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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今天我在这里所能掌握的时间太少，我想请各位多多包涵，特别是小组发言人多多包涵，原谅我不再就你们提交的论文一一做岀评论。在各位事先写好我已拜读过的论文中有四大主题。它们不只是凭各种不同类型的原始材料讲话，而且也超出这些材料，就小组议题，即“早期中国哲学”的各方面作重新思考。这四大主题是：道德行为、宇宙论、物质存在和书面表达。我们这个组本来要集中讨论的是马王堆帛书本《易经》。我猜，这个本子恐怕是我几年前翻译的本子，否则何必要我来当这个小组的评议人呢。由于“新出简帛古书”太丰富，我们这个小组的召集人尼尔森（Bent Nielsen），他不得不让发言人对其他发现也有虑。它们既可以是更晚的发现，也可以是更早的发现。但不幸的是，以我目前的学问，我还远远不能把这些问题一一点到说透。聊以自慰的是，库克（Scott Cook）提醒我说，孔子曾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夏德安（Donald Harper）的论文，其结束语是“我真想不到，在我有生之年，还能看到这样的古书”。和他一样，我对这些古书也非常“好之”。至于“乐之”，我想在评论结束时再返回来讲它。
尽管孔子提到的只是三个阶段，即从“知之”到“好之”，最后归于“乐之”，但库克讨论的《五行》，却在“乐之”的前面还加进了更多的环节：
君子无中心之则无中心之智，无中心之智则无中心之悦，无中心之悦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无德。
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探讨，至少能体会其中的几项，因为它同我们从事的早期中国研究这一行有关。首先，我想指出的是，我担心，在内心深处担心，在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现在有一种露骨的偏见。或许它一直就与我们同在，但只是最近，我才在我们自己的研究领域里，深刻感受到它的存在（诸位凡是读过《哈佛亚洲学报》书评栏〔译者按：指贝格利鸿《纪念性》一书的批评〕的人都知道我讲的是什么意思）。所以今天，我想藉评议人的身份，就这个问题讲几句话。它并非与我们这个小组的议题无关，也并非与我们对早期中国的研究无关。咱们把话讲得客气一点，这种偏见纠缠不休的是什么呢？无非是我们的中国同行，他们离其研究领域太近，在里面陷得太深，也太沙文主义，以至无法保持学术上的客观。但学术可以有不同目标，这是理所当然，客观性并不是唯一标准，对谁都适用。虽这些不同的目标，相关的推论和运用的方法，全都可争可议，但我们最好还是达成默契，即争论决不应激化到剑拔弩张或堕落为相互攻击。
不过，对我来说，更麻烦的是，在我看来是带有偏见的说法，它们还有另外的表现形式。也许是不讲情面吧，我想直率地说，我发现，有些西方汉学家，很多西方汉学家，他们中的有些人有一种态度，就是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只是一堆有待开发的原始材料，就是认为我们的中国同行没法解释它。除去懒惰无为或语言不灵，还有什么可以解释，在中国研究的很多领域，为什么汉学家总是不提中国学者对材料的进一步研究（诸位凡是读过《哈佛亚洲学报》书评栏的人恐怕都知道我讲的是什么意思）。在我们的注脚和书目中，你们几曾见过它们引用的都是中文原作，而不是用西文写成的重新分析过的作品，或者偶尔引用的日文研究成果？关于这一点，我不想多说。我想说的仅仅是，如果我们成心跟我们的中国同行过不去，不管他们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这都不会使我们每个人的脸上有光，也不会使我们的学术界脸上有光。我们要想让我们的研究和观点立于不败之地，就一定得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这也就是说，我相信，虽然我们的早期中国研究对这种偏见并非天然免疫，但它却有机会、也有责任为大家指出一条光明大道，让我们通往真正整合为一的汉学。尽管我们这个小组的五个发言人全是白人，但我们作早期中国研究的人都知道，我们研究的基地，无论从精神上讲，还是从物质上讲，全都在中国。我们这个小组讨论的有关材料都是在中国发现的。它们是由中国学者提供给我们的。关于这些发现，以及它们与中国历史遗产的关系，在中国有很活跃的讨论，如果我们置之不理，那可太傻了。好在从脚注的阅读，我有一个印象，这就是你们今天提交的四篇论文也好，还是我们过去发表的论文也好，在咱们这一行里，我们的绝大多数注脚都没有忽略中国同行的学术成果。当然我们也并不总是赞同它——尽管我得马上补充说，这里根本就不存在“它”，因为在早期中国的研究上，中国的学术界也不是铁板一块，中国学者不同意中国学者，其实比我们还厉害——但我们的学问对中国同行的学问的依赖，那可比其他汉学领域大得多。我们深知，在我们熟悉的这个领域中，在我们的脚注和书目中，我们已受益良多。
