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治一代的夹心“中年危机”30多岁的不再年轻的年轻人、还未中年的中年人，是什么样的一代人？在1920年代初，他们是“迷惘的一代”；在1940年代末，他们是“垮掉的一代”；在1960年代，他们是“反叛的一代”。在今天，在中国，他们有一个新名字：“三明治一代(the Sandwich Generation)”。 这一称谓最早来自美国，主要指那些30到45岁之间，“上有老，下有小”，成为社会中坚力量却又背负巨大现实生活压力的人群。2010年8月，《经济学人》发布的一份对亚洲7000多位30至45岁人的调查报告发现，有1/5的人承认面对同样的压力，并感叹生活质量越来越差。该报告将这群人亦称为“三明治一代”。 李梓新觉得自己正是这样的一群人：“试图保有自己的梦想，但总有现实的各种羁绊；需要面对日益衰老的父母，也对下一代的育儿焦虑万分；一边还着房贷，供养着家庭，一边梦想着间隔年旅行或者出国留学；不知要维持朝九晚五的日子，还是要一咬牙下海创业。”但他觉得，这些已过上相对安稳生活的人，他们其实是第一代开始思考自己要过什么生活的中国人。去年3月，李梓新创办了一个叫做“中国三明治”的网站，希望成为“倡导三十岁上下中国人进行‘生活创新’的公共平台”。 三明治平台上的成员，从单个的个人经历来看，都平淡无奇得无法见诸于报端。然而，这些平凡人却在自己的人生中努力地做出一些改变使得生命再次发光。这些改变需要勇气，比如对于追求自己热爱的事物的执着，甚至愿意付出牺牲高薪的代价。比如比起名牌更喜欢丰富的人生阅历，愿意押注人生去重新开始。他们的人生虽然没有商界大佬那样惊心动魄，但是对于这一代人来说却也是“伟大”的决定。 2012年6月一篇题为《30岁，我辞职了》的文章发表在“中国三明治网”上，作者写道：“对于一个大龄未婚女青年来说，最靠谱的应该是找一名男友，闪婚，火速生个龙子龙女吧。可是，我辞职了”；“甚至一度，我怀疑自己离开了这里还能做点什么。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我最终的方向。对于漫漫前路，坦白地说，我很害怕，世俗的一切我并未能放下，我也担心着日后生活的着落。同学和朋友都说我‘疯’了。有一位前辈却说，在还未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的时候，更要去尝试和寻找。爸爸妈妈并未发难我，他们只像以往一样给我四个字，问心无愧，即可。” 中国的“三明治一代”正经历着经济结构的急速转型，世界越来越扁平化，价值观日趋多元化，他们没有1975年前生人的文革记忆，与1985年后相比，物质条件又没那么优越。少年时代贫乏的物质生活令他们对金钱和成就的追逐感较强，而在青年时期，扑面而来的西方思潮让他们开始思考自由独立与个人价值。对于他们来说，最困难的是如何在仍具传统中国观念的父辈期待中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同时又能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在生活的夹层中，“这种撕扯的感觉更加剧烈。有种繁华之后的虚空，很多东西需要重建。”李梓新说。
生活需要创新 总有一个时刻，面临现实的迫胁，三明治们意识到，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了。 迷茫也许是自省的黎明。30岁出头的李梓新现在在上海的一家媒体担任主笔，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三明治人”。他也曾在一家公关公司担任副总裁，但仍在去年辞职回到媒体，对有妻儿家室的男性来说，降薪换职的决定需要更大的勇气。李梓新虽然也纠结过，但是最终下决心回到自己最爱的写作行业，并把更多自由时间投入到他的新事业—“中国三明治”平台的搭建和运营上。 在中国三明治现在的300多名会员中，一些人白天在网络公司上班，晚上就变成电影导演；一些人放弃了大公司的职位选择创业，还有一些人敢于在“不进则退”的观念下给自己的人生按一个“暂停键”，从投行这样令人羡艳的工作辞职勇敢地去Gap year(间隔年)。 中国的三明治们面临着一种无法从他们父辈的生活中获取经验的人生，又不愿屈就现实，在许多人看来，“三明治一代”是大胆与疯狂的。事实上，他们也不过是在寻常生活里践行理想。 一位原来卖电脑的理工男，因为喜欢咖啡，便用自己的理科技术翻墙去Youtube学做蛋糕。“很多人喜欢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其实你只要多走一步就可以做到可以去学。”随后他开了一家有机生活类的咖啡店。 “生活需要创新，创新并不是那么难。”“中国三明治”的成员对人生的态度是：对生活本身充满热望；具有强烈的改变营造属于自己鲜明个性的生活方式的意愿；同时也传递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投入，比如公益。他们大部分来自各个行业的公司员工，另一部分是诸如导演、服装设计师和记者等从事与文化相关的工作的人，还有10%左右是创业者。 一个人无法具备这个勇气，而就是“中国三明治”这个组织却给予了大家再次审视内心的机会。这群普通人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向世界宣称，“我们也可以很‘伟大’。” 