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 进 乎 道
有新闻报道说，有位姑娘在博客上撰文声称准备出卖自己身上的某个器官来实现拥有一辆小汽车的梦想。显然，对于那些深受广告及传媒的影响而建立起来的商品价值的认同，并不能等同于生命价值。对于生命的不断追问，并在一生中实现其价值，是传统精神中“道”的根本。可见，现代生活离不开传统精神。但实际上，当现代工业在不断地向前发展时，经济全球化已成为这个时代不可回避的潮流。另一方面，当现代人从忙碌紧张的生活中返回自然的时候，却在短暂的旅游中发现了自然风光的奇妙。从小车到自然，从梦想到奇妙，正在经历着一次价值的转换。但是，当人们再次回到生活中的时候，又将经历新一轮的忙碌。于是，在忙碌中无奈，在无奈中等待，在等待中消费，在消费中存在。不难看出，消费的生活连同生命价值也一起消解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发现自然风光的奇妙也只是消费的不同形式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自然的发现已经使我们看到了心灵的某种暗示。由于进入了自然的某个场域而引发了心灵的某种感动，这感动来得如此突然，不可思议。有如诗人从“关关雎鸠”的身上看到了君子、淑女的感动一样令人感动。如此看来，尽管消费生活与经济全球化一样不可回避，但感动却是可能的。进一步说，如果不把商品消费看成是唯一价值的话，人对价值的实现本来就应该受到尊重。其实，消费的多样化早已说明了商品消费不是唯一价值。或者说，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价值不是究竟价值。如果我们一定要说商品是唯一的价值，或谓消费生活是全球性存在的话，那也只能说明人心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日趋世俗化，并在私利与私欲中变坏了。如果连感动的可能都丢失了，那将如同湖面上的浮萍，虽具繁荣的表面，却因无根的生活而永远无法理解松柏之后凋的精神。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传统精神变得非常重要。
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感动是可能的，当人进入自然的某种场域时往往会引发心灵的某种感动。反过来说，有没有可能通过某种途径将“场”还原呢？如参看《礼记?中庸》的论述,可见一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古人的这个论述，旨在说明唯有至诚的人，方能将自己从一个“自然人”（人）转化为“文化人”（仁）。进一步讲，仁者爱人的同时也在关爱一切生命。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生命的关怀使人与天地之化育在其“性”向上趋于一致。因此，尽管人性与物性各自独立，但由于至诚的缘故而使人达到了与天地同参的境界。例如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矣。”（《孟子?尽心上》一三?四）具体而言，这是一个从点的思维（正心、诚意）再到线的思维（修身、齐家）之后归综到面的思维（治国、平天下）的过程。庄子也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在他们的言论中，我们可以感到“场”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点的思维乃其相通之处，并且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不是二元对立的。庄子通过“心斋”的方法进入了“场”，孟子则在养“浩气”的过程中进入了“场”。二者的精神，照耀古今。本文虽将采取另一种方式来探讨“场”，但也不可避免的将受其影响。下面先说孟子。
