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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文化和气候

 亢标 2012-11-29

人口、文化和气候   

 

为什么中国历史呈现出如此精确的周期性呢?这恐怕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需要历史学家从许多方面进行总结分析。   

林语堂从艺术文化方面给了一个简单而明确的解说,他在《吾国吾民》中说:“在南北分裂对峙期间,诗歌、文学中呈现了一种道德品行的堕落……。第一周期的北方入侵时期,即六朝时期,从东晋至隋统一中国,这时,北部中国被未开化的部落所征服和占领;第二周期的北方人入侵入侵时间,从南宋到蒙古族的元朝;这两个时期都是相应的生活上变得娇气,文学风格上变得颓废的时期。上述第一个时期突出的特点是主张工巧、绮靡、浮艳的四六骈体;第二个时期的特点是优柔感伤的词曲。人们看到的不是词句的贫乏,而是词句的繁缛、精细与工巧。再没有任何泥土气息,而是颓废、细腻的宫廷脂粉气,人们对字的声韵,像十九世纪以来的欧洲人一样,产生了相当的兴趣。在文学艺术批评与贵族生活习惯上也变得更为讲究,更为文雅。   

正是这些时期,绘画和书法也得到了很大发展。贵族家庭兴起,并将其艺术传统一代代地传下去。在六朝,中国文学批评第一次蓬勃发展起来。王羲之,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书法家,出生于一个大贵族家庭,就生活在这个时期。政治上的软弱与耻辱不知什么原因与文艺上的精雕细刻相吻合:南部中国在这时期是由那些连自己的皇位都坐不稳却能写很精美的诗歌的人所统治着。这些既是黄帝又是诗人的统治者有梁武帝、南唐后主和陈后主。它们都是极其短命的王朝的皇帝,却又是温柔的爱情诗的作者。北宋的宋徽宗也是一个有名的画家。”   林语堂不过指出了一种现象,即颓废、细腻的文学风格总是出现在南北对峙期间。可为什么会有这种巧合,并没有明确解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北方少数民族大举入侵时期,那些原来居住在长安、洛阳一带并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们被迫南迁。到了江南,由于总总原因,比如他们自己长期生活在骄奢的环境中,缺乏勇猛向前的精神;统治者颓废、无能,甘心偏安一隅,不思收复失地等,他们不可能金戈铁马,挥师北上,“气吞万里如虎”。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徘徊、苦闷之后,他们中的大多都返诸自身去寻求器官的刺激以证明自己的感觉和存在,他们不自觉地投向了女性的怀抱,如同怀旧一般,去寻找一种温馨、伤感而又虚幻的呵护。当然,他们都是贵族,经济上是优裕的,经济上的优裕与政治上的失败和屈辱构成了江南文人畸形的生存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或冶游山水,或恣肆声音,培养了敏感纤细的审美触觉。相应的文学风格在南北对峙期间的南方出现还有什么奇怪吗?   

颓废、伤感的文学风格的出现只是局势动荡、南北对峙的副产品,那么什么是导致这种动乱局面的原因呢?   

人口的增加可能是个重要因素。中国是个非常看重家族的国家,而人口越多,家族力量也越大。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生育,“多子多福”的思想根深蒂固。几百年的和平给生儿育女提供了良好机会,于是人口激增。但相应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很慢,粮食单产几乎没有多少变化,新增人口的粮食只有靠扩大耕地——开荒来解决。大规模的垦植势必造成水土流失,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如果这时气候变冷,天灾频繁,大面积的饥荒不可避免,动乱自然紧跟而来。   

考察历史会发现,在每个周期全国(汉族)总人口有个限量,超过或接近这个限量,当时的耕地和生产力水平就不能承受,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暴乱就会发生。第一个周期这个限量大约是6000万。如西汉二百年的和平使全国人口在公元2 年达到了5960万人,接近了限量。不久,爆发了绿林、赤眉大起义,到公元57年,人口减少到2100万人。光武帝刘秀在公元25年建立了东汉政权,全国持续了大约100 年的和平,人口于公元157年达到了5650万人,又接近了极限。不久发生了黄巾起义,从公元184年到280年是百年混战,著名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描写的就是这段时间历史上发生的故事。三国归晋后于280年清点人口,仅剩1626万人。   

第二个周期的人口限量还要低一些,大约是5000万左右,这可能是第一个周期400年的战乱极大地破坏了生态环境,或其它什么原因,待考。 隋朝人口曾于公元609年达到4600万人,在其后短短的11年时间,隋末农民大起义就使人口减至 1000万。盛唐的近百年和平使人口达到5290万,这是第二周期人口曾达到的最高数。仅仅5年时间,由于“安史之乱”,人口减至1699万。北宋的和平也曾使人口于 1110年达到4675万,随后的“靖康之乱”,人口仅1684万人。这个周期中有两次人口达到4600多万就发生了动乱,有一次则达到5200多万。可能,盛唐时温暖的气候,较为合理的生产关系使得同样土地的承受能力要强一些。元朝的统计数字曾接近6000万,但元朝的疆域广大,包括了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比较价值。   

第三周期跨近现代,生产力水平提高较快,加上中国已卷入世界历史发展洪流,人口与其它方面的关系复杂,不容易确定一个不变的人口限量。但清朝康熙皇帝是中国几千年来第一个感到人口压力的统治者,丰年粮食价格坚挺引起了他的警觉,经分析认为是人多的缘故。但歌舞升平的盛世使他产生了麻痹思想,他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认识到人口与生产的关系。这个时候类似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思想在一些有远见的文人中产生了,但他们的声音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可见,人口的增长与历史的周期性发展有某种关系。   

气候的变迁也是值得注意的。每次动乱,北方游牧民族总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他们多次在黄河流域建立政权,有两次甚至统治了整个中华大地。他们挥师南下的时候又都是气候最冷的时候。很可能,上百年乃至几百年的温暖气候和相应的良好生存条件使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权日益强大,人口逐渐增多;而气候急剧转冷(气候常常是突变的),北方草场大面积沙化,对草原依赖性很强的游牧民族生存条件便迅速恶化。这些少数民族也许早就觊觎中原的青山绿水和发达的文化,如果恰逢中原大乱,游牧民族本身又遇到了生存危机,这时不南下,几时南下?于是,在最动乱又最寒冷的六朝时期,南宋时期,明末清初时期,这些强悍的游牧民族骑着战马,挥动皮鞭,势如破竹地汹涌而来。中原的汉族因此就一次次被赶过淮河、赶过长江,以至更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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