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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被媒体和市场联手打造的文化符号，“国学超女于丹”这两年来多少有些沉寂。然而，本月17日在北大百年大讲堂举办的一场昆曲商演上，发生的于丹被观众轰下台一事，又将于丹推到了公众视线的焦点上。 关于此事，已有现场视频流传于网络，情形是简单明白的：当昆曲节目表演结束，进入谢幕时，以10位昆曲界著名艺术家伫立作背景，主持人请于丹上台讲话，身着超短裙、黑色长丝袜和超高跟鞋的于丹在观众喝倒彩声中走上舞台。当于丹在接受台上一位老艺术家献花之后开始讲话说“我先代表大家……”时，有观众喊出“于丹下去”，并且得到其他多位观众的呼应，于丹只得放弃讲话，退到后台并悄然下台。 我以为，这是一个文化利好事件，至少可概括出三点。 首先是对于丹教授的利好。 于丹现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虽然出身于文学硕士，但长期从事的是媒体策划及相关教学，2007年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论语》成名后，就在国内文化市场以“国学专家（大师）”的招牌行市。于丹之所以能暴得大名，一方面来自于她以媒体中人的敏感捕捉到了当时受众的普遍心理需要，并以简洁明快的演讲方式予以灌输，另一方面是，她由中国受众最广的媒体央视捧出。 以“国学”行市，于丹无论从知识层面，还是从精神层面，都有难以弥补的局限。她声称自己四岁读《论语》，但对《论语》的解说错误百出，而讲《庄子》更是臆断妄议，基本文理不通。讲点实在话，于丹讲国学，犹如没有根底的票友在“曲苑杂坛”里充大师。 成名后的于丹，并没有自我反省，或扬长避短，而是在与媒体与市场的合谋中随行就市，高调扮演文化市场的“国学符号”。市场将她作为一个现成的招牌利用，而她自己则自甘做万用的狗皮膏药，任人招贴。这次在北大被轰下舞台，无疑是包括北大学生在内的现场观众给了缺少自制的于丹教授一个当头棒喝，重重地提醒她：自知、自明、自制、自检。如果于丹教授从中获得教训，对于她未来的发展，将是有益的事情。 其次是对北大优秀传统的利好。 北大的优秀传统是蔡元培先生掌校时培植的“兼容并包”。“兼容并包”，是在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前提下，允许差异，鼓励多元，从而创造丰富而有生气的学术空间。因此，在元培先生治下，北大为风格迥异、观点差异甚至立场冲突的胡适、鲁迅、辜鸿铭、黄侃等学术大师提供了自由空间。“兼容并包”无疑是北大之成为世人心目中之北大的始基。但“兼容并包”并非良莠不分、清浊不辨，更不是阿谀逢迎、同流合污。相反，是有原则、有格调、有情操的。我们回顾北大历史，就可看到学术大师们为了追求真理和理想而不妥协的斗争。 中国的传统精神中，儒家精神凝聚于“诚”，道家精神凝聚于“真”。于丹的市场国学，除其基本知识缺陷外，更根本的是缺失真正学者必具的“诚”和“真”。这两三年来，公众慢慢厌弃于丹，评价她最普遍的一个字就是“装”。包括北大学生在内的现场观众在于丹未开口前就抵制她，直至把她轰下台，根本原因还不是于丹以昆曲外行来扮演专家角色，而是公开抵制这个“装”的于丹。观众此举，不是拒绝差异和多元，而是要抵制于丹所代表的市场的虚伪和流俗对严肃文化的欺凌。 再次是对营造健康文化空间的利好。 一个健康的文化空间，应多元并存，因此构成文化的丰富多样性。一个健康的文化空间，在根本意义上，始终存在着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矛盾，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必然存在着市场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冲突。从文化传承和创新发展的意义上，保持经典艺术的纯正性、追求高雅艺术品位，是以高雅文化为载体的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 昆曲艺术，虽然源于民间，但数百年间经历代文人、艺术家的创新提练，已结晶为一种具有世界文化遗产意义的高雅艺术。作为高雅艺术，昆曲具有它不容毁损玷污的格调、品位，因此演出和观看，都具有严格的仪式意义。坚守其格调、品位和仪式意义，从文化学的深层意义讲，就是坚守文化自身的内在价值和纯正性。 于丹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代表的是市场流行文化，她出席这次昆曲演出的着装明显轻佻而不合场景，观众（戏迷）对她的抵制，实质上是高雅艺术对流行文化所依凭的商业权势的抵制。正如许多网民指出的，无论这次昆曲的演出地北大，还是当晚现场，真正的昆曲研究专家，诚心真意热爱昆曲艺术的学者多不胜举，为什么主办方偏偏就要把一个高度市场化的“于丹”商标贴在这场大家荟萃的高雅艺术演出上呢？ 根本原因是这些年来，市场经济快速扩张，引导了流行文化的过度发展，乃至于作为流行文化符号的若干明星同时也成了高雅文化的代言人，这实质上是流行文化对高雅文化的侵蚀。而高雅文化流行化，是2000年以来中国文化的普遍状态。正是在这个状态下，主办方才将“于丹”引用为这场高端昆曲专业演出的“总结性”符号。现场观众抵制流行文化的商业符号“于丹”，就是高雅文化重新对流行文化说“不”。 “于丹被轰”，作为一个文化事件，是开启高雅文化自我重申的一个契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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