关于“浩气”的论述，详见笔者撰述的《善良的孟子》一文。简而言之，“孟子所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在实际的功夫上除了从‘不忍人之心’的觉醒，再到‘人不可以无耻’的耻感以外，还表现在面对时代症候时自觉走向公共空间的生活创造。现实的世界，孟子说要实行王道仁政；身体的局限，孟子说要修身。修身，不是说要远离社会，逃避现实，而是在面对当下的问题时，在事亲的孝道中恢复人性，同时也使诗思的心灵之光与人类的性善之光融为一体。”（见《善良的孟子》）可见，这是一个从点到线再到面的运思过程，转化过程，同时也是“中庸思想”的实践。
有关“中庸思想”的运用，孟子认为应该做到“执一而权变”，（《孟子?尽心上》，一三?二六）这是在一次针对杨子、墨子、子莫的评论中我们所能得到的消息。执一，可以说是点的思维。如孟子称“仁、义、礼、智”这“四端”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孟子?公孙丑上》，三?六）但是，如果只知“执一”而不会“权变”的话，思维必然僵硬，同时也会影响到人的精神状态。又如孟子并不认同时人所认为的陈仲子的“廉”。（《孟子?滕文公下》六?十）再如淳于髡执着于“男女授受不亲”这样的“礼”，但孟子却说“嫂溺援之以手”。（《孟子?离娄上》七?十七）另外，对于像齐宣王这样“以羊易牛”的擅变者，（《孟子?梁惠王上》一?七）孟子认为那是“仁术”。可见虽然找到了入思的起点，如果不是以诚相待的话，顶多也只是知识的积累而已。因为“正心、诚意”需要主体在找到起点的同时深造自得，掘井及泉，使心性在干净自如，宽厚担当的涵咏中发光而不仅仅是沾光。在此基础上进入的“场”，是对生命有着彻悟的人，那样的“场”元气淋漓。孟子这样来描述生命的“场”：“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一四?二五）在对两个王子的评论中，孟子批评梁惠王之子“望之不似人君”，（《孟子?梁惠王上》一?六）对于齐王之子则倍加赞赏。（《孟子?尽心上》一三?三六）他之所以称赞齐王之子，则旨在将人从外在的生活环境引向内在的心灵环境，这是“场”的转换。但由于现实世界充满了险恶，没有绝对的黑与白，是与非，所以当面对利欲熏心的芸芸众生时，即使有无限的悲愿也困难重重。但是亲爱的朋友，生命的“场”使人听到了在水一方那童子的濯水之声。（《孟子?离娄上》七?八）因此，孟子告诉人在走向生命场域时即将引发的气质变化，“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一三?二一）如此，孟子在中庸思想的运思及个体的内转化中将生命的“场”还原出来。
但是，当中庸思想被曲解的时候，中国的古典精神已经不在。当园林的曲径通幽被高速公路的宽敞笔直代替的时候，活泼已难找到。这不等于说高速公路的宽敞笔直不好，而是说在时代的高速公路上，我们的入思处不妨从经济的量化中回到生活的品质中，从时间的线性发展观中回到生命境界的提升中。
面对现实，人在思想中忧虑，在忧虑中思想。可以说，中庸者，乃一时代的思想者，忧虑者，孤独者。但那些具有生命关怀的思想者总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找到知音。如此，他们的思想又是涵盖时空，超越自我的。如孟子赞叹孔子为圣之“时”者。孔子，孟子学习的对象。在对孔子中道的解读中，孟子是真正的领悟者。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庸”的“中”与点的思维相关。因此“中”必具“准确性”，同时，“中”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变”恰恰是其主要的精神。譬如高水平的乒乓球决赛，双方运动员始终在变化中求准确，求和谐。变化越大，准确性的难度就越高，所体现出来的节奏也就越和谐。对于中庸思想的运用，古人认为不可以感情用事，但又必具真性情。如《礼记?中庸》里面所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又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如果我们从人文的角度来 看“中”，很有理由将“中”同上面所说的“仁、义、礼、智”联系起来，这是“性”，同时也是“情”，通常讲至情至性。