但我想再讲的深一点。我想说，我们不仅应该知道，我们是受惠于中国学术，而且首先我们应该“好之”。我们不仅有幸获睹近四分之一世纪的重大考古发现，而且有幸成为李学勤、裘锡圭和李零等中国学者的同行，有幸以留在西方同我们共事的张光直、许倬云和巫鸿为同行。其次，我们应该比“好之”做得更多。我们应该深思而熟虑之，应该认真考虑一下，不论是在史料和材料方面，还是在探讨和推测方面，是不是我们就没有可以向中国学者学习的地方。正是因为我们对新发现是开放的，而且确实“好之”，所以同样我们对新的解释也应该是开放的，而且也必须是开放的。无论他们是来自什么地方。
这一想法把我重新带到今天我们这个小组的议题。我觉得作为评议人，我的讨论余地可以大一点，但我只想泛泛讲一下，在我们这个领域中，考古发现，特别是出土文献，它们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我敢肯定，在场诸位都很清楚，过去十年里在中国有一股很大的思潮，他们认为这些发现铁证如山地证实了，中国传统历史是非常古老和真实可靠的。凡是接受这种看法的人现在叫“信古派”，它这么叫当然是为了区别于“疑古派”。后者不仅造就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中国历史学的特点，而且对此后的西方历史学也有巨大影响，余泽被于今日。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靠胡适、顾颉刚和《古史辨》的其他作者才入的门，如果不说知识之门，至少也是汉学之门。它已经溶入我们的天性，成为我们的一切，我们要想放弃这种态度已非常困难。当然，我们并不应该因为在中国有一股不同的思潮就放弃我们的基本前提，但唯其如此，我才相信，作为学者，我们不应事先不加考虑就怀疑和我们并世而立的中国同行。至少从今天的讨论看，我觉得证据好像确实是在李学勤和他的“信古派”一边。很多长期被人嘲笑为后世伪作的古书其实是真古书，这样的发现真可谓层出不穷。如郭店楚简《缁衣》便是最新的例证。也就是二十年前吧，《缁衣》，还有《礼记》中同子思有关的其他三篇（《坊记》、《表记》和《中庸》），它们曾是我国一篇出色论文的讨论对象。为了证明《缁衣》绝不可能作于西汉中期以前，这篇博士论文把我们这行的史学假设和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可是今天，既然我们有了写于公元前300年的郭店楚简，我们的同行王安国（Jeff Riegel）正高高兴兴地认真考虑，他究竟错在哪里。他的态度是令人钦佩的。但对我来说，三四年前王家台秦简《归藏》的发表，那才是个谁也想不到的奇迹。关于《归藏》我发过誓，而且在许多场合发过誓，它绝不可能写于公元前三世纪中叶。但我们现在得到的却是公元前三世纪中叶的《归藏》。虽然在王家台秦简《归藏》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非《易经》系统的占卜文献，即夏伯格（David Schaberg）在其今天提交小组讨论的精彩论文中所涉及的文献，但它和《易经》还是非常相似。正如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如何考虑《易经》传统的变化是引人入胜的事，而且现在我们至少已经拥有其中一种的文字证据。尽管《归藏》也许早不到商代，但它的编定恐怕要比公元前三世纪还早不少。如果你还怀疑它在此之前不曾广为流传，我就向你们推荐李学勤讨论《逸周书?祭公》的短文（刚刚发表于《文物》1998年第7期）。我们几乎可以断言，此书是写于公元前九世纪的中叶。如果你对此书也一样怀疑，那就请你先看他的证据，然后再下结论。
当然，正如夏德安今天在他的论文中提醒我们，并且以前他也在他的著作中提醒过我们，对于古代的传统观点，重要的问题倒不在于我们应该主疑还是主信，而是在于如何推进知一方面很多出土文献已经证实有些曾被怀疑的传世文献和传统看法是可靠的，另一方面还有很多其他发现则是前所未知。它们向我们显示出早期中国的无比丰富，无比复杂，因此也比当初吸引过我们的早期中国更为有趣。所以我也想过，或许还有另外一个学派正在形成。它既不是“疑古派”，也不是“信古派”，而更像是两者的融合。或许可称“研古派”，即研究古代的学派；或许更好是叫“殷古派”，即把古代看作丰富多彩的学派。尽管我们曾拿我们早就讲过的危险警告咱们这一行，警告勾心斗角的我们，但它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该考虑另组一个学派。我们还是摆脱“派”吧。如果我们摆脱了“派”，不管它是“疑古”、“信古”，还是我拟称的“研古”，我们共同拥有的总是“古”，或者像我国通常的叫法，即“early China”。我想这已经足够。总而言之，它是我们共同的出发点。让我们，而且靠我以为是所有汉学家的“我们”，不分种族和国籍，一起不断地研究它，惊而叹之、喜而好之地研究它。很可能，如果我们全心全意地“好之”，我们就会以学者的心情，至少是以学者的心情，体会到一种亲如一家的感觉，即如孔子所预见最终会达到的属于“乐之”的境界。 （李零译）
（《中国学术》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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