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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第三十四回 泓水城濮
现在来看看中原及东方诸大国的情况。最先称霸的齐桓公（公子小白）在晋文公登上君位之前就死了，齐国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君位之争，并因此而陷入了周期性的衰弱，已经不具备争霸的条件了。而昔日的河北大国——卫国，在戎狄的压迫下，在齐桓公时代就已迁入河济平原，成为了一个二流国家。
至于先知先觉的郑国，已经耗心了它的先发优势，这个小霸之国此时正在遭受来自江汉平原的楚人的压力。以至不得不选择依附于楚国，让楚国派军队驻扎于国都之中。
也许鲁国有机会出来重新显示一下自己的影响力，不过有齐国这个“天敌”在后面，鲁国人的注意力依旧无法从泰沂山脉和泗水流域转移出来。（郑国当初能够小霸，是因为它的后方是衰弱的王室）。
如此看来，那个被周人所不齿的南方蛮夷——楚国倒是最有机会入主中原的了。事实也正是这样，在姬姓诸侯们已经不能同心同德的时候，楚人开始了他们的强势扩张。南阳盆地的汉阳诸姬，淮河流域的蔡、陈、息等国，甚至之前的小霸郑国，都为楚国所控制。楚人现在正在东北向的向济水渗透，如果不出意外，下一个霸主就应该是楚国了。
依楚国的地缘条件，在春秋乱世中称霸一时几乎是必然的。只是在这样一个权力真空时，有这种想法的并非只有楚国。那个虽非姬姓诸侯，却也有着高贵出身的“宋国”，也同样有意竞争霸之位。
宋国在中原诸强中的地理位置居于东南向。国都所在地是在现在的河南省商丘市，这里也是当年商王朝诸多都城中的一个。与其他诸侯国相比，宋国的地理特点就是“平”，无论从向哪个方向拓展，宋人基本都不会遇到山脉的阻隔。如果城市建设和耕种的角度看，这无疑是非常适合居住的一片土地。但问题是，当你处在乱世之中时，这种没有天然山脉保护的大平原地区，事实上会让你四面受敌，成为所谓的“四战之地”。
依托纯粹的平原，并成为一方霸主的例子并非没有，后期发迹于太湖平原的吴国就是典型的例子。吴国经营江东地区成功的经验在于，提升了河流的战略作用，在平原地区依靠人工修筑引导，构筑出一套河网系统。这一方面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也为吴人提供了一套适合自己的战略防御体系。
吴国依托长江构筑自己的防御体系相比，宋国所能够依托的河流主要就是济——淮之间那些，南北向的河流的。这些河流基本都是淮河的支流。如果这片土地让吴人来经营的话，他们会想办法向北将势力范围渗透至济水，向南延伸至淮河，然后再在商丘东西两侧，选取两条甚至数条南北向的河流，构筑一条可以循环的河网系统。事实上后来吴人可以北入中原争霸时，也正与是这样做的，“深沟”的开挖就是这种战略思维的产物。
不过对于春秋初年的宋人来说，他们并没有吴人那样的意识。无法象吴人那样四季行船（冬季有可能结冰），是影响宋人乃至河、济诸国以船代马的地理因素（另外淮河的那些支流也没有长江那么宽）。问题是即使不能构筑出封闭、全面的水面防御系统，河流本身防御作用依然是很大的。尤其是当宋人的威胁来自于西南方向的楚人时，那些南北向的淮河支流，仍然可以为他们的逐级抵抗提供支持。
在齐国陷入内乱时，宋国的君主正是那个以“仁义”著称的宋襄公。现在的问题是，宋襄公图谋称霸时，并没有将地缘因素考虑进去。在他看来，资格似乎是排在第一的。如果王室的控制力依然存在的话，即使需要在诸侯当中找出一个领袖人物的话，也只可能在姬姓诸侯中作出选择。在那个时候，鲁国是最具有资格成为诸侯领袖的。而齐国以非姬姓诸侯的身份成为春秋首任盟主，让宋襄公也看到了机会。尽管宋人和楚人一样，都是属于非华夏体系。但宋国殷商王族的身份，还是让他自视比楚人更有资格成为新的盟主。
如果宋人能够认请形势的话，他们应该会清楚，在春秋乱世之中，如果不通过与其他大国进行一场，甚至数场战争，是根本无法获得霸主地位的。而宋襄公的悲剧在于，在他仅仅通过对几个小国的胜利（如曹国），就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称霸的实力。所以在他召集齐、楚两国会盟，试图让自己“盟主”的地位获得大国认可时，悲剧便发生了。首先齐国与鲁国这两个有实力的国家根本就没去；其次楚人早有准备，将企图论资排辈“以德服人”的宋襄公扣了下来，后来又在诸侯的调解之下放了回去。毕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领袖往往并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不能征服这个国家，仅仅扣留一个君主，并不会当然的取得胜利（有时候对于对方来说反而是好事，可以另立一个更有能力的君主）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应该说，宋楚两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战争即可以说是宋襄公挑起的，因为他向已经依附于楚国的郑国发起了进攻；也可以说是楚国挑起的，因为楚军旋即以救郑的名义，进逼宋国的国都。其次战争是谁挑起的并不重要，因为无论是还对称霸抱有幻想的宋国，还是自视最强的楚国，都需要用一场战争来证明自己的实力。这场战争由于发生在宋国西部的泓水之滨，因此被称之为“泓水之战”。
