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西方启蒙思想的本质(2)

邓晓芒：西方启蒙思想的本质(2)
时间:2010-09-27 17:36 作者:邓晓芒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次


　　反省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是西方传统的思维方式，包括基督教的信仰主义本身，其实也仍然是以这样的方式思维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立场上，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反省。在信仰主义的体系中，这种反省是以上帝这个超越的存在为出发点的。


　　而文艺复兴时代的作品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价值观的颠倒，人们不再是以上帝的眼光来判断人的价值，而是以人本身的眼光来作这种判断。对人的世俗生活的颂扬，对人生的留恋，正是把人当作价值基础，当作判断价值的出发点。在文艺复兴时代，早期科学的出现更清楚地表现出了以人为出发点的特征。


　　我们都知道哥白尼的“天体运行”一书在现代科学发生的历史上的革命性的作用。天体运行一书的成就，并不是它发现了古人没有发现的新的天体现象，而在于它解释天体运行的规律时独特的角度。正是这种角度的确立昭示了现代科学，甚至现代理性主义的诞生。


　　基督教教义所主张的地球中心说的根据，恰恰是“在地球上”从“人的”观点出发“观察”到的天体现象。相反，哥白尼描绘的太阳中心的太阳系天体现象，是人类至今也没有实在地观察到(“看到”)的。那是只有到太阳系之外的某个地点才能实地地观察到的现象，而人类至今也并没有能够离开太阳系。那么我们其实也可以说，哥白尼描述的太阳系，是只有“上帝”才能观察到的景象——从某个超越的观察点观察到的景象。如此说来，其实哥白尼的学说似乎不但不会造成对上帝信仰的威胁，如果运用得法，它甚至可以巩固对上帝的信仰。但是，这样说并不是说教会只是由于愚蠢才反对哥白尼的学说。地心说所关联到的，其实决不只是自然天体的运行的问题，而是思维方式的问题，世界观的问题。


　　地球中心说是服务于上帝创造世界的神话的。因此，它的思维方式的核心，就是用目的论的概念把世界万物和万千现象都直接地归因于神意。哥白尼的学说，至少从三个方面突破了这种原始的思维方式，并奠定了理性主义思想方式的基本原则，使得现代科学的出现有了可能。


　　首先，天体运行对现象进行了归类。他把天体的运行看成是一种有自身规律的自然现象，而不再象地心说那样把这种自然想象与人的创造和上帝的伟大之类其他门类的思想混合在一起。基督教式的这种原始的思维方式，在现代之前的几乎所有民族中都是存在过的。例如，在中国，人们也常常把天象与人类生活的福祸休咎直接联系起来。


　　其次，“天体运行”的学说以因果性作为原则概念取代了目的论的原则概念。在对自然想象按经验的方式不同进行归类之后，对它们的解释或理解，不是直接诉诸上帝的意志或创造，世界万物也就不再象在目的的笼罩下表现出具体意志和灵魂等神性的灵光，物体的运动，不是意志的“超距”作用，而是力或能的作用——这就是科学中的因果观念。这不仅使得人以自己的理性理解或解释世界有了可能，而且使人的精神或意识，人的主观或主体有了独立存在的可能。


　　第三，“天体运行”确立了以人的“理性”来解释世界，解释现象的原则。哥白尼学说的合理性在于它在解释天体运行的时候更简单明了。我们应该注意，地心说并不是不能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天象。如果只是从实用的意义上说，例如在航海时以天体方位来确定船只的位置，地心说所依据的观察其实还更实用。但是，哥白尼的方式在解释现象的“原理”时，就比地心说简明得太多了。理性的原则，是以最少的基本原理来解释所有同类的现象，也就是说以最少的理性逻辑的前提来归纳和统属众多的感性经验的现象。这就是理性主义著名的“思维经济原则”。


　　从这里我们已经不难看出，基督教为什么要如此激烈地反对这种学说了。这种学说不仅以理性来代替了神意，而且，它也是为人本主义思想张目的。基督教反对这种后来可以称为“科学”的学说，并不是因为它愚蠢或愚昧，正相反，它是非常敏感，非常“聪明”地发现了这种学说对神本主义体系的基础的致命的威胁。教会处死了公开宣布自己支持这种科学学说的布鲁诺，这种黑暗与其说是出于愚昧，不如说是出于语言霸权的需要。


