搞下去，却破坏了陕北一带的生态平衡，大量植被，草地森林毁坏，水土流失日趋严重，致使沙漠滚滚南下，吞没耕地，填塞湖泊河流，这片黄土地逐渐变成了一个气候干旱、水资源缺乏的贫瘠之地，自然灾害频频，黄土层被冲刷得越来越薄。时至今日，靠近黄河沿岸的山峁已几乎变为石山。
自然环境的改变，引起了这里经济方式的改变，失去了草地、森林，使畜牧业失去了长期维持的条件，而农业逐渐在这一带的经济中占据了主要位置；畜牧业退居二线，成了一种“副业”。然而，这一带的农业还一直处于十分落后的状况，比人类初级农业强不少多少，几千年的耕作方式一直延续下来。除极少的川地外，一般没有灌溉，没有恢复力的有力措施，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天吃饭。生产工具和方式也很原始，老镢头是每个农民必不可少的劳动工具，笔者听见，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还承传着牛踩场、羊种谷的传统方式，由于肥源缺乏，施肥也仅仅是象征性的。据《延安府志》说，这里的“一寻地（三亩）施肥不过百斤”，“又耕之不力，鲜施人力，翻耕播种便属勤农，过此即属坐待雨泽，每有下种后趁食他乡至收获始回者”。以上记述，多少反映出了这一带农业的基本状况。总的来看，很大程度还保持着人类初级农业的特点，发展不大。
有一点需说明，即《延安府志》中将这一带农业缺乏灌溉、施肥等称之为“耕之不力”，说这是一种“惰性”的表现，这是不够客面的。少灌溉、少施肥，实为条件所致也。一是肥源、水源缺乏。这里十年九旱，水土流失十分严重，而每遇天旱须实施灌溉时，往往大河无水、小河干涸，取之何处？一是地理条件不利于灌溉。这里的农田多为山地，往往高出水面十多米甚至数十米，如何引水上山？即便引得上去，地形陡峭，有的地方连人都站立不稳，又如何浇灌呢？ 至于畜牧业，至今仍是这一带普遍保留着的一种经济手段，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畜养，但与昔日那种“群羊塞道”、“牛马衔尾”的景象相比，已相去甚远了。这里的生产一般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一般人家大都以种地为本，在可能的情况下再牧养少量牧畜，狩猎遗风普遍盛行，但季节性很强，一般在冬季农闲时进行。劳动分工，大体为家庭主要劳力（成年男子）专门种地，牧畜交由小孩或老人放牧。
这就是陕北一带经济结构的多元性、经济方式的传统性和经济形态的封闭性特点。但是，近代的多业并举与古代的多业并举还有着一些形式的不同，这里以家庭为经济生产单位。在古代，一般家庭或务农、或放牧，形式较单一；发展至近代，已少有专门从事畜牧或专门从事农业的农户，统一变成了以农为主，兼营畜牧、狩猎的综合型经济模式，游牧的形式几乎完全灭绝了。由此，人们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着小生产经济，一般没有专门的劳动结社。
2、黄土地生活状况