附：宋地缘位置示意图（泓水之战）
在楚军来犯之时，宋军可以依托的防线正是泓水。问题是这条天然的防线并没有发挥任何战术作用，原因则是宋襄公一定要等楚军渡河并列阵之后方才应战。这种被毛泽东喻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其实并非宋襄公所创，因为在上古之时，战争的多是采取邀战的方式，即双方约定在一片开阔地，然后列队厮杀。这种战法实际上是一种“贵族式”的战法，春秋之时还能看到些许案例，到了战国时期则基本看不到了。那时国家之间的战争已经变为全方位的对抗了，国家的整体实力、地形、计谋的运用等都成为一支军队是否能够赢得战争的重要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宋襄公只是因为他那不合时宜的行为，成为了“最后的贵族”。
如果宋襄公生在欧洲，他可能会觉得更适应些。因为在欧洲，即使是在中世纪和火器盛行的年代，欧洲的军事贵族们，依然热衷于这种“优雅”的战争方式。东西方之所以会在战争形式上形成如此巨大的差别，主要是因为中国早在春秋战国之时，国家的组织形式就已经开始由层层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变了。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内部的权力基本都已经集中在公室手中了。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国家都有可能快速的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打一场全面战争。而西方所一直延续的层层分封的“封建制”（这才是真正的封建），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地缘结构非常复杂，很少有国家有足够的实力有胆量打一场全民皆兵的全面战争，因为你的对手可以是一个，也可能是数个乃至数十个。在这种情况下，将战争的范围主要限定在贵族之间，即可以保证领地内部的稳定；也可以让战争的损失被限定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贵族的命总是比平民要更值钱的）。
实际上无论宋襄公采取什么样的战争形式，宋国“四战之地”的地理条件，都很难让它成为一流强国。如果宋襄公及宋国历代君主能够正视自身的地缘劣势，制定出正确的拓展方向，也许让宋国的命运得到些许改变。在这方面，东迁之前就为自己选定一块风水宝地的郑国，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当楚军在“泓水之战”中占用宋军后，楚人俨然已经成为了中原的霸主了。可以说，济水以南的诸侯基本都在楚国的控制之中了。楚人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河济平原，对于一个有志于称霸中央之国的诸侯来说，能够将势力范围扩张至沟通河、济两水之间的河济平原，是能否成为盟主的必要条件。因此河济平原在春秋之时，无数次成为会战与会盟的地点。即使是到了春秋末年，当时战败了楚、越、齐国，势力如日中天的吴国，也将会盟的地点选定在河济平原的黄池之上。
在楚人图谋河济平原之时，这块夹心地上除了周边大国所占据的土地之外，最大的诸侯国是“卫国”。在卫国一回中已经分析过了，在齐桓公刚登上君位后不久，卫、邢两国就因为戎人的进攻，而被迫迁至河济平原之上。只不过在楚宋泓水之战后3年，邢国就被同姓的卫国所灭。卫国之所以敢对受到齐国支持的邢国下手，正是因为他选择了楚国作为后台。
无论卫国这种依附蛮夷，向同宗下手的行为，在春秋之时有多么的让诸侯们所不齿（所谓“春秋无义战”的说法，也正是由此而来的），楚人都已经具备称霸中原的必要条件了。而能够给楚人制造麻烦的，似乎只有那个还未被打服的宋国，和余威尚存的齐国。
在公元前632后，也就是泓水之战后五年。楚人决定解决掉这两个麻烦。这一次，宋国的国都——商邱，以及齐国在河济平原的边邑——谷邑（现属山东东阿），同时成为了攻击目标。之所以选择了攻击齐国在河济平原的突出部，而不是齐都临淄，是因为泰沂山脉的存在，让楚人无法象围攻宋都商邱那样直击齐国的心脏。而如果将齐国压缩至济水以南的话，那无论楚人是否再乘胜追击，齐国都无法再对中原地区施加影响了。
楚人对齐国的军事行动，得到了鲁国的支持。对于鲁国来说，是不会放过任何一次削弱齐国的机会的。现在看来，唯一能够阻止楚人称霸中原的只有山西高原中的晋国了。认可宋襄公“仁义”之风，并让其位列“春秋五霸”的人，多认为晋国之所以对宋国施以援手，是因为齐桓公重耳在他十九年的留亡生涯中曾经受到过宋襄公的礼遇（当时泓水之战刚结束后不久），所以才在刚登上君位后就帮助宋国对抗楚国。
