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民权至上的思想来源 孟子有句著名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社稷是什么?社稷就是特定朝代的“国家”的象征。在古代农业社会里,农耕是国家的根本,而社稷是土谷之神,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建立“宗庙社稷”以便祭祀。社稷完了,这个朝代也就完了。所以老《词源》解释说,社稷就是 “国家之代称,古灭国,则变置其社稷,故谓国家为社稷。”民、君不用解释了。 这样一来,按照孟子给我们排的顺序,在民、国家、皇帝三者之中,老百姓是最重要的,“民为贵”;国家是第二位的,“社稷次之”;皇帝呢?不但排在老三,而且孟子特地加了个“轻”字,“君为轻”。一个是“贵”,一个是“轻”,在孟子眼里,什么国家、君主,都没有老百姓重要,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君主和黎民的位置颠倒过来了,难怪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要把孟子从学宫里清洗出去啊! 实际上孟子并不是要进行什么理论上的伟大创造,他不过讲了一句实话,揭示的天地人间的最普通的常识。没有老百姓哪有国家?国家只有一个,皇帝不但可以更迭,而且可以有条件的选择,汉文帝死了,汉武帝上,不是说汉文帝一死汉朝这个“国家”就不存在了。所以,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说得完全符合实际。 而就是这么个极其简单的普通常识,却让孟子成为“人权大于主权”的先驱。无论国家、政府,还是皇帝、总统,比起人民来,都是次要的,这不就是“人权大于主权”么?想当年小布什花了不少脑筋,好不容易发明了一个“人权大于主权”的概念,高兴了好一阵子,岂不知咱们老孟两千数百年前就刻之于版、书之于帛了。 那么,孟子这种先进的思想从哪里来的呢?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的,他也是从前人的实践总结出来的。 一般来说,一个朝代,一个国家建立之前,要与天斗,与人斗,从自身艰苦创业的实践中,那些首领们都知道团结人民的重要,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心,斯得其民矣”。离开老百姓,他就是个空壳,光杆司令一个。所以这时候,他不会利令智昏,他会按照常识办事的;只有掌权之后,在吹鼓手们云天雾地的歌颂之中,成了“天子”,而老百姓却变成“子民”,不值钱了,“君贵民贱”了。 据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从弃封于邰,号曰后稷,世代以农为本,艰苦创业,经历13代,传到古公亶父,其间从邰(就是现在的武功杨凌国家农业基地),迁到戎狄之间。尽管古公亶父积德爱民,继承后稷、公刘的事业,受到老百姓的爱戴,但是却经常遭到戎狄的野蛮攻击。戎狄先是要财物,得了财物又要土地、人民——谁都知道没有土地、人民就没有国家啊。这时候人民不干了,主张跟戎狄拼个你死我活,从而引出了古公亶父一段惊天动地、万古不朽的话来—— 『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幼,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廓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乐之,颂其德。』 古公亶父面对戎狄之战争,首先考虑的是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他说啊,戎狄攻击我们无非就是要的是土地、人民,而老百姓在我领导下与在戎狄领导下不都一样过日子么?人民如果因为我而去和戎狄发生战争,必然死伤惨重,“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不忍心啊!于是他就率领自己亲属离开豳,渡过漆水、沮水,翻过梁山(乾县),到了岐山之下,开创了一个国家的雏形。所以后来武王灭商统一天下的时候,追尊古公亶父为“太王”,“盖王瑞自太王兴”耳。你看看啊,在古公亶父眼里,他的人民就比他将要建立的国家社稷要重要得多,比他和他的家族要重要得多。这不就是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么?这不就是所谓的“人权高于主权”么? 这,就是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由来。我们知道,孔子那一套基本来自周公,孔子的仁,就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恢复周公那一套礼教秩序,就是仁了;而孟子进一步直接把仁引入人道、人性悲悯的概念:“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就是他的基本论点之一,由此他才能导出民生、民权大于主权、君权的结论,一个连恻隐之心都没有的人,当然不会把老百姓生死存亡放在心里,更遑论信仰人权之大于主权哉。 古公亶父这一片惊世骇俗的话,经过孟子上升到理论,对后世那些知识分子影响是很大的。因此,罗贯中在他的《三国演义》里,就描绘了宁可冒着完蛋的风险,也要顾及十几万紧跟他的民众的仁义的刘玄德的光辉形象,一直到现在,仍然在感动着亿万海内外华人。 谁说我们的文化里没有自由、民主、人权的亮点呢?有些人不过不愿意去发现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