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里所谈的汝窑青瓷，汝窑烧造的时间，已故著名陶瓷史家陈万里 先生根据成书於宣和五年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和南宋人顾文荐的《负喧杂录》等有关文献分析，认为在宋哲宗元佑元年至徽宗崇宁五年（公元1086—1106年）期间，前后约二十年左右。叶喆民 先生在《汝窑廿年考察记实》中进而推断汝窑终於宣和末年（公元1125年），盛烧约四十年； 李辉柄 先生认为：“官汝瓷的烧造历史大约始於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至北宋灭亡（公元1127年）。汪庆正 先生的《汝窑的发现及相关诸问题》中指出：“汝窑的烧造年代当在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综上所述，徽宗教政时期是汝窑烧造的全盛时代已成稳陶瓷界的共识。
汝窑瓷器胎质细洁、胎色灰中略带黄色，俗称“香灰胎”；为了使器物外观完整，采用绝细的芝麻钉满釉支烧，因此器底仅见三至五个细如芝麻的支痕；汝瓷的釉面开有细密的本色纹片，釉下气泡疏稀、寥若晨星。汝窑瓷器最主要的特点，它不以装饰纹样为重，而以釉色作为美化器物的重要手段。汝窑青瓷由於胎、釉中含铁量的恰当、烧成时还原火焰控制的适度，因而釉色达到了宋人所理想的境界。汝窑青瓷器物的釉色呈现一种纯正的淡淡天青色，从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收藏有数的一些汝窑作品来看，它们的色调变化不大，有的虽稍深些，有的稍淡些，即使有粉青、卵青、灰青之分，但呈色比较稳定，都离不开天青这个基调，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汝窑尊”釉色天青，仿佛两过初晴的明朗天空。汝窑的烧造，可以说已基本上掌握了铁的还原性能，恰如其分地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周辉提到汝窑，内有玛瑙为釉。玛瑙的主要成份是氧化硅，而瓷釉的主要成份也是氧化硅。汝窑青瓷天青色的形成，玛瑙这种贵重的釉料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据《宋史》载：政和初，“提辖京西坑冶王景文奏，汝州青领镇界产玛瑙”。宝丰清凉寺汝窑址发掘资料也表明：“在窑址作坊附近除发现瓷泥料外，还发现玛瑙矿石，石质坚硬，颜色有红、黄、绿、白、蓝等。”笔者承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赵青云 先生相告：宝丰清凉寺窑址发现的汝窑标本中确有玛瑙成份。由此可知当时宫廷用的官窑瓷器不惜工本，姿意挥霍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汝窑天青色在色彩上它介乎绿色与蓝色之间，绿色是一种充满静谧的温和色彩，而蓝色则带有神秘的冷色。汝窑青瓷器物的天青色，它既有蓝色之冷，又带绿色之暖，是一种冷暖适中、十分谐和的色调，这种色感正是当年统治者审美情趣的反映。汝窑主要是徽宗在位期间烧造的，赵佶是历史上著名的崇奉道教的一位封建 君主。政和七年夏四月，他更是荒唐地让“卿等可上表章，册朕将教主道君皇帝。”道学以“静为依归”，崇尚自然含蓄、冲淡质朴的审美观。道教的仪式中，献给天神的祈祷词，称为青瓷，更是表明崇信道教的教人对青色的崇尚。而汝窑天青色的幽玄、静谧正适合这种审美情趣。因此，汝窑器物所具的清逸、高雅的色泽，体现了道家的清静无为的思想和宋代上流社含的时尚。
以汝窑青瓷为代表的宋代官窑器物之釉色素朴、清雅，也反映了宋代和唐代瓷器两种完全不同的时代风貌。宋代统治者鉴于武人跋扈、藩镇作乱的教训，在努力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同时，大力推行文治主义。两宋，大于文治，固然有利于经济文化的繁荣，但武备松弛，也必然招致丧权辱国，结果面封强敌的入侵而无能为力。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宋代是一个十分软弱的王朝，北宋建国后，虽出现一个时期内的相对安定，然盛唐时期那样雄健尚武精神已经完全丧失。在这种特定的时代环境下，统治阶级和封建文人为了逃避现实更是追求安逸和享乐，那些带有世俗、田园、花间生活熏陶而产生的艺术情趣，已不具备盛唐那种绚丽、豪华的特色，强调的是平淡、自然之美。在思想领域中，构成宋代社会哲学思想的基础是程朱理学，信奉理学的封建文人，追求平易质朴的风尚和禅宗深奥神秘的哲理。在艺术上爱好幽玄苍古之趣，这种所谓的文人趣味，也必然反映到工艺美术中来。汝窑青瓷器物不求纹样装饰，釉色以素雅、沉静为美，体现出宋代上流社会用瓷推崇理性美的特色。宋代的文学一直以平淡作为审美要求的最高理想，平淡是要求作到平易而隽永、淡泊而含蓄。“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燕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宋徽宗在绝笔词中还在以拟人化的手法，赞美杏花之清雅舒淡之美。而作将赵佶御用的青瓷器物，这种文学思潮必然反映到汝窑瓷器中来。以汝窑为典型的供御用瓷，其釉色平淡含蓄，于素朴之中表现着内在心灵的意蕴，从美学的角度，笔者认为它的艺术格调该说是高雅的。文献中提到：“故都时，定窑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弃定用汝以定器有芒，似乎解释不通。芒口之弊，完全可以镶金、银扣来解决的。弃定改以用汝是否考虑于审美爱好有关。汝窑瓷器的釉色体现北宋晚期以赵佶为代表的统治者审美追求，“不堪用”恐怕是定窑白瓷的釉色不适合其审美要求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