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采用这样的自然经济方式，生产效率很低，收获也就微乎其微了。过去一般年景，川道地亩产只有百多斤左右，山地产量更低，一般只有三、五十斤。若遇荒年，颗粒无收是常有的事。然而，越是亩产低，人们越是多开荒、多种地，以弥补亩产低所欠。陕北有句俗话，“掏一个坡坡，多吃一个窝窝”（掏、即挖、开荒；窝窝：指窝头）就是这个意思。而越是种的地多，亩产量就越是无法保证。如此恶性循环的结果，使得这一带全成了光山秃岭，凡是人能站得住的地方全被开垦了，但人们的生活，几千年来一直在温饱线上挣扎，吃着小米糖菜，穿着破衣烂衫，衣不遮体是这时原普通现象，贫穷、落后成了这块黄土地的一个徽记。清代一位名叫许谣的延州知府曾在他写给朝廷的一篇纪实性文章中，记录了陕北一带的生活状况。他说：“天下之民莫穷于延，天下之赋莫重于延……。延安府九州县，荒府伤惨之状通古史传所未闻……千里顽石，四围重阻，商贾难以至其地，行旅难以出其乡。以此，经营之路既绝，有力难以催倩而得财，有粟难以货卖而得银；毕世穴居，豕游铢罕，此其独穷于天下之民也，地实为之也……。民生莫不有居室，而延民独瓦砾荒丘而处；民生莫不有衣食，而延民独赭百结，肘露踵穿……。” 这位知府大人的描写虽然有着某些夸张，但也较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带的贫穷状况。只是有一点需要更正，即文中所谈延民“毕民穴居”、“窟土而处”的问题。他所说的，无疑是这一带的传统住宅——窑洞。这涉及黄土地的住宅文化。这位知府认为，陕北人住窑洞是因穷而致，执该看法的人不在少数。一位日本学者就曾发表文章，将住窑洞作为贫穷的一个例证提了出来，为此引起了国际争端。其实，窑洞是黄土高原西部的一种传统住宅，历史已十分悠久了，原始的先民们大都以此为居。《山海经》中那段关于二负的传说：“汉武帝发盘石，石屋中得一人”，其中的“石屋”，恐怕就是一种石窑洞。据专家们考证，陕北的窑洞建筑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那就是说，周代时期，陕北一带的居住模式就已经形成了。（这也可作为黄土文化基本模式形成于周代的一个例证吧。） 这里的人们选择窑洞作为他们的住宅，在于窑洞有着它多方面的优点；一是可以就地取材，免去材料的劳集之苦；一是随意性强，想在哪里住，看好地方用镢头挖即可，适合于这里社会不稳定、居民流动性强之特点；一是修造简便，成本较低；一是经久耐用，一般土窑洞可居住百年以上不用修缮，石窑洞的寿命更长，一般都在三百年左右；一是保温性能和隔热性能好，本地人谓之“冬暖夏凉”。 如此看来，窑洞实为陕北一带最为理想的住宅了，即使是在现代陕北人的以上中，窑洞也好于一般楼房。
陕北黄土高原一带人口分布一直很稀疏，无定河流域算是这一带人口较密集的区域了，到20世纪初，大的村子了不过二三十户人家。有首民歌叫《蟠龙街》主，开头唱道：“孙家崖，庄子大，十五户人家盛（方言，居住之意）的拉撒（方言、分散之意）”。大庄子才15户，小庄子就更少得可怜了，往往三户五户便为一村。据统计，70年代初，甘泉县第平方公里平均只有二人。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时，全镇才有17户人家。这些村庄零零星星地分布在这沟沟岔岔之中，村与村之间距离较远；山路崎崛，交通极为不便。乡间小路，窄者仅一尽来宽，沿沟坡而上，委婉曲折，俗称“羊肠小路”；交通方式以步行为主，有条件者以牲畜代步。即便是娶亲，山里人一般不坐轿子，而是骑牲口。民间有个讲究，新媳妇在迎亲的当天不准吃饭喝水，有的从迎亲前一天下午就开始节制饮食了。究其原因也很简单；途中不用解手。因居住分散且交通不便，又造成了这一带社会交往的缺乏。人们少有外出的机会。过去农村的男人们一生的活动范围限于本地几十公里范围之内。女人们则更少出门，有一生未进过县城者。笔者曾于70年代初骑自行车去过保安县张渠乡一带，那里山路陡峭，许多地方需人扛单车才有通过，而路边村民许多还不曾见过自行车。