何之是是1970年代末的三明治，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的他放弃去大公司，转而与朋友共同创业。与就职于大公司的同学相比，何挣得少，但足够自由，因为擅长棒球，何会定期组织三明治会员打棒球，不仅结识了许多性情相近的人，也成为线下活动的核心骨干。 然而，并不是生于1970年代左右的人都能成为追寻内心自由、并追求创新生活的三明治，这使得中国三明治在吸纳会员时设置了一定的门槛：从最初填写入会申请表开始，为确保会员入会的纯正性，把关者会十分谨慎地判断申请者是否符合三明治特质，还会翻阅申请者近两个月的微博，从其言论及转发内容来判断。 正是基于这样的真实与纯正，三明治们逐步形成一个信任的平台。“要积极关注身边的人，帮助他们做想做的事情。”李梓新认为，要想改变三明治的生活状态，需照顾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一个群体且有深入的互 动。 当具有同样气质和价值观的人群聚集在一起之后，更容易互相正影响。周欣华今年查出了腰椎间盘突出，这意味着她需要放弃很多最喜欢的爱好，比如旅行和户外活动。“我后来特地把采访白莉莉的文章调出来重新读了一遍，对我有很大的励志作用。”周欣华曾采访过因病退役的前国足女球员白莉莉。在职业生涯最顶峰时，白莉莉在赛场上受伤，三根韧带断裂，治疗三年后仍不能重返赛场，只得被迫放弃女足生涯。疗伤时，白莉莉苦学英语，而后成为亚足联和FIFA的兼职翻译，并且创办一家与体育相关的公司。受此启发，周欣华决定继续践行自己的梦：旅行。今年四月，周欣华硬是背着靠垫去了云南大 理。 重新定位的一代 2009年，三明治成员西乔卖掉北京的房子，搬到上海，靠着接网站设计项目赚钱，并着手准备和先生一起出国读书。她没有房子，没有令人艳羡的工作，甚至没有孩子，但她骄傲于自己的选择：“我过着很奢侈的生活。这种生活不在于经济物质上，而是我们真的非常自由，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奢侈的东西。” 西乔是幸运的，她获得了父母的理解和支持。而更多三明治却需要夹在父辈和自己一辈的不同的价值观之间，寻找出路。 在50、60年代的父辈的眼中，三明治一代缺少了许多“责任感”和“担当”。“到了年纪不就该赶紧结婚，结了婚不就该生个孩子吗？”“有个稳定的工作就好好做，怎么挑三拣四的？”而“裸辞”这样的事情，在他们那个年代不可想象，放置于孩子身上更是被认为大逆不道。而这时，三明治一代或者用无言或者用激烈的争吵来回击。这是两个时代不同价值观造成的冲突，然而，更多的三明治却用行动告诉他们，我们这一代不是这样的。 慈善是三明治身体力行地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的方法。“中国三明治”曾集体参加联劝基金组织的“一个鸡蛋的暴走”活动，为希望小学的孩子筹集每天能吃上一个鸡蛋的善款。今年5月的活动中，中国三明治的40名参赛队员中27位队员历经10余个小时走完50公里，筹集善款17.8万元。 最近，三明治联合点名时间发起“拍出一个新视界”儿童摄影公益项目，30天内募集善款8835元，用以帮助北京的打工子弟小学学生能接触到相机，教会他们摄影的基本知识，并在学校和社会为其作品做展览。 对于自己许诺的事情承担责任也是三明治所倡导的。周欣华在不算轻松的工作之余，兼任中国三明治网站个人规划以及创业两个栏目的编辑。每周一篇的创业者访谈，每月一次的沙龙活动，以及其他的工作几乎占据了其80%的业余时间。为此，她甚至退出了自己创立公司的日常管理运营。李梓新将中国三明治定位为一个非营利组织，主力成员的工作全凭个人的责任感，而无金钱上的回报。 更多的三明治一代面临现实的压力和父母的期待，选择了“曲线救国”这条道路。 何鸣晖目前在一家广告公司担任副总经理，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之后，结合自己的兴趣和现实他选择了广告业。几个月前，何着手“三明治影像”计划，用高清影像记录中国这一代三明治的生活和思想。他也有小小的“私心”，希望通过三明治和影像计划迈出影视梦想的第一步。在三明治的组织中也有很多人这样不过激的，一点一点追回自己的梦想，但又能担负起对于家庭应付的责 任。 三明治一代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幸运的。比起父辈们，他们有机会获得了更好的教育机会，从而在自己的人生中获得了更多的选择的权利。同时，金钱上更大的自由度也使得他们能够更加“个性的”生活。另一面，中国传统的观念仍然在他们身上留有印记，“五子登科”的成就仍然是同学聚会中免不了比拼的话题。 “三明治对我的影响是，他给我勇气让我去做我想做和我喜欢做的事情。这是一件让安全感和勇气去较量的事情。是参加比赛还是享受比赛，后者会带来更多的快乐。我想回顾人生的时候，你发现自己至少做了喜欢做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何鸣晖说。 中国注定会越来越开放，经济的发展以及充分的信息会渐渐让人们接受并且追寻更加多元化的价值观。在美国，所谓的“成功”不一定要赚很多钱很有名，而是每个人能做成自己想做的事情。“中国会迎头赶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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