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作雒解》和“三监之乱”再论作者：老闷
（有“录子耳口”记录的“大保簋”拓片） 老闷在前文《<作雒解>和“三监之乱”》中讨论了“三监之乱”的一些颇有争议的细节。在吾友北里兄的建议下，本人今天仔细研读了李学勤先生的近作《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又有了进一步的猜想，推翻了之前的观点。 《清华简.系年》据李氏考证是战国中期的作品，可信。《系年》曰： 周武王既克殷，乃设三监于殷。武王陟，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录子耿。 —— 看来，“三监”的说法古已有之，并非汉儒臆造。另外，此“录子耿”很可能就是名器“大保簋”所记之“录子耳口”。李氏支持白川静说，认为此“录子耿”（或“录子耳口”）约略就是“禄父”，是纣子。而《系年》文中所谓“杀三监”，李氏认为“当然不是杀了三叔，所指大约是参预临管的周人官吏军士”。老闷不认同。“商邑”可以“反”，但“商邑”如何能“杀”？老闷认为，“杀”的主语应该是隐而未言的，是周公/成王，而非“商邑”之人。进一步，若果“录子耿”就是“禄父”，结合其他史籍的记载，有两种可能性：1）如果“禄父”是“三监”之一，则如何被杀之后还能被立？2）如果“禄父”非“三监”之一，可他也参与了“三监之乱”，“三监”被杀，如何“禄父”未被杀，反被立？ 老闷认为，更可能的情况是：“录子耿”不是“禄父”，而是“禄父”之子，名耿。 《系年》又曰： 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乃先建卫叔封于庚丘，以侯殷之余民。卫人自庚丘迁于淇卫。 在这里，“庚丘”的“庚”和“康”互为通假—— 上古文本中常见此通假，毫无问题。“丘”者，邑也。也就是说，叔封先被封建于“庚”邑，所以得名“康叔”，后“庚”邑被弃，“庚”民迁于淇畔之“卫”（也就是“沬”、“妹”、“牧”），因而“康叔”始称“卫康叔”。于是，老闷认为，所谓“三监之乱”发生以前，殷商故地有三个大都邑：庚、沬和邶。 我们知道，诗经有“邶”、“鄘”、“卫”三风，那么，庚（康），是否就是“鄘”呢？我们来考察一下“鄘”的上古音。鄘，从庸；庸，各音韵家都认为其韵在东部：
于是，老闷认为，“邶”、“鄘”、“卫”就是“邶”、“庚”、“沬”。 再回到《逸周书.作雒解》： 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于殷，俾监殷臣。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聿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俾康帅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 武王伐纣后，“王子禄父”被封于某处“守商祀”，管叔鲜被封在“东”，蔡叔度被封在“殷”。既然，“三监”之说古已有之，而“监”字古来就是“注视”、“临视”、“监视”的意思（参见“监”字的甲骨文写法如下），而殷人、殷臣、殷民不可能“自监”，那为何此文中提及似乎就是纣子武庚的“王子禄父”和管叔、蔡叔，而未提及他人（比如霍叔处）呢？ 精彩的部分来了—— 老闷认为，“王子禄父”根本就不是纣子武庚，而是武王的长子！ 本来，《逸周书》是周代的作品，如何会呼“商纣”为“王”，而呼其子为“王子”呢？ 老闷脑海中的故事梗概是这样的：牧野之战得胜后，武王把长子禄父封于沬邑（沬，即“牧野”之“牧”，可能在新乡），把同辈的管叔、蔡叔分别封于“东”（在郑州）和“殷”（在安阳），以共同监督纣子武庚、殷臣和殷民，是为“三监”。武王病故时，周公在朝，乃立武王少子诵，自己摄政。武王长子禄父不服，认为自己应该即位，管叔、蔡叔也同样不认可周公的处置，于是乎挟纣子武庚及关东殷民起事造反！周公、召公南征北战，终于平叛，杀掉了武庚，杀掉（或流放）了禄父，立禄父的儿子“耿”（所谓“录子耿”）为嗣于沬邑，管叔、蔡叔也被严厉处置，不得善终。接着，周公封弟弟叔封于“庚”（就是“康”，就是“鄘”，或许是“东”，但更可能不是，而在新乡以西的古河内陆区某处），称“康叔”，继续“监殷”，而此时的“殷”或许已毁于战火，成为一片废墟。后来，禄父的儿子“耿”又造反于沬邑，“康叔”乃配合武王、召公灭之，并索性迁其国于沬邑，是为“卫”，“康叔”自此称“卫康叔”。 也就是说，所谓“三监之乱”实际上是一个周人在王位继承问题上立幼废长所引发的内部倾轧的故事，而不是一个商人抗周的故事。 你同意老闷的观点吗？ *** 补记1：有人问，“王子禄父”如果是武王之子，他如何会被分配去“守商祀”？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也是老闷提出的新观点的一个可能的“硬伤”。《逸周书》已经算很古的文本了，古籍里谈论前后两朝更替时后朝给前朝子嗣出路的事情—— 所谓“守X祀”的说法—— 大概找不到比《逸周书》更早的吧？战国文本《今本竹书纪年》曰：“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坶野。王親禽受於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立受子祿父。是為武庚”—— 明确地说“受子”叫“禄父”（注意：不是“王子”，是“受子”），也叫“武庚”。也就是说，战国时代的史家都认为“禄父”就是纣子“武庚”，但是—— 他们对于远在600多年以前社会大变动时期的记录，是否就一定是准确的呢？如果我们把“禄父”和“武庚”分开来，《作雒解》倒确实有解了，但新的疑问也出现了。还是让我们期待新的考古发掘证据吧！ *** 补记2：“武庚”的“庚”与《系年》里所谓“庚丘”的“庚”有没有关系呢？吾友北里兄认为，“庚丘”可能得名于“武庚”。但是，“X丘”类地名中的“X”罕用人名。再者，“武庚”的“庚”恐怕来自于天干，如同“帝辛”之“辛”来自于天干一样，以天干为地名也显得过于另类。而且，“武庚”从受封到被杀，不过短短7、8年而已，其名是否会记入地名，很值得怀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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