这样，社会交往大多是通过当地民俗活动进行的，如春节期间的拜年等。谁家有了红白喜事，邻近的亲友们则会到一块，相识的叙旧，不相识的便展开社交活动，包括相亲在内。 如此，人们的生活形成了一种封闭型生活模式。他们终日在这片黄土地上辛勤劳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延绵不绝。这是中国最典型的生活方式。因自然条件差，人们付出的劳动代价是巨大的，身背肩扛，体力劳动成了最主要的劳动形式，这里有句俗话“糠菜半年粮”，“喊得响，跑得快，肚子里装的酸白菜”，民歌中唱道“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还穿些烂皮袄”，“红格丹丹的日头照山畔，艰难不过庄稼汉；庄稼汉吃饭靠血汗，又有苦来又有甜；白白里山上淌大汗，到夜晚抱上婆姨（对妻子的称谓）当神仙”，“东山上糜子西山上谷，咱们黄土里笑来黄土里哭”……
这就是黄土地人们千百年来生活的真实写昭。
对立、统一的黄土文化结构
黄土文化，又是一个由多方面的对立而形成的统一体。
这仍然是由于多民族的融合造成的。有史以来，先后有近20个部族、民族在这里错居杂处，其中一部分本属陕北民族之一支，是这一带的土著，比如验狁、犬戎、白狄、党项等；一部分则来自较远的地方，如月氏、匈奴、鲜卑、女真、吐谷浑、高丽、龟兹、粟特（昭武九姓胡）、突厥等。这些本地的或外来的部、族，后来几乎都成了这一带的长期居民。多民族文化汇合一起，许多方面就形成了对立，这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时间才是个好东西，它像一剂消融良药能将对立双方慢慢溶解在一起，并再塑出一个新的形态来。当然，这个溶解再塑是个十分漫长的过程。试想，一个民族突然闯入了另一个民族的领地，首先引起的便是社会的动荡和你死活的拼杀。然后，战胜者同战败者在同一个环境中生活下来，年复年、月复月，渐渐地，历史的冲突在双方的心目中已成为过去，于是，他们开始贸易，开始谈论生产，开始民俗社交，开始通婚联姻——开始了文化上的交流与取长补短。这就是文化的交融。在这个交融中，各民族又依照生活的客观需要，在极力发挥各自文化的长处的同时，又极力吸取接受对方文化的长处，以弥补自身之不足，以适应民俗社会，就这样，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一个从相互对立而形成的统一的文化模式被再塑了出来。然而某一天，又一个民族的铁骑踏上这块土地，于是，对立消融再塑又重新开始……。千百年来，众多的民族、部族就在这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一出历史悲喜剧，再塑着一个包容多民族文化特点的、却又不同于其中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黄土文化。
关于人种属性
现在黄土高原一带的人群无疑都属于汉族，但这是长期同化的结果，溯其源却不尽相同。黄土地民族成员的复杂性，首先就造成了这一带人种的复杂性。由于某种观念上的原因，这里的人都不愿正视这个问题。但客观地说，哪个民族又不是经过演化而来的呢？