　　与文艺复兴时代很有代表性的、也是很浓缩地体现出人欲解放的要求的“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莫不具有”的口号所体现的精神相比，哥白尼的学说是更积极，更具有建设性的。我们也可以说，继承着这种思想方式的传统的启蒙哲学，这时已经呼之欲出了。


　　三、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


　　文艺复兴时代解放人欲的口号其实是根据着上帝创造人的信仰主义神话的。按照对这个神话的启蒙版解释，既然人是上帝创造的，则被信仰主义归结为恶本身的人的欲望其实也是上帝创造的。因此，人如果努力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应该说也并不违背上帝的教诲，甚至说正符合上帝创造人时的宗旨。


　　这种解释，在正统的信仰主义看来当然是异端的。在基督教的教义看来，人欲就是人的原罪本身。基督教主张遏制人欲，但是这种遏制变成了对人的自由本身的遏制，信仰主义的语言霸权造成的千年黑暗，不仅给当时的人们造成巨大的痛苦，也遏制了人类进步的可能。因此启蒙思想起而反对它。从文艺复兴到科学的发现，我们可以说，正是人欲这种“恶”为人类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一种难得的动力。但是这种说法其实过于简单。基督教说人欲是一种“恶”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能算错。如果对人欲不加任何规范和限制，这个世界还成其为世界吗?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并不是要人们去崇尚恶、要人们可以无恶不作。然而从“人欲也是上帝创造的”这种前提中，很难得出积极的，建设性的价值体系，它直接的结论只是无限地纵欲而已。


　　人欲是恶，但是并不仅仅是恶。人欲也体现人的自由或自由意志。


　　信仰主义的语言霸权固然禁锢了人的自由，但是至少，它还有一点积极的作用，那就是体现了人类的基本道德要求，维护了人类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基本秩序。当文艺复兴的启蒙把信仰主义的基础破坏了之后，如何重建人类生活的这种基本秩序，基本道德价值，就成了放在启蒙运动面前的急迫任务了。


　　笛卡尔哲学的出现，是西方近代启蒙进入价值重建阶段的鲜明标志。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原则，常常被简称为“我思”(cogito)的原则，我觉得这种概括既简练又准确。“我思”包含了启蒙思想的两大基础原则，而且说明了这两大原则的一体性关系。


　　首先，我思以肯定“我”——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是一切真理的基础而肯定了人本主义原则，并且肯定了，人本主义从根本上说来是个人主义——我想我还是提醒一句：不是唯我论或利己主义，虽然这种提醒对懂西语的人来说根本多余。


　　其次，我思以肯定思想是人的本质确立起理性主义的原则。在我思这一归纳之下，我们来理解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人本主义所说的人，是理性的人，而理性主义所说的理性，是人的理性。或者更清楚地说，当我们确定人是价值的基础的时候，理性正是人的本质，而当我们确定理性主义是最高的价值法则的时候，这种理性其实就是人本身。理性与人其实是同一个东西。按这种理解，说启蒙思想的核心是理性主义或人本主义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应该把它们看成两个分立的原则，它们只是同一的原则的两个方面。


　　什么是“人的理性”或“理性的人”?


　　“理性”在西语中，除了指谓人的思想外，也往往被看成诸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之类的“客观理性”，就类似我们常说的“客观规律”。在笛卡尔的体系中，理性常常也就是指上帝本身，或说，上帝本身就是一种绝对理性或客观的理性。当我们说“人的理性”的时候，并不是说应该限制理性这个概念的使用范围，而是说，我们也应该以人本主义的立场来理解这种所谓的客观理性本身，即，从人认识或掌握“必然性”的角度来理解理性这个概念，也就是说，把理性理解为人的理性能力。按这种理解，理性的人，就是拥有这种普遍理性的能力的人，具有认识能力的人。理性有两个不同的指向，一是指向外面的对象的，另一个是指向人的思想自身的。