实际上这种想法有些过于感性了，对于真正的政治家来说，每作出一项决定都不会简单的感情用事。在重耳的流亡生涯中，楚国也曾经给予他很大的帮助，否则重耳也不会对楚人作出“退避三舍”的承诺。其实晋文公当时作出这种承诺，就已经在表明，晋楚两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这种不失原则的承诺，比之他的兄弟晋惠公向秦穆公作出不可完成的承诺（割让河西之地），的确显得更有远见。
正如楚国采取了“围宋救郑”的战术一样，晋国也没有直接对宋国施与救援，而是对楚国在河济平原中的盟友——卫国发起了攻击。在攻击卫国得手之后，旋即向南，越过济水，解决掉了楚国在济水南岸的另一个盟友——曹国。如果按照正常的情况发展，晋楚两国最后的决战之处应该是在济水以南的中原地区了。
不过晋文公最后还是将决定的地点选择在了河济平原的中心一个叫“城濮”的地方。在春秋之时，河、济两水之间还有一条比较重要的河流，叫作濮水，而“城濮”的位置，正是在濮水之南。实际上濮水更象是济水的一条支流，而后来的历史中，濮水的部分河道，也的确被看作是济水的一个分支——北济水的一部分，而我们在春秋之时所认定的济水被称之为“南济水”。由于黄河与济水在历史当中都曾经多次变道，要想具体弄清，这两条河流在每一个时期的干流是什么流向，是非常困难的。对于我们来说，大致知晓它们的方位就行了。简单来说，现在的河南省濮阳市，是位于濮水之北，河水之南（春秋时期的河道），水北为阳，濮阳之名也因此而来；而山东的菏泽市则是位于濮水之南，济水之北（南济）。而二水在将至泰沂山脉时，共同形成了大野泽。
附：城濮之战示意图
晋文公选择从济水之南的曹国（现山东定陶一带），退至濮水之南的“城濮”（现山东湮城县临濮镇）。表面上看，是为了遵守当年对楚王所作出的“退避三舍”的承诺（一舍为三十里，汉以前，一里约为415.8米。三舍大约相当于现在的75华里）。而实际上，晋军的这种后撤，一是为了避楚军的锋芒；二是为了与前来支援的秦、齐两军会合。齐国与晋国联手对抗楚国很好理解，因为在晋军到来之前，齐国在河济平原的突出部——谷邑，正遭受楚军的攻击。而秦军之所以和晋军结盟共图中原，则是秦穆公一直所希望的。当然，后来在秦国自觉有机会独自在中原打出一片天地时，秦晋之好还是变成了秦晋争霸，这种变化在下一回“崤之战”中会有详细的解读。
如果仔细测量曹国与城濮之间的距离，其实并不止75华里，大约在120华里左右。不过所谓三舍之数，本来也不必太过细究。多退一点，反而更显得晋文公是个守信之人。如果从表面上看，晋文公选择在濮水南岸驻扎，有背水一战的气势。但实际上，晋国当时并没有这样的决心。所谓的背水一战，是需要自烧渡船以示决心的。而晋国选择在城濮这个重要的渡口处驻扎，恰恰是因为刚刚登上君位的晋国，也没有足够的信心战胜兵锋正盛的楚军。如果晋军在城濮战败，他们可以迅速渡过濮水，然后延濮水之北，西向至黄河。在那里有一个渡口叫作“棘津”，进入河北平原。晋军正是从那里渡过黄河进入河济平原的。
附：〈城濮之战〉晋军行军路线示意图
晋军这次军号行动的进军路线，应该是先从“太阳渡”（也就是被灭的南北虢的所在地）南渡，然后延黄河南岸东行至洛阳盆地，再经由孟津北渡黄河进入河北平原（孟津就是当年武王伐纣渡河处，洛阳盆地进入河北平原的主要渡口）。而晋军如果战败由“棘津”退入河北平原后，将可以按原路回到晋国本部（临汾——运城盆地）。
如果从救援宋国，或迎战楚军的角度看，晋军所走的这条路线并不是最经济的。最直接的路线应该是在第一次渡过黄河后（太阳渡），然后沿黄河南岸，经洛阳盆地，过虎牢关，进入中原，直至宋都“商丘”与楚军决战。问题是这条路线必须经由郑国所控制的虎牢之地（也就是郑国灭东虢所获得的战略要地，在郑国一节中有分析过）。而引发“城濮之战”的原因，正是宋国由东向西进攻郑国，以至楚军以救援盟国——郑国的名义，围攻宋都商丘。因此如果晋军走这条路线的话，实际上等于是必须与郑国打接战。即使是取得了胜利，宋国也早已被楚军所灭。因此晋军所采取的这种“曲线救宋”的方式，在战术上是非常合理的。而晋军退避三舍后，看似背水一战的布阵方式，也正是为自己留足了后路。
在晋军联合了秦、齐两军在城濮布阵时，楚军也将进攻齐地“谷邑”的军队调回，与围攻商丘的军队会合后渡过济水，准备与晋军决战。对于这场战役，应该说晋楚两军都没有必胜的把握。如果从整体实力来看，势头盛的楚国，应该还略战上风（还带有淮河流域的陈、蔡两国军队）。问题是远在南阳盆地等候消息的楚王，面对三大强国的阻击，也显得信心不足。因此未能及时派遣足够援军支援。
最终的结果是，晋军险胜楚军，楚国也暂时的推迟了称霸中原的时间。直到21年后的公元前611前，那位“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楚庄王，重新向中原扩张，在与晋国经过多次战争后，终于在公元前597年，在“邲之战”中一战击溃晋军，从而称霸成为了新一任的“盟主”。
而“邲之战”的地点，正是在晋军上次所绕过的战略要地——“虎牢”一带。在那次，楚军是先灭了重新附于晋国的郑国，然后再在虎牢之地与急于东出中原，维护自己霸主地位的晋军决战，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应该说晋文公在位仅仅九年，就击败楚国成为了新一任的霸主，是有一定偶然性的。不过就晋国当时的实力而言（已经完成了临汾——运城两盆地的整合），进入中原称霸，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晋文公的儿子晋襄公，以及在楚庄王死后，登上历史舞台的晋景公、晋悼公，也都曾经称霸一时，甚至被列入“春秋五霸”的候选名单。