应当说，早期的陕北民族、也就是在秦代之前的陕北一带人，大都归属于犬戎或猃狁部族。秦代之后，在华夏民族同化的大趋势下，在多民族的错居杂处之中，经过1500年的漫长过程，至明代初期，陕北一带的民族同化才告完成。（后来仍有一些少数民族涉入该地区，如蒙古人、回回人等，但其性质为掠扰和军事方面的，未能进入融合过程，故不能包括在内，至于清代的同化，属全国性，亦不列入。）虽然距今已六七百年了，但是多民族特点在陕北人身上仍然有着不同程度的反映。比如，陕北一带的人身材较高大，体型为中性，体魄较健壮、舒展，结构较匀称，鲜见肥胖型和特瘦型；皮肤偏白，头型偏平，额头较宽，眼睛较大且多双眼皮，睫毛较长（俗称“毛毛眼”）；鼻梁挺直，鼻根处多有凸骨，恰好民歌中描写的那样：“的脸脸坐在高梁地，毛眼眼看看人有主意”，“旱烟杆杆鼻子宽额颅，走路好象风摆柳”。更有一些人双眉交织，眼窝较深，眼睛偏黄色，明显带有西番和中亚人的味儿。 多民族的融合，其实是个人种优化的过程。陕北一带自古就是个出美人的地方，传说中的貂婵、吕布就都是陕北人，这里有个民谣，“米脂的婆姨（妻子）绥德的汉（丈夫），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米脂、绥德、清涧、瓦窑堡均为陕北县名）。
多民族的特点也反映在这一带的语言方面。据《太平寰记》载，“俗谓丹州（即现在的陕北宜川县）白室胡头汉舌。白室即白狄语为伪尔，近代谓之三部落稽胡，自言白狄后也”。这是胡汉语言融会的一个明显例证。如今，这里的语言仍具“胡”风；鼻音较重，语言节奏缓慢，语言发直发硬，并间有“格”音和叠字出现，如“红格丹丹”、“兰格英英”，“巧格灵灵”。
宗教信仰方面
在宗教信仰方面，多民族的文化特点就反映得更为显明了。古人这里被称作的“猃狁”，定是一种较大的野兽无疑，但究竟是哪种动物，已无法考证。但犹也好，熏育也好，犬戎也好，恐怕都与这一带原始部族的图腾崇拜有关。《山海经》中云，“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犬戎”。可见犬之崇拜是这里的一种原始宗教反映，而且是“白”犬，这与陕北人的服装一贯尚白色，以及曾在陕北长期居住的白狄部族或有着承传关系吧？
古人崇拜狗，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便是祖先说，敬仰祖先不光是汉族的风俗，恐怕是人类的通俗吧？其二，与陕北的经济形式相关。狗与狩猎、畜牧有着特殊关系。在这些直接关乎人的生存的活动中，狗充当着人的得力助手和保护神的作用。它保护着牲畜，也保护着人，它的对手不仅仅是野兽、动物，还有鬼魅。人们认为，狗能在夜间看到那些东西，并常常与之拼搏，以保护住宅和主人，人常说“狗通人性”、“狗是忠臣”，可见狗在这一带人心目中的地位之高了。
多民族宗教观念的融汇，增强了多元性，却失去了同一性，反倒使得这一带没有了主体宗教。道教，为中国传统宗教，佛教从北朝时传入这里，这些大教，都在这里留下了它们的印记，位于黄河岸边的佳县城南五里之处的“白云观”，当为这一带道教之第一大观；佛教的石窟、佛像、佛塔（浮图）遍及该地区。但是在民间，在人们的观念中，似乎还没有形成完全信仰，这一带的宗教建筑还是很多的，几乎每个大些的村子边上都有个小庙，但这些小庙许多没有名称，不知其宗教所属。在人们的心目中，只要是个庙即可，都一样。且许多庙宇释、道交混，延安清凉山是个较大的宗教圣地，山顶为道观、山腰为佛洞，其祀祈时间也是统一的，年年为古历四月八，统称“四月八庙会”，笔者曾经见过一小庙，庙正中画有如来佛像，两边却塑立着四大天神。 尽管是些不知名的小庙，却是万用的，乡民们无论何事、何求、或祭祖、或求雨；或祈福攘灾，或求子求医，统统去村头小庙谒拜。正如民谣中所说，“见坟就磕头，见庙就烧香”。 在陕北的民间，人们仍然保持着早期的宗教观念，也就是周文化的特点，信奉鬼神，信奉自然，民间巫术十分盛行。