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立
中国现代作家的笔名“纷繁复杂，千变万化”，单是鲁迅先生自己就有一百四十多个笔名。“赵令仪”这个笔名，鲁迅先生仅用过两次。第一次见诸1934年1月12日《申报》副刊《自由谈》的杂文《女人未必多说谎》；第二次见诸1935年5月20日《太白》半月刊第2卷第5期的杂文《论“人言可畏”》。“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的鲁迅先生在《女人未必多说谎》中用铁的事实坦言，与其说“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不如说“女人被人指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的时候来得多”。在《论“人言可畏”》中，先生痛斥新闻媒体对“更弱者如阮玲玉一流人”命运的扼杀。我是赞同李允经在《鲁迅笔名索解》中的解释的，赵令仪，“在旧社会是很像一个妇女的名字的”，鲁迅以“赵令仪”这笔名发表的两篇杂文，就内容来说，“都是为妇女抗争的”，这个笔名很可能是鲁迅先生联想到西汉的赵昭仪（即赵飞燕）而起的。
想不到的是，用“赵令仪”做笔名的不单鲁迅先生一人，还有黄裳。
鲁迅先生应刘半农先生之约，曾在《世界日报副刊》上分四次发表了他的《马上日记》，黄裳也“如法炮制”，分四期在《宇宙风乙刊》上刊发了他的《读书日记》（收入先生的《来燕榭集外文钞》时是合在一起的，笔者查阅原刊，《读书日记》分别发表在1941年8月16日第50期，10月1日第52、53合期，10月16日第54期，11月1日第55期）。对此，他曾这样回忆，“因投稿而相识的有《鲁迅风》和《萧萧》的编者文载道和《宇宙风乙刊》的编者周黎厂，就是写过抗日杂文的吉力。我为后者写了一篇《读书日记》，署名赵令仪。文章是模仿鲁迅先生的《马上日记》的，连笔名也是先生用过的笔名。当然又是‘画虎不成’。但因此却与黎厂相熟了。”日记中还多次涉及鲁迅先生，比如谈到鲁迅先生关于安特莱夫《红的笑》的译本的争论问题，鲁迅先生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以及两首《无题》等等。当时的黄裳只有22岁，画的“虎”还是“惟妙惟肖”的。
黄裳用“赵令仪”署名的另一篇文章是刊发于1942年4月15日《文艺生活》第2卷第2期的《去国草》，在正文前有编者的话：“作者是我们赴缅部队中的一个政工人员，他在我们的部队将开出国境时，写下了这一篇文章。作者在写给编者的信中，曾这样说着：‘明天我们即入缅去了，可是大家对于祖国仍有太深的眷恋哩’。”文字是激昂的，写出了作者当时为万世和平去斗争的激动心情和对祖国“太深的眷恋”。《去国草》是笔者找到的黄裳的集外文。
黄裳不仅用鲁迅先生的笔名发表文章，而且还为鲁迅先生开创的杂文时代的复兴呐喊，发表《杂文复兴》，“解放以后，大家都在怀疑：是不是杂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问题似乎并未得到结论，然而事实则是杂文的沉默”，要复兴杂文，就必须要“站稳了立场，抓住了论点的积极性和建设性，不要流于‘淡话’”。可惜的是，黄裳先生却因为这篇文章闯了祸，遭到了声势浩大的批判。
鲁迅先生在《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中曾说“一个作者自取的别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从“赵令仪”这个笔名的使用情况的钩沉中也可以窥见他们的若干思想吧。更有意思的是，他们二人的笔名都比真名更被世人所知。
作家的笔名“纷繁复杂，千变万化”，不了解某些作家的笔名，他们当年载诸报刊的文章就无从寻觅，而翻看当年的报刊，那署以各种笔名的作品，又难知出于谁的手笔。为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我们必须揭开这些谜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