相比于晋国的风光无限，位于晋国后方的秦国，则是不甘心一直处于被压制状态的。秦穆公之所以在取得“韩原之战”胜利后，仍然希望将重耳扶上君位，以维持所谓“秦晋之好”，无非也是看清了晋国的整体实力强于秦国，暂时不愿意与之全面对抗罢了。在与晋国联盟，进入中原征战的过程中，秦穆公也在期待有一天，自己能够成为新的霸主。而年事已高的晋文公并没有让他等太久，在他去世之后，秦国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从大的背景来看，完成了临汾——运城盆地整合的晋国，能够在某一时期称霸中原，有其必然性。而晋文公成为霸主，则有一定偶然性。至于秦国，在取得渭河平原的主导权后（从晋国手中夺取河西之地），也必然会希望向中原扩张了。只不过相比晋文公来说，处心积虑，布局多年的秦穆公，看似更应该在他的任内，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尽管从大历史的背景看，某一位英雄人物的生死，并不会改变大的历史走向，但在微观的历史当中（也就是我们平时看的，注重人物和事件的“历史”），的确会造成一定影响。而晋文公的死，就直接影响了秦晋之间的关系。
晋文公是在公元前628年去世的，也就是说，他在霸主的位置上坐了4年就走了。尽管在我们看来，晋国之所以能够称霸，是因为晋国的整体实力到了。但就身处其中的人来说，对于这一点却是很难认清的。在很多政治家看来，对手出现权力更迭时，往往是最好的机会。这种机会对于秦穆公来说并不陌生，之前他已经数次运用这种机会，来干涉晋国的内政，并借此“取回”了河西之地。现在，秦国的兴趣点已经不再是晋国的君位传承了，能够借这个机会，入主中原，取代晋国的霸主地位，才是秦穆公最想要的。
如果秦国想从晋国的手中夺取盟主之位，最直接的办法当然是与晋国开战，并取得胜利。在之前，和之后的春秋历史当中，每一位霸主的产生，都伴随着与其他大国的战争。问题是对于秦国来说，有两个问题是不得不考虑的。一是之前秦晋两国的关系一直是处于“秦晋之好”的状态的，如果在晋文公刚刚去世之时，就与之开战，有失道义。对于一个有志于成为诸侯领袖的君主来说，名誉还是非常重要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即使是秦国偷袭晋国得手，也并不代表就能够称霸中原。因为由于地理格局的关系，其他几个大国对决的战场，都是在济水南北，一场大战的胜利，不仅能让主要对手退出争霸的舞台，更能让中原那些国家臣服。而秦晋之间如果发生战争，基本只会在河东、河西两地，并不会对中原乃至更远的边缘大国造成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秦国即使取得了对晋战争的胜利，也还必须再入中原，进行一场新的战争，以证明自己的实力。
在这种情况下，可供选择的方案就是直接进入中原，寻找一个实力在自己之下的诸侯国开刀，以证明自己的实力。至于这个牺牲品是谁，相信看过《崤之战》一文的朋友都已经清楚了（以前的中学课本里有的，现在不知还有没有），就是曾经的小霸——郑国。
在晋、楚、齐等边缘大国的挤压下，先知先觉的郑国现在已经成为二流国家了。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郑国在大部分的历史当中，不断的在北面的晋国，与南面的楚国之间摇摆。在城濮之战前，郑国是依附于楚国的。而在城濮之战后，郑国自然选择了倒向晋国。不过郑国并未就此完全切断与楚国的关系。这很大程度是因为楚国并未在城濮之战中伤及根本，或者说楚人随时有可能卷土再来。在这种情况下，情商一直很高的郑人，首鼠两端也就情有可原了。
对于郑国的这种态度，已经成为霸主的晋文公当然不能容忍，于是晋国准备通过武力，让郑国明确自己的位置。现城濮之战一样，晋文公的“岳父”——秦穆公又一次的成为了联合对象。秦晋两军分两路向郑国发起攻击。这种联合军事行动也为郑人找到了生存的机会。就象《三国演义》里的曹操每一次听到对手有新的盟军到，就哈哈大笑一样。这种因为利益而联合在一起的组合，的确也很容易因为利益而分道扬镳的。
郑国离间秦晋联盟的说词就是摆明三者之间的地缘关系。因为在城濮之战前（公元前635年），周王室曾经发生过一场内乱（当时为周襄王，其弟谋夺王位，王出逃）。对于东迁之后的王室来说，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一般而言可以考虑的是当年的“勤王四国”，即河北平原上的“卫国”；中原的“郑国”，山西高原中的晋国；与渭河平原上的秦国。如果从地理位置上看，卫国和郑国应该是能够最快给予支援的。不过卫国，这时候已经和邢国一道，被戎人驱逐至河济平原落户了，因此周襄王就近先逃到了郑国，然后向晋秦两国求缓。