《通志》云，这是“人勤稼穑，俗尚鬼神”；《榆林县志》云，“延长俗佞佛而信神”。这种鬼神信仰，是原始信仰的延续。中国道教的形成，便是依商周时期民间神鬼信仰为基础的。汉代之后，儒、释、道三大宗教风行全国，然而陕北的民间却仍保持着周代遗风。民间巫艺、星占卜卦至今盛行。家人生病，不请医生请神婆巫医；孩子跌碰受惊，家人习惯夜间持孩子上衣去出事处或路边去叫魂；家庭出冷事，（意外的、偶然的事俗称为“冷事”）便请巫师来驱鬼避邪。至于红白事，更是鬼的世界，避讳甚多。比如过去嫁聚迎亲，新娘子动身前需反穿红袄，面抹锅底烟灰，打扮得越丑越好。为什么呢？以防途中被山神鬼怪看上抢了去。白事中有“献牲”仪式，将献牲身上泼上水，然后祈请鬼魂将贡献收下，直到献牲身体一抖，便为被鬼魂领走。民间叫这仪式为“羊领牲”。民间许多职业或兼职的阴阳先生，是此类活动的主持人，这些阴阳先生是人与鬼的中介，他们能卜能占，能避邪攘灾，能引导和规劝善鬼，能镇赫驱赶恶鬼，因而在民间极负权威性。 这一带的民俗活动，大都与神鬼有关。比如大秧歌中的四人场子，即古代巫师的跳神演变而来；秧歌队沿门子拜年，据说就是为每家每户乞福攘灾。而民间的转九曲，有人说它来自于古代战争的黄河十八阵，其实它是阴阳八卦图的现示。这晨的民歌中也大量描写了这类活动。比如：“点上一柱香，烧上那两张裱，把我那男人叫狼吃了”就是搞民间巫咒；“哥哥走了整半年，拉上个山羊许口愿；前沟里有雨后沟里晴，我为我的哥哥许上一口牲；哥哥走了一年整，我抽签打卦问神神”；“手指上老天赌上个咒，谁卖良心谁断后；一碗凉水一张纸，谁卖良心谁先死；一根干草十二节，谁卖良心吐黑血”等等。 这种民间的巫术，诸如星占、卜卦、祭牲、符咒、驱鬼等，在史前就十分盛行了，而其源，恐怕要追逆到原始社会。按《延长县志》讲，“师巫在三代已有而沿习既久”，传说中的轩辕黄帝大战蚩尤时，就请出了风伯雨师而呼风唤雨，其中的那个叫“旱魃”的所谓女神，恐怕就是一名女巫。占卜、祭牲，本是产生于早期游牧猎部族的巫术，后风靡世界，这与游牧、游猎的经济方式有着直接关系，游牧游猎不同于农业生产，它环境的变化大，事物的突发性强，明白将去何方？前程是凶是吉？有无收获等等，不可知的太多了，人的心理长期处于不安定状态，而占卜正是满足人们心理平衡需要的一种手段。占卜之风在陕北一带风行，经久不衰，显示了黄土文化中游牧文化的特点。
精神、心理、道德
多民族文化的特点，更集中地反映在黄土地的精神、心理、道德方面。
过去的黄土地人究竟是怎样一种人呢？对此，陕北一带的地方志中多有描述：“俗骄悍、喜功利；习骑射、尚忠勇”。（清《延安府志》）；“尚气节、先勇力”（明，《延安府志》）；“怀忠畏法、果敢勇往”；“习弓矢、好战斗”；“好交崇俭，民风淳朴，虽贫苦不为盗贼。惟妇不知识，自昔已然”（清，《榆林府志》）；“水甘土厚，风气冲和；民尚勤朴，多喜射猎，不事纺织；文武士大夫颇尚气节”；“土风淳朴，民情愚憨，务本不知逐末”（清，《延安府志》）；“雕阴、延安、弘化连接山胡，性多木强，皆女谣而妇贞，盖俗然也。朔方、榆林地接边荒，多尚武节，亦习俗然也。”（《隋，通志》）；“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翟（狄），修心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汉书，地理志》）；“急功重义，坦率愚耿，不事谀佞，有豳歧遗化焉。”（《安塞县志》）；“安定风土刚劲，习尚淳庞，重气节。虽贵显坐语皆逊、让不敢先。”（《安定县志》）；“山川塞，人多淳朴，好义急公。