　　先说第一个方向。从对哥白尼的“天体运行”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理性这个方面的基本特点。如果我们进一步地归纳一下，就可以说，从确立人作为认识的主体出发，把世界理解为对象，并对其作出解释。理性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说，是表明从理性出发认识世界的人，是指有认识这个世界的能力的人。它从积极的意义上肯定了人的自由。我们应该在康德的“人为自然界立法”的命题的意义下来理解人的这种自由。总的来说，这里涉及的是必然与自由这样一对范畴的基本关系。这个意义下理解的自由，是一种“积极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下，我们来理解通常所说的“科学精神”，就不能简单地把科学精神理解为仅仅是所谓“实事求是”，尊重事实和逻辑或思维严密之类，更重要的是不能忘记，在谈论科学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谈论一个所谓“绝对客观的存在”，而是人通过理性的活动建立起来的一个“人的世界”，是“现象界”。单纯的所谓“实事求是”的提法，尊重逻辑等的看法，总是容易把人引向守成式的保守主义方向的。对于人的理性来说，更重要的对事物的“解释”和“重新解释”，如果忘记了人的这种自由，那就是忘记了理性主义的根本。这就是“理性的人”。


　　人的理性或自由的另外一个方向，我们从分析笛卡尔的我思出发可以看得更清楚：人的理性就是人的自我意识。


　　笛卡尔论证我思故我在的时候，肯定我的思想首先就是我在怀疑。笛卡尔的怀疑不是怀疑论的怀疑，肯定我思就是我在怀疑是说，这种怀疑就是人的思想、人的思维的本质。那么也就是说，人一旦停止了怀疑，人也就停止了思想，而人一旦停止思想，停止了理性的活动，人也就不再是人了。


　　怀疑，总是“怀疑什么?”没有无对象的怀疑。那么这个怀疑的对象是什么呢?表面看，笛卡尔首先怀疑的是以往的一切知识的真理性。但是，其实他很快就把这些知识请回到真理的殿堂里来了，首先是数学，接着是其他的自然科学，甚至包含对上帝存在的信仰。他所要怀疑的，其实是人认识世界时是否总是遵循了理性主义的原则，也就是说，它怀疑的是人本身。这种对人自身的不断的反省，不是理性主义的认识方法之外的另外一种原则，而就是理性主义本身的一种更深刻的要求。


　　普遍的理性，是一种更倾向于绝对性就是真理性的理性，而人的理性，则是不断的怀疑。思想或人自身就是怀疑，一方面肯定人自身的不完满，另一方面，又肯定了人是在不断地走向完满。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理性，即人的自我反省，人的自我意识，用笛卡尔自己的话来说，也即对人自身的盲目的意志(欲望)的抑制，也是人获得真理和真正的自由的必经之路。而人有这种理性，这种自省的能力，正表明人的自由，只是这种自由，不是象人的认识能力那样的积极的自由，而是一种消极的自由。


　　所谓以理性来抑制意志或欲望的盲目力量，说到底，涉及的是人与他人的关系。


　　上帝是唯一的存在，因此在他那里意志和理性是没有矛盾地统一着的。个人的意志被认为盲目，与理性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是“恶”，说到底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他人在。


　　我们应该重新审视笛卡尔从“我思”出发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这件事。笛卡尔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往往被人认为是抄袭中世纪经院哲学的，而且从逻辑上说也漏洞百出。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笛卡尔的本体论证明与中世纪经院哲学有一个根本的不同，那就是他的证明以首先立定的“我思”作为出发点。也就是说，普遍的理性(上帝)是以个别的理性作为基础的，离开了个别的理性或人的理性，普遍的理性也就并不存在。这里就事实上设立了个别与整体的关系。从社会或人类生活的关系上说，这也就是个人与他人的关系。


　　从个别与整体及个人和他人的关系的范畴来考察“自由”这个概念，自由所指与在必然概念下的所指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在整体的存在中，个体的自由如何能够存在?这是一个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既然我们承认理性即对个人欲望或意志的压制，也就是认定个人对于整体，对于他人有意志，是一种“不得不”服从的“被奴役”的关系，个人的自由还存在吗?