最后的结果是，更具交通优势，也更有实力的晋国，抢在秦国之前，帮助周襄王复位成功。秦晋两国争着来做这件事，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累积政治资本，因为最先称霸的齐桓公，为盟主设定了一个政治标准，就是获得王室的认可。而晋国的这次勤王行动，所获得的不仅仅是政治资本，更为重要的是获得了向河北平原渗透的权力。
无论是晋国主动要求，还是周王主动示好，晋国得到了阳樊、河内两地的封赏。前者位于奇太行山的边缘（河南济源市西南），原来是属于一个叫“樊国”的小国；而后者则指的是河北平原（黄河以北称之为“河内”，以南称之为“河外”），或者说主要就是当年封给卫国的殷商旧地。
王室作出这种决定，其实就象当年把歧山以东的土地封给秦国一样。因为当时的河北平原，已经是戎狄的天下了，之前拱卫洛阳盆地的卫、邢两国都已被迫迁至河济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让勤王四国中最具实力，地理上也接近的晋国去收拾烂摊子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附：<崤之战>示意图
虽然王室新封给晋国的土地更象是一张空头支票，但实际意义还是挺大的。至于究竟有什么意义，相信“奉（挟）天子以令不臣”的曹丞相是最有发言权的。其实王室做出这种“赏赐”，很大可能是因为晋国的要求。毕竟去收拾河北平原上那些戎狄，比到中原去灭掉几个同宗的诸侯国政治风险更小。更何况从地理的角度看，晋国有很大机会征服山西高原上那些戎狄，让太行山两侧都成为晋国的势力范围。
当然，无论是山西高原上的戎狄，还是河北平原上的戎狄，都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晋国要想真正完成它的“统一”大业，还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和技巧。最起码在晋文公余下的那几年，是没有办法真正做到了。不过晋国在名义上取得了河北平原的控制权，却让郑国离间秦晋双方的关系找到了突破口。我们都很熟悉战国时期秦人所采取的“远交近攻”的地缘战略，但对于郑国这样的二流国家来说，“远交”的策略是必须的；“近攻”的能力却未必有了。真正适合这类国家的战略是“远交近防”。就郑、秦、晋三国的地缘关系来说，郑人要防的就是已经将势力范围渗透至河北平原，与其一水之隔的晋国；而要交的则是势力范围尚未东出崤函通道的秦国。
最终虑及攻郑之战有可能为晋国做嫁衣裳的秦穆公，成为了郑国新的保护者，并派驻兵将帮助郑人驻守国都（新郑），至于其中的利害关系，当然是由郑人点明的。而他的“女婿”晋文公，暂时还不想捅破“秦晋之好”这层窗户纸，也就此退兵放弃了对郑国的攻击。
秦国成为郑国的保护国，看似让秦国向中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相比于晋国可以通过控制河北平原向中原渗透；齐国可以透过河济平威慑中原；楚国可以占据淮河流域北入中原。单纯的和郑国结盟，并不能让中原诸国真正感觉到秦国的存在，因此也就无从谈起称霸中原了。因此在晋文公去世之后，秦穆公希望对郑国发起一次远征，以真实的在中原占据一块土地。支撑秦国这次冒险行动的动力，除了晋文公的去世这个“利好”消息以外，就是之前秦国帮助郑国驻守新郑的将领，已经取得了郑国的信任，能够成为秦军的内应。
如果单从“人”的角度看，秦穆公在竞争对手离世，且有内应接应的情况下，作出远征郑国的决定，应该说不能算是冲动之举。但问题是从地缘的角度看，这次行动实在太过冒险。一是秦军在经由崤函道东出中原时，必须经过晋国的控制区；二是行军路线过长，不仅要经由滑国这类的小国，还必须经由新郑北边的那些郑国城邑，才能到达新郑。在这种情况下，秦军即使不在行进中受到攻击，也很有可能过早的暴露出自己的军事意图。
对于秦国来说，希望入主中原并不能算是异想天开。当年黄帝和武王都是从渭河平原走出去，并成为天下共主的。现在秦人已经成为渭河平原的主导者了，冒一次险开始东征之路是迟早的事。而这个任务落在为秦国取得河西之地的秦穆公身上也有其必然性。
秦军东征郑国最大的隐忧是晋国。因为吞并虞、虢（南北）两国的晋国，实际上已经取得了“陕地”的控制权。而秦军通过崤函通道进入洛阳盆地，乃至中原，陕地是必经之地。换句话说，如果晋人不放行，秦军的这次远征将会充满着危险。
在这里需要对几个重要的地理名词作一个梳理，这些地理单元在整个古典时期，乃至上古时期，都一直发挥的重要的战略作用。它们分别是：“陕”地、函谷、太阳——茅津渡、南北崤道。
附：崤函地理关系示意图
这里要解读的是函谷和崤山。从地形图上很容易看出，如果我们从渭河平原出发，沿黄河东行的话，可以有两个选择。经过黄河的那个拐角（河曲）之后，沿黄河南岸，通过秦岭与黄河之间的夹道前行；二是通过风陵渡渡过黄河，沿黄河的北岸向东进发。这条路线的地理格局和南岸非常类似，只不过是由规模较小的中条山替代了秦岭的位置。而中条山与黄河之间的通道，甚至比南岸还要好平整些。
不过无论我们是沿着黄河的北岸还是南岸前行，在到达“三门峡”附近时，都会遇到很大的障碍。因为无论是北岸的中条山，还是南岸的秦岭，在这里都不约而同的向黄河靠拢。使得黄河河道不得不收窄，并形成了两岸高山林立的峡谷地形，这也就是所谓的“三门峡”。换而言之，如果你还想继续东行的话，沿着河岸走将是非常困难的了。对于在这种地形上开辟道路，先民们并非没有办法，在我们将视线转向秦岭及四川盆地时，那些开凿在崖壁上的“栈道”会为我们展示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的。