有无偿相待，贫富不相耀，吏胥无舞文之奸。”；“延风淳朴而不审是非，不察利害，一时迁就，终获噬脐”；“性胆不退却，有古小戎之风”（《延绥府志》）…… 通过以上摘抄介绍，我们大体可以看出黄土地人的精神、心理、性格、道德、风俗、人格等方面的特点了，首先，便是重义。他们重义、重情、轻利、憨朴、坦荡。笔者在这里数十年的生活中，对此感受切深。黄土地人的人格、道德、情操的档次是很高的，可以高尚概之。《清·延安府志》为这里的人概括了个“四美”。说：“延民有四美：一，结婚不论财，耻攀势利，罔争聘胡祀民；一，交友多重义，武人行阵不避生死，文士隔境联社，后先相接；一、思先时尽哀；一，好善勤施舍。”关于“轻财”，《延安府志》中说，“各乡镇集场系隔河晋民邻邑韩城、澄城等处商贾盘居渔利，坐致奇赢，土人袖手脾倪，莫与争利也”。那么，他们为何而如此轻财呢？因为他们认为钱财害义气，钱是万恶之源。这里有一首民歌，叫《十爱钱》，详尽地列数了钱对人的危害：“树叶叶青树叶叶圆，人生在世都爱钱；皇王爱钱多无道，胡儿爱钱反了天朝；父爱钱，子不孝，兄弟们爱钱失同胞，朋友们爱钱断世交，妯娌们爱钱把家分了”。歌子最后总结道：“银钱本是迷人性，劝世人莫要贪钱”。“迷人性”，便是他们轻财轻利的原因，在他的观点中，义和财是不相容的，而商人做买卖，是为了赚钱的，那么，无商不奸了。这里人不经商，原因即在于此。 这里还有句俗话：“义是一口气”，社会普遍敬重尚义者而卑视势利人小，有句民歌唱道：“阴沟里的冷泉黄河里的水，人不讲义气不如个鬼”，俗话也说“为了一口气，折了二亩地”，对于那些阳奉阴违、诡诈的人，更为社会所不齿。这里人所谓“义”包括的内容很多：诚实、坦荡、忠勇、敢作敢当、不谋私利、行事大器等等，有道德行为范畴的，有精神气质范畴的。总之，这个“义”，就是要象条汉子。
黄土地民间文学作品中，对这一带人的尚义精神揭示得十分充分。《木匠的朋友》夸张地表现了这一特点。有许多民歌，无论文学上还是音乐上，都很有陕北人的气质感，“羊肚子手巾哟三道道红，刚强呀不过个陕北人；脚踏着地来哟头顶着天，世上的那好汉咱一人担；正响午的日头哟后响午的风，那炸油糕的火呀咱们的心！”有一首酒曲；“酒瓶抱在怀，我有那曲儿唱出来。拦羊嗓子回牛声，一声就把个天惊开。哎么，对面洼，对面崖（nai音），对面的好汉你过来，咱二人唱它个喜开怀，阎王爷见了咱也喜爱！”还有《黄河船夫曲》、《信天游》等等。 重义、坦荡、刚强，已成为黄土地一带的一种道德准则，一种社会风尚，也是这一带的世俗心理模式。在这种模式的熏陶下，千百年来，无数英雄豪杰在这里叱咤风云，建立丰功伟业。比如：轩辕黄帝在这里开创了华夏文明，大禹在这里治理天下洪荒，与黄河壶口瀑布相映成辉；战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吴起在这里长期镇守，威镇西北，他的英名与这里的吴起镇一同传至今日；秦始皇曾两次涉足这里，把宽30多米，长700余公里的秦直道从关中直修到了包头以北的九原；西汉时期的飞将军李广长期在这一带驻守；龙城飞将御汉关，故马岂敢度阴山；东晋的安北将军屈子（又名刘勃勃，即赫连勃勃）在这里建立了大夏王国，统万城遗址留存至今；北魏出生在延安城南花源头村的巾帼英模花木兰，替父从军，传为千古佳话；北宋时出生于神木县杨城的名将杨继业、杨家将，英明流传至今（杨于986年在晋北作战时重伤被俘，后绝食而死）；党项族首领李继迁、李元昊在这里建立了西夏王国，与宋王朝分庭抗礼一百余年，其疆域从黄河晋陕峡谷直到西月氏、土蕃一带；米脂县李继迁寨的农民起义领袖闯王李自成（党项后裔），从这里出发，三返河南打进了北京城……。