而“喜、怒、哀、乐”更倾向于情，虽然也有“性”的成分，总属感情，总是变化不定。甚至可以说感情滥觞于“利”与“欲”。因此，一切感情的纠葛总以最不和谐的声音出现，剪不断，理还乱。吊诡的是，这又是生活的现状。所以说“致中和”总是在努力使“感情”的因素与“心性”的因素达到高度的和谐。不是伤害而是尊重，如此方能显示出生命的力度。可见，中庸思想探讨的无非是“用中”。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误以“情”或物体上的中为“中”，如同子莫一样执中无权，同时，在忙碌的生活中也无意于寻找一个明心见性的方法，更不用说将“喜、怒、哀、乐”内转化为“仁、义、礼、智”了。进一步则将原本那活泼泼的生命的“场”干扰了，甚至于破坏了。于是，当仁、义、礼、智在失去了生命的底色之后，口号与教条泛滥于世。因此，懂得“用中”的人必将怀着生命的感动，并在生命的“场”中建立规矩。这一规矩，首先是点（正心、诚意）的思维，然后是线（修身、齐家）以及面（治国、平天下）的思维。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走另一条路。即在艺、仁、德、道的修炼中期待着新民的曙光。（《论语?述而》）这也是本文想要探索的以书法的方式进入“场”的一个根据。
在书法的笔法、字法、墨法、章法等诸多的技巧因素中，我们碰到的第一个问题首先是笔法。也可以说，字法、墨法、章法无不建立在笔法的基础上。因此，对于笔法的探讨是问题的关键，而笔法的意义能否体现出以上所述中庸思想的精神则是关键中的关键。在这里，我们依稀看到了对于笔法的探讨将不仅仅是感动的可能，而且是进入生命之“场”的可能。
从一个点的思维开始，我们发现要使毛笔在纸面上行走，始于力点。但这仅仅是揭示出力量与运动的某种关系，还没有进入力量本身。还是缘于一个点的思维，我们称这个力为“内力”，原因来自于毛笔的柔软性。如何使手中的毛笔发挥出柔软性的特征呢？——提按。毛笔在纸面上行走，本具八个方向，即四方（东、南、西、北）和四隅（东南、西南、东北、西北），我们称之为“八极”。如何调整手中毛笔使之与运行的方向一致呢？——绞转。一把毛笔，呈圆锥体，书写中，圆锥体发生变化。但不管其变化如何，总还有笔尖、笔锋、笔腰。要想让线条力透纸背，入木三分，随时使用好笔锋是其关键。如何运用笔锋呢？——切。合起来说，切、绞转、提按的技巧分别解决了行笔中用锋、方向以及力量的问题。但这些动作又不是截然分开的，必须配合使用，形成力点。譬如我们可以在绞转中加入提的动作，以便于调整笔锋，使之符合八极的方向。又比如在绞转、提的动作之后，我们还可以在切中加入按的动作，使行笔之前的力量恰到好处地流露出来。这样一来，在形成力点时笔锋居中，又因其柔软的特征，在行笔之时变化于两边。如此一聚一散，一开一合，毛笔的弹性也就充分地发挥出来了。与此同时，毛笔的笔性也在对我们的心理作出某种暗示，这就是一种活泼泼的，刚健清新的，天真烂漫的提醒。书写中，念头止住了，感情的波动逐渐淡去，性情的感动随之而来，人的思想正在经历着从二元对立转化到中庸中和，心性的澄明将使我们进入观照的性情书写而非感情的鼓努为力。于此，我们不禁会意于古人使用毛笔时的智慧，与其说是选择了毛笔这一种工具来书写，不如说是找到了一种可以实践中庸思想的工具。即便如此，我们也只能在原则上对笔法作进一步的概括：在力点的基础上行笔，始终用锋。行笔时，不管是纸面运动或者是空中运动，都离不开力点。由于“八极”的变化，毛笔本身的柔软性等特征，所以笔锋在力点的形成中兼具变化性、准确性、方向性、内在性，这就与前面所说的“中”的特征相吻合。也许是居于这样的一个原因，古人称之为“中锋”。蔡邕言“令笔心常在画中行。”还说“惟笔软则奇怪生焉。”“奇怪”，一种出乎意料之外的新的感动。也就是说，中锋用笔使感动成为可能。能有这样的感动，使我们进一步通过笔法来探讨生命之“场”成为可能。