实际上从地质学的角度来看，中条山甚至太行山脉和秦岭都可以看作是同一山系。只是由于黄河在它们之间冲出了一条河道，才会分割成两片完全独立的地理单元。无论黄河与它两岸的山脉是何总关系，对于希望走出黄土高原的人来说，都一定会想办法在其中开辟道路的。之所以开凿栈道没有成为上古先民的首选，是因为他们在三门峡两侧的山脉中找到了可行的道路，而这条通道的位置在黄河的南岸。
另外附张三门峡未成为“三门峡水库”之前的图片（油画），以让大家更直观的认识这段峡谷对于陆地交通的阻碍。
如果一定要做的话，相信先民们也还是有办法在黄河北岸开辟出道路的。不过由于对山西高原上的居民来说，还有其他路线可以越过太行山脉，进入东部的平原地区（河北平原）；加之通过南岸可以直入中央之国的地理中心——洛阳盆地和中原地区，因此先民们着力在南岸寻找合适的路径，以打通东西大通道。
从大的方面来看，秦岭在三门峡附近向北延伸，是造成东西通道不畅的地理原因。而具体的“罪名”则要落在一条秦岭的小支脉——崤山身上了。“崤山”自秦岭的主脉中伸展出来，向东北方向延伸至黄河南岸，如何越过这座“天王山”，成为了问题的关键。不过在我们去崤山中找寻道路之前，还有两个重要的地标，会先为我们的东行之路，制造点麻烦。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仍然是秦岭在向东北方向延伸它的那些小支脉。其中一条小体量很小的支脉，这条小山脊虽小，但却北抵黄河，南至秦岭，象是一道天然的长城，抢在崤山之前成为了东进道路上的拦路虎。
这条小山脊在历史上默默无闻，但它的北端有一条长约7.5公里，横穿它的谷地却是名满天下，那就是“函谷”。函谷最先闻名于天下，是因为进入战国之后，秦人在函谷的东端筑“函谷关”以自守，并在此打败了山东六国的联军（先秦的山东之山，指的是“崤山”）。函谷关一直到东汉末年都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直到三国时期，以中原为地缘核心的曹操为了更好的抵御来自渭河平原的威胁（对手是马超），将崤函通道的防线推进到渭河平原东端，在河曲与华山之间筑“潼关”之后，函谷关才逐渐被废弃。
现在看来，如果晋军想伏击东征的秦军，函谷是一个不错伏击地。这条甚至不能并行两辆马车的谷地，绝对当的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美誉。对于一支通行其中的军队来说，危险性是非常大的。因此后世的很多人，将函谷误认为是“崤之战”的发生地点。其实晋军并没有选择函谷设伏，他们为秦军选中的墓地还要往东走，而晋人之所以会作出这样的选择，与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地标——“陕”地有关。
对于“陕”地，我们并不陌生，在周公辅政之时，它曾经成为一个地理分割点。即“陕”地以东作为周人的新征服地区，由周公负责管理；陕地以西，作为周人的根据地，由召公负责管理。而在假虞伐虢一节中，那个最晋人所灭的南“虢”，所控制的地区也正是在“陕”地。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陕”地能够承担如此重要的任务。
首先可以看到，黄河在流经“陕”地时，向北拐了个湾，也就是说陕地本身的地理位置，是一个突出部。不过这种类似半岛的地形，并不足以让陕地成为关键先生，因为在黄河几千里的东流过程中，类似的弯曲数不胜数，所以才有“黄河九十九道弯”之说。真正让陕地身价倍增的是它南部的那条秦岭支脉。这条位于函谷和崤山之间的支脉，并非象它的左右邻居那样，直接切到黄河，而是在它与黄河之间留出了“陕”地这片开阔地。
由于陕地本身具有一定的纵深，又位于函谷和崤山两道天险之间，使得它成为了整个崤函通道中最为重要的战略要地。也就是说，你可以在其中筑城，并形成自给能力，以作为整个崤函通道的管理中心。
成就“陕”地的地缘因素并不仅限于黄河南岸。由于黄河北岸的中条山，正是在陕地的对面开始与黄河亲密接触。因此山西高原南渡黄河的最后渡口：太阳——茅津两渡实际上也受到了“陕”地的控制。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在到达这两个渡口之前就南渡黄河。但问题是，当你成功渡河，并冒着风险穿越函谷之后，仍然要面对“陕”地的封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想从山西高原进入崤函通道的话，从茅津渡渡河成为了必然的选择。当然，在茅津尚在戎人控制之时，稍稍偏西一点的太阳渡，是周属诸侯们沟通黄河南北的主要通道。
