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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国家在经历一场信仰危机，而且这危机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从二十年前有个名叫潘晓的人写了一篇文章：“生命的道路为什么越走越狭”（大意如此），信仰危机就开始浮出水面。许多有识之士都在探讨危机的成因，寻找解决危机的办法。
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谁是信仰危机中的主体？
中国有5000万以上的基督徒，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有信仰危机。我在云南呆过，没听说过那些生活在西双版纳的佛教徒有什么信仰危机。全国各地的回民也都安安静静。我在西藏游历了一个星期，看到藏民面露安宁，个个虔诚，好像也没有什么信仰危机。到处宣传读经运动的黄埔军校蒋校长也不会有信仰危机，他知道“天将降大任”给他，所以虽相应者寡，他也乐此不疲。在牢里的江姐们也不会有信仰危机。生活在与方舟子同一个国家，被方舟子称为“不懂科学”但信神的人，虽然经历过无数的经济危机，但从没听说过他们经历过信仰危机。东南亚各国有军事政变，但没有信仰危机。因此我们要问究竟谁在经历信仰危机？这就好像艾滋病在中国开始蔓延，我们首先要搞清的基本问题是，谁是艾滋病最容易感染的群体。
在中国，容我武断地说一句，无神论者才是信仰危机中的主体。无神论者是信仰危机的始作俑者，也是信仰危机的受害者。
在我国，除开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小学，所有的人都被强制要求接受无神论教育，从小学到博士。（无神论唯物辩证法是考研的必修课）。老师也被要求只能讲叙无神论的唯物辩证法。就是介绍其他思想、信仰时，也要用无神论去批判一番，以免学生“中毒”。其实许多老师都对唯物辩证法提出质疑，但在课堂上却不能表达任何异议。我们的学生，少则接受了5年，多则18年的无神论哲学，道德的教育，但一旦他们走向社会，社会只消用三个月的时间就将我们同胞多年接受的无神论教育打得落花流水，于是信仰危机就这样产生了。
由此可见，无神论信仰何其脆弱，何其不堪一击。
产生了信仰危机的人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的真意，于是有人归向基督，有人投奔寺庙，有人拼命赚钱，有人去实践性学大师潘绥铭提倡的“一夜情”，有人变成“愤青”，在天涯灌水滥炸。
我们的无神论教育非常失败。就像学校教导学生不能抽烟一样。胆大的，在学校就偷偷摸摸地抽，胆小的，一等毕业就迫不及待地抽。你问他们知道抽烟的害处吗？他们都会回答，知道。但为什么要抽？“因为大家都在抽。”当青年学生毕业到社会一看，说，只有傻帽才去信无神论的哲学与道德，因为大家都不信。
这时无神论者不好好反思自己的哲学与道德究竟错在哪里，却只能进一步强化垄断教育、出版、反宗教的法律，同时一个劲地指控是“神”这个毒瘤在毒害国人，传播宗教信仰者是“往往是无知无畏无耻之尤”（方舟子语）。无神论者还一个推卸责任的说词：信仰危机是外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带来的结果。事实上，信仰危机是土产，是无神论者的专利。方舟子不也是赞同民主吗？在目前信息极不对称的情况下，有神论者还能攻城略地，如果无神论者有勇气也将市场机制也引入到信仰领域，那么不出五年，无神论在中国就会分崩离析。
无神论目前在中国还享有绝对的优势地位，无神论者应该好好地利用这一优势积极反思、发展出一套能经得起考验、切合实际的哲学和道德理论。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看上去很严密，实际上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而民主是迟早的事，到时候如果国人95％的人都成了有神论者，那时方舟子就是抱怨没几个人懂科学也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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