　　笛卡尔的本体论证明说明，在整体与个体的关系中，个体是放在首位的，是必须首先肯定的。这正是它与信仰主义的本体论证明的根本区别的意义所在。在信仰主义看来，没有上帝这个本质上体现人的类存在的整体，就没有个人，或说个人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但在笛卡尔看来，事情正好相反，如果没有个人，整体就只是一种空洞的抽象，本身反而是没有任何意义，甚至根本不可能存在。


　　个人的自由，因此是首先肯定下来的前提。但是，毕竟也不能忘记，自由是在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中来理解，也只能在这个关系中来理解的。正如卢梭形象地说的，人是生来是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因此，自由其实就是要打破这个枷锁。但是，这种打破枷锁，并不意味着消解这个整体，如果消解了这个整体，个人就成为唯一的存在，就成了象上帝一样的绝对存在，他的意志和理性就可以统一了，也就是说，自由就可以理解为为所欲为了。只有人的理性才能建立起整体和个体关系或个人和他人关系中的自由，就是说，人“可以有所不为”：理性指导或控制着盲目的意志以维护他人和整体的存在，而以选择的权利保持着个人的意志自由——这是“消极的自由”。


　　不应该以中文的“肯定”和“否定”的含义，即正确和错误，或有价值和无价值等，来理解这里的积极和消极。这里提醒的是人的自由这个概念本身的两重有关但并不相同的含义。如我们刚才所说，积极的自由是指人与现象界，人与“客观的物质世界”的关系的，从原则上说，这是认识论范畴的自由，它应该在与必然的关心中得到理解；而消极的自由，则是关于人或人类对于人自身的关系的，用笛卡尔的话说，是理性与意志的关系，其实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意志自由的问题，自由选择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道德范畴中的关系，是在整体与个体的关系中来理解的。


　　因为有积极的自由，就是说，人有能动的认识和改变世界的能力，人在科学和生产等各个方面可以不断地进步，这是启蒙思想的一个方面的理想，也是世界当代的事实。而肯定人的消极的自由，也就是肯定人的道德能力，确立人的道德基础。抑制盲目的意志和欲望，不仅仅对于人认识自然世界，掌握真知识是有意义的，更重要的是，只有这样做了，人才能克服“人欲”所造成的恶，把没有被控制在理想秩序中的意志看成是盲目的，要求以理性来控制这种盲目的意志，才是对人自身的一种负责的态度，才是一种真正的道德的态度。


　　这就是人的理性。它不仅是说人的理性与普遍的理性相比是有局限或缺陷的，也是说这种理性是人所独有的。


　　人的理性是人的本质，它一方面是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或武器，另一方面，就是人的自我意识或不断反省自身的精神——有强烈的道德感的人——一言以蔽之，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如果用一个概念来概括，也就是说，启蒙思想的核心如果用一个概念来概括，那就是自由。


　　当启蒙的思想，即自由的精神，变成实际的价值出现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启蒙的两个最鲜明的成果：科学和民主。


　　科学精神和民主的具体内容，已经超出了我的关于启蒙思想的讨论的范围。我只是想指出，自由与科学精神及民主政治的关系，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它们是同一个东西。科学成就可以说是科学精神或理性主义精神的产物，但是不能说科学是“为”人的自由服务的，科学精神就是人的自由，同样也不能说民主政治是为自由或其他的什么目的“服务”的，它就是自由精神在政治领域中的体现。它就是在政治运作过程中的自由，在民主之外去找所谓自由，即使找到了，也只是抽象的，空洞的，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而离开了个人自由的精神去谈什么民主，都只能是本无本之木，根本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这甚至不是说民主是“为了”保护个人的自由，而是说，没有了个体自由的精神，没有了自由意识，权利意识，即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精神作为文化的底蕴，出现任何民主政治根本是不可能的。


　　这正是启蒙为什么必要的根本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我们就可以把启蒙的本质大体归结如下了：


　　启蒙是在一种霸权语言自身的危机中，在以文化自省的方式反抗这种语言霸权的同时，创造新时代的新语言的运动。现代启蒙以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为核心概念，确立起自由主义的价值原则，也就是说以反对一切形式的语言霸权作为自己的旗帜。这种自由主义的精神将保证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建立起宽容的精神，民主的制度，从而保证人类不断地、和平地进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