由于“陕”地的存在，当我们越过函谷，向东北方向前行，到达陕地的这一段路程，并不算特别难走。不过当我们在“陕”地稍作休息之后，继续东行时，将会遇到此行最大的障碍——崤山。这里也是晋军为秦军选定的葬身之地。晋军之所以选择在崤山而不是函谷设伏其实很好理解。因为晋人对于华山——“陕”地的这一段路程并不是特别的熟悉。对于居于黄河之北的晋人来说，当他们想进入渭河平原时，可以通过蒲津渡或风陵渡直接进入河西地区；当他们想进入中原时，可以通过太阳渡和茅津渡进入陕地，然后再东行越过崤山，然后沿黄河南岸直入中原。也就是说包括函谷在内的大部分崤函通道，对于晋人来说，并没有太大战略意义，也没有通行的必要。所以他们在自己东出中原的必经之路——崤山之中为秦军举行葬礼，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无论是2600多年前的秦军，还是现在的我们，在陕地至洛阳的路线选择上，并没有多少区别。如果再想沿着黄河东行是不可能的了，因此无论是先人还是我们，都需要先从陕地向东南方向折行，看在在崤山之中，能否找到象“函谷”这样的通道。很幸运的是，在行至崤山西麓时，我们可以在崤山之中找到两条东西通道。根据它们的方位，这两条通道被分别命名为南、北“崤道”。而之两条崤道在崤山以西的相交处，现在则归属于一个叫“交口”的镇所管辖。
如果按照〈崤之战〉一文的记载，崤道的开通可以上溯到夏代。因为在秦穆公准备出征时，他那位用五张羊皮换回来的左右手——百里奚，曾经力阻秦军的这次远征。他甚至预言晋军伏击秦军的地点是在所谓的“文王避风雨处”与“夏后皋之墓”之间。而这两个地点，分别就是在南北崤道最为险要处。所谓“文王”指的就是周文王；“夏后皋”则说的是夏代王国之君“夏桀”的爷爷。如果这个说法属实的话，那就说明在夏商两代，南北崤道就已经开通了。其实如果我们认可，炎黄二帝曾经进入中原的话，那么崤山通道的开通应该能够上溯至5000年前。
不管怎么说，在秦军东征之时，他们有两条线路可以选择。在军事家看来，山谷通道是构筑“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关隘的最佳地点。在后世，北崤道中构筑的关隘叫作“硖石关”；南崤道构筑的关隘被叫作“崤陵关”，不过由于历代文人及评书表演艺术家们的误传，崤陵关通过被称之为“雁翎关”，事实上它跟大雁没有一毛钱的关系，真正能表明身份的是那个“崤”字。
在春秋之时，南、北崤道应该还没有驻军。因为在春秋之初，诸侯们还是以点的形式存在于中央之国的各个角落。大家所感兴趣的多是能够出产更多粮食的平原地区，很少会耗费钱粮去驻守纯粹的军事要地。（如果有自给能力，就另当别论了，比如“陕”地）。即使是晋国希望控制崤函通道，从虢人手中夺取陕地也就够了。
无论硖石关和崤陵关在当时都不存在，但这并不影响两条崤道在经过崤山分水岭时，会面临两侧高山林立的峡谷地形（关隘也是依险而筑的）。也正因为还没有筑关，因此百里奚才搬出两处人文景观，作为这两个战略要地的代名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路过崤山时可以去看看，“文王避风雨处”与“夏后皋之墓”就在两关旁边的山头上（所谓南陵，北陵）
既然有过崤山有两条通道，那么问题就出来了，秦军究竟是走的北崤道还是南崤道呢？我们先来看看，南北崤道往东是如果进入洛阳盆地的。如果从陕地出发，通过南崤道穿越崤山，我们可以沿着发源于崤山的那些洛河支流，东南方向穿行至洛河，然后折向东北，沿洛河从南面进入洛阳盆地，到达洛阳，也就是东周王城“洛邑”的所在。这条路线，虽然稍微有点绕，但胜在基本都是沿河谷行进，路况较好。最难通过，也最为险要的地点，就是在“崤陵关”。如果选择的是北崤道，那么我们会行至洛阳盆地的北部，然后渡过伊洛两河，再沿伊河南岸东北方向行至“虎牢”，最终进入中原。
好在〈崤之战〉一文给我们留下了线索，因为文中明确记载了，秦军经过的是洛邑北门，并按照礼法下车向王城致敬。只可以他们下来之后又跳着上车了，让在城头观看的王室成员大为不满，并认定秦军骄兵必败。
实际上在春秋战国时期，北崤道很多时候都会成为首选道路。这是因为南崤道的大部分路段都是沿河而行，且为粘土质，因此在河水瀑涨的季节里很难通行（特别是洛河）。而北崤道虽然因为山石较多，路况差了点，但也胜在路基多为石质，因此受水的影响反而较小。在战国时期，北崤道上的渑池曾经上演过著名的渑池会；而同在北崤道上的新安，也曾经上演过无数次悲喜剧，最为著名的当是项羽在此坑杀了秦军20万降卒。
之所以要透过〈崤之战〉来解读一下南、北崤道，是因为这两条道路虽然在细处几经更叠，但基本路线几千年来都没有什么变化。南崤道现在成为了249省道（河南）的修筑路线；而距离更短的北崤道，则成为了修建陇海铁路和310国道的基础。
现在看来，秦军在北崤道，特别是硖石关附近受伏的可能性最大，不过雁翎关也并非不可能成为秦军的葬身之处。
之所以不能否定雁翎关作为晋军伏击地的可能性，是因为如果你顺着南崤道走，过了雁翎关之后，可以再折向北，到达硖石关之后，再向东走北崤道到达洛阳盆地。由于这条沟通南北的道路存在，崤道的整体格局呈“A”字型，也为秦军和后人的通行，提供了两种以上的可能性。因此百里奚才会在他的预言中，提及两条崤道。