千百年来，在这块黄土地上洒满了英雄血和美人泪。 有人曾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一些北方的少数民族往往能战胜庞然大物汉民族呢？这当然是个复杂的问题。但是笔者以为，精神气质方面的不同应为一个重要原因来看待。汉民族是个农业民族，农民们经营土地，有较固定的生活场境，固定的住所，以家庭为基本核算单位，他们春耕春种，夏锄秋收，生产程序较为固定，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心理上的消极性和依赖性（心理学称之为“现场依赖性”）。为什么？依赖老天，依赖客观，天不下雨，你纵有天大的能耐也无济于事，于是，奋争精神逐渐减退，而保守观念、等靠观念便占了上风。况且，天旱又不是旱我一家， 要挨饿大家都挨饿，于是，小农经济的自私心理也应运而生了，这种经济方式、生活方式，也很容易削弱人的主观斗志，形成收缩型心理；遇事往回想，围着“我”字打转转，或怨天忧人，唉声叹气，脖子往回缩，唯独少了一个“敢”字。笔者所经验，干农活干快了，便会被人认为“不地道”、“没苦水”。在这些方面，游牧、游猎却不同，他们的生产、生活，往往是以一个个群体形成出现的，共同的生活，共同的利益，共同奋斗往往成了他们生存下去的首要条件、基本保证。这就形成了一种奋发精神，拼博精神去完成之。他们一生随水草迁徙，无常处之地，生活的多变性可以培养出一种放射型心里。加之他们面对的总是新的生活环境，而且每时每刻都可能有新的情况发生，这个新环境、新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能不能应付得了？这一个接一个的未知情况，培养出了一种勇于探索的精神，而对这些不可知的探索过程，又激发培养出一种开拓精神，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特别是狩猎，紧张激烈程度很强，具有冒险性；一种猎物的取得，有时要经过拼搏才能得到，而这种拼搏大多都是以个体形式出现的，因此往往培养出一种拼争精神和相对独立性（心理学称之为现场独立性）。
如此分析比较，情况就很清楚了：一个是集体观念，一个是小家庭观念；一个是积极探索、开拓；一个是消极等待、保守；一个是努力拼争、主动出击；一个是畏难怯弱、主动退缩……精神心理等文化因素对于战斗力的强弱怎么能没有影响呢？
以上所说，只是想从文化的角度进行一些客观的研究分析，只是就某一方面而言，并无对哪种文化、哪个民族的褒贬之意。其实，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有长有短、优劣兼蓄的。农耕文化中的精神心理往往以其韧性见长，勤劳、节俭是其中的支柱，人们普遍坚持和为贵的观念，尊老爱幼是几千年的传统美德。而游牧游猎文化中又有其难以避免的缺陷，一为柔韧不足，一为侥幸心理严重。游牧文化还有一大劣俗，即散漫成性，时间观念极差，生活节奏松缓。这些，与他们所从事的经济形式仍有着直接关系。
正是这多种文化的交融汇合，构成了黄土文化的特殊形态。在这个形态中，保守与开拓、怯懦与勇敢、开放与守旧、畏缩与开放、柔韧与侥幸、勤劳与懒散、消极等待与积极进取等等交织一起，相互对立又相铺相成，相对立而共存，相矛盾而统一，由此形成它自身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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