庄子在庖丁解牛的寓言中向人们描述了庖丁那神奇的解牛技巧。其中的关键，是“缘督以为经”。督，有“中”的意思，故庖丁解牛的寓意实在讲是从技艺的角度体现了中庸思想的深意。这是继上面提出的艺、仁、德、道的根据之外的另一个根据。它说明了不能仅仅满足于技巧，如果只是技巧的东西，就如同高水平的乒乓运动员在赛前所做的热身运动，虽说技巧很到位，但由于缺少变化而没有观赏性。只有进入真正的比赛中，双方运动员使出浑身解数，在尽可能的变化中求尽可能的和谐，即达到中和的境界，方为精彩。可见，最为重要的莫过于通过精湛的技巧，并在变化中准确地把握全体。就像庖丁一样，非但在解牛时目无全牛，并且是目击道存，早早透过全牛看到了内在的纹理、脉络。在此基础上使用工具，游刃有余。同时，由于充分的发挥了高超的技巧，于是“莫不中音”，并且“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技进乎道。庖丁在使用技巧的同时进入了“场”。如此，我们认为中锋用笔将不仅仅是几个动作的准确无误，富于变化而已。更重要的是在书写中能准确地把握笔道，无论临摹或者创作，都能透过字法把握其内在脉理，并在力点、行笔（纸面运动与空中运动）的技巧中感动生命状态的生生不息，气韵生动。如此，中锋用笔使我们在“法”的严格意义上还原了生命的“场”。事实上，人的现代性生活总与商品消费不断地发生关系，工具理性正在改变着周围环境，大都市的喧嚣与自然界的天籁似乎构成了不同的两个场域，并且前者正在严重地干扰着后者。于是，当那些在世俗的潜规则中形成的诸如“匠气”、“俗气”、“市井气”、“霸气”、“铜臭气”等等习气一旦碰上久违的天地正气时，必将出现从小车到自然，从梦想到奇妙的价值转换。但这仅仅是感动的可能，还不足以与天地同参。要想进入天地的生命境界，书之法为我们提供了可能。通过法，进入书。正如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书者如也。”其后，一直到清代刘熙载（1813年—1881年）撰《艺概》时，又于《艺概?书概》中再言：“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这里，我们在17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找到了以书法的方式进入生命之“场”的知音。
在我看来，由于中锋用笔的原理通于中庸思想，而中庸思想又体现了一种高贵精神，所以，当书法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得到了普及以后，必然会受到因消费商品的价值观念所建立起来的“场”的影响。其中的问题就是前面提到的感情用事，这与“利”及“欲”相关，偏离了中道，故与经典无关。但是，当我们将目光再次转移到历史中汉唐盛世的时候，我们会因唐楷或汉隶所体现出来的某种结构性思维而盛赞汉唐气象。这难道不与前面所说的线（修身、齐家）及面（治国、平天下）的思维相关吗？至于魏晋风骨，则与生命的觉醒，人性的自觉息息相关，这是点（正心、诚意）的思维，是在“生”与“死”的终极之“场”游于艺。深沉的背后，呈现给我们的却是晋人的美。魏晋书法，其流风余韵，非轻佻之辈可以想象也。
然而，时光流至今日，人类在科技中取得了前无古人的骄人业绩，科技成果反过来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空间，世界已然进入全球化时代，地球成了一个地球村，不知不觉中，我们的生活已同传统告别，电视、网络及时地将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和盘托出，人类似乎一不小心打开了所罗门的那个瓶子，竞争、斗争、战争正如瓶中冒出的青烟，霎时间变成魔鬼站在人类面前。由此我们感到，人类除了书写科技神话以外，还不能丢失人类童话，瓶子里的清烟是怎么冒出来的，还得让它怎么回去。这时,我们也才发现科技有古今之别，但许慎与刘熙载所说的却是无古今之别的生命境界。面对生命的本真，我们找到了书法艺术这一载体，并在技进乎道的运思中企图通过对中锋笔法的阐释，使进入生命之“场”成为可能。行文至此，一句词句涌上心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