不过既然我们可以确定秦军是从洛邑北门通过的，那么作为必经之路的“硖石”发生“崤之战”的可能性也就最大了。也许是因为“雁翎关”这个名字更上口，也更有气质，我们在一些古典小说和评书中经常能听到它的大名。而对于“硖石”这个地名，熟悉度则要低一些了。不过当年杜甫当年在安史之难中从洛阳向西逃难，走的就是北崤道，并在三个重要的驿站写下了他的代表作〈三吏〉，其中被列入中学课本的〈石壕吏〉所描述的就是途经“硖石”的见闻（另两篇分别为〈潼关吏〉和〈新安吏〉）。至于说杜甫夜宿的村子到底是这一带的哪个村子，就不好说了。不过现在有个村子已经注意到名人效应，并更名为“石壕村”了，如果想去思古的朋友倒可以去看看，最起码是真的有一段古道遗址。
秦军既然已经过了洛邑，那么是否是在回来的路上遭遇伏击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由于这个帖子里所列举的战役或者典故，一般知名度都比较高（甚至被列入中学课本），因此没有太花费笔墨展开。如果不太熟悉的朋友，也以百度一下相关背景，以了解除地缘因素以外的其他背景资料。
在预感到秦军这次东征会失败的人看来，对于秦军来说，路线太长，不能保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次军事行动的战术是依靠内应的“偷袭”战）。实际上这并非是在判断，秦军是否能够隐身到达新郑。因为上万人的部队行军，不让沿途的人看见是不可能的。最起码我们知道，晋国所控制的陕地、王室所在的洛邑，以及位于洛邑以东，伊水之南的滑国，都是秦军的必经之处。百里奚所虑的是秦军过于轻狂，不能很好的掩饰他们进攻郑国的企图。
尽管我们在史书中所得到的信息似乎是，郑国那个贩牛的商人弦高，在滑国一见到秦军就判定秦军的攻击目标是郑国。但真实的情况更可能是，弦高在与秦军的接触中获知了这一信息（秦军的轻狂在过洛邑时已经显露出来了）。因为在春秋之时，一个诸侯国的军队借道通过另一个诸侯的控制区，是在正常不过的了。当然，这种借道行为一般而言应该是事先打过招呼的。但一个商人是没有途径获知这些信息的，因此之所以敢于挺身救国，只有可能是从秦军那里直接得到了消息（秦军当时在滑国休息）。
事实上即使秦军攻郑得手，他们全身而返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当然，对于秦国而言，他们此行的目的应该不是得点财物就班师，而是灭了郑国，以为秦国在中原获得一块飞地，进而成为中原霸主，。如果这个战略构思成功的话，那么从东西两侧夹击晋国所控制的“陕”地，将渭河平原与中原的东西通道，掌握在自己手中则是下一次军事行动的目标了。
问题是这种先远后近，跃进式的扩张方法实在是太过冒险了。晋人当然很清楚，如果郑国成为了秦国的领土，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因此晋国冒着破坏秦晋之好的罪名，先发制人对回师的秦军发起攻击，也算不得过分。
战争的结果看过〈崤之战〉一文的朋友应该已经很清楚了。秦国基本上全军覆没，三个统帅被俘，后来依靠那位秦晋之好的女主角“文嬴”（穆公之女，嫁给晋文公的那位）说情，算是放了回去。
崤之战以晋军的胜利而结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晋人从山西高原出发，只需在陕地渡河，即可轻易切断秦军的出关路线，更何况陕地已经在晋人的直接控制下了。当然，如果战场摆在“陕”地的话，双方的战争方式很可能会是列阵厮杀，如果让宋襄公这么末代贵族来干的话，这种可能性会更大。只可惜春秋乱世多的是“无义”战，因此在地势险峻的崤道上伏击秦军，才是最有效的战术。
无论秦穆公算不算得上英主，通过这一仗他都清楚的认识到，如果想绕开晋国直接进攻郑国和其他中原诸侯；或者说在没有控制河东之地的情况下，就想渗入中原的话，基本是没有可能性的。因此在崤之战后，秦国处心积虑所采取的报复行动，还是渡过蒲津渡，进攻晋国的腹地。最终一直打到曲沃附近，也就是说基本控制了运城盆地。不过一次战役的胜利，并不代表秦国就能在整体实力上压过晋国了。这次战术的胜利，很大程度是因为秦军上下齐心，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结果（秦军渡河后，自焚渡船。不过应该没有砸锅，否则破釜沉舟的典故也轮不到项羽了）。因此秦军依然象上次韩原之战胜利后那样，撤回了河西。唯一不同的是，秦军在归国之前，南渡黄河去崤山掩埋了〈崤之战〉战死秦军的遗骨。
尽管秦军最终算是复仇成功，并且向晋国宣示了自己有实力在河东乃至崤函通道与晋国对抗，但晋国的地缘优势始终是存在的。以秦国现有的实力尚无法长期占据运城盆地，更无法控制崤函通道上的各个战略要地。因此虽然有史家，以秦穆公此战大胜晋军为由，认定秦穆公有资格位列春秋五霸。但实际上，秦晋两国的争霸过程，仅仅还是限于黄土高原内部，秦国仍然无法将它的影响力渗透至中原。
“崤之战”以及之后的“王官之战”，是秦晋关系的一个分水岭。从此以后，秦国暂时放弃了东进的战略，潜心整合渭河平原，并将主要发展方向锁定在西、南两个方位。而晋国除了继续在中原显示它的力量外，也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整个山西高原内部的整合上。最终双方都在自己经营的地区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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