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唐诗》是我国唐代的诗歌总集，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很高的文学、史料价值，对我们研究唐代渔业状况提
供了重要资料。据不完全统计，从1994到2008年，对唐代渔业进行专门性研究的论文仅张剑光的《唐代渔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商品化问题》(《农业考古》．1996(3))和穆祥桐的《从皮、陆鱼事诗管窥唐代渔业》(《古今农业》．1988(1))两篇，涉及唐代渔业的相关成果数量也极少，可见这方面的研究相当薄弱，亟待开拓。故本文拟以《全唐诗》为基本资料，并辅以其他古代文献资料，在吸收现代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唐代渔业的分布、渔业生产、渔业商品化及渔业与社会生活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鱼资源分布概况
《全唐诗》九百卷(1)，“鱼”出现1892次【1】，说明有关“鱼”的诗句很多，为了写作方便，现列“唐代鱼资源分布表”【2】如下：
上表显示出：
首先，唐代鱼的分布地域广泛。产鱼之洲22个(湘州、泽州、扬州、苏州、岳州、江洲、虢州、绵州、饶州、蒲州、常州、湖州、通州、漳州、杭州、衡州、广州、荆州、灵州、汉州、澧洲、仙明洲)，另在《全唐诗》中涉及产鱼之江有16(长江、桂江、松滋江、松江、锦江、楚江、扬子江、桐江、汨罗江、汉江、嘉陵江、钱塘江、澄江、濒江、吴江、湘江)，还有9河(汴河、洛河、漳水、溧水、湘水、樊水、淮水、泅水、渭水)，3海(东海、热海、北海)，3湖(长沙东湖、洞庭湖、太湖)，15县(伊川、颍Jf!、临川、洛川、淮阴、江阴、成都、襄阳、陵阳、浔阳、丹阳、苍溪县、桐庐县、武昌、昆明)也产鱼。
其次，鱼资源的地理分布各有特点。如淡水鱼主要分布在漳州、岳州、舒州、苏州、沧州、孟州等州。又如海鱼主要分布在遂州、温州、莱州、泗州等所在地的近海海域。
如果表一还不能很好说明唐代鱼资源的分布状况的话，我们还可以从土贡资料中作进一步补充。现据《元和郡县图志》和《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录的土贡，列“唐代鱼贡品表”如下：
表二与表一相比，有鱼州增加了10州即：颍州、温州、台州、孟州、沧州、利州、循州、潮州、端州、交州；其主要分布于6个道即：河南道、江南道、河北道、山南道、淮南道、岭南道；另鱼种未增加。
综合上面两表可知：
1．鱼产地分布面广。唐代产鱼之州一共有32个，其中江南道上9个(温州、台州、漳州、扬州、苏州、岳州、江洲、常州、杭州)，河北道3个(湘州、孟州、沧州)，河东道2个(泽州、灵州)，河南道2个(虢州、颍州)，岭南道5个(循州、潮州、端州、交州、湖州)，山南道2个(荆州、利州)，淮南道1个(扬州)，剑南道2个(绵州、汉州)，关内道2个(广州、澧洲)。另有]6江、3海、3湖，总体上看它们主要涉及汴州、豫州、遂州、昭州、荆州、苏州、益州、岳州、润州、睦州、襄州、合州、杭州、暨州、温州等18州。
2。鱼种类较多。从表反映，唐代鱼类至少有15种，如鹿子鱼、鲎鱼、黄腊鱼、竹鱼、乌贼鱼、石头鱼、比目鱼、鳄鱼、鲐鱼、嘉鱼、鳜鱼、鲈鱼、鲤鱼、金鱼、鲸、鲫鱼、鎊餃鱼、塍鱼、鲇鱼、鲳鱼、鲮鱼、鲩鱼等。如前所述可分为淡水鱼和海鱼。
在内陆江河湖泊中，淡水鱼资源十分丰富，在史料中，就有很多相关记载。如：河南道的亳州城父县的高陂，“多鱼蚌菱之利”(2)(卷9“河南道”，234)；河北道的相州洹水县鸬鹚陂，“蒲鱼之利，州境所直资”(2)(卷16“河北首”，451页)；河东道的荆州钜鹿县大陆泽，“今其泽龟鳖菱茨，州境所资”(2)(卷15“河东道”，425页)，等都是主要记载。
另有关唐代淡水鱼的分布，在唐诗中也有很好的印证。如《全唐诗》中涉及内陆淡水鱼的资料不少，其中记载中原地区淡水鱼资源的诗句较多。白居易《渭上偶钓》曰“渭水如镜色，中有鲤与鲂。”(1)(卷429，4726页)储光羲《巩城南河作寄徐三景晖》曰“巩洛河流小。轻波戏鱼鸟。”(1)(卷138，1404页)于逖《野外行》曰“魏人宅蓬池，结网伫膻鲂。”(1)(卷259，2891页)除中原地区淡水鱼资源丰富外，在巴蜀地区也蕴藏着各种各样的鱼类。《全唐诗》中反映此现象的资料也不少，如岑参的《石犀》载“蜀人几为鱼。”(1)(卷189，2044页)张志和《渔父歌》中也有“巴陵渔父棹歌连。”(1)(卷38－，3491页)上引诸诗分别描绘了中原和巴蜀地区淡水鱼的情况。
又“在成都指挥街唐宋遗址中出土一件鱼实物，鱼身带鳞，附鳍，横剖面近三角形，浅黄胎，黄绿釉，残长5．7，宽3．8，高2．6cm。”(3)这从实物资料又进一步证实了唐代在巴蜀地区，分布着丰富的淡水鱼资源。
而在近海海域中，如东海、北海等地，鱼分布较集中。李白在《猛虎行》中提到“我从此去钓东海，得鱼笑寄情相亲。”(1)(卷165，1713页)包何在《送王汶宰江阴》中载“海鱼朝满市”(1)卷208，2171页)。另从唐代各地给朝廷上贡的水产品也可以推断出当时近海海域是主要的渔业生产区。
作为水生动物的鱼类繁衍生殖能力极强，可以说在地球上只要有水域的地方基本上都有鱼类资源，故未见文献记述鱼类活动的地方，不能就断定无鱼。但文献记载有鱼类活动的地方，鱼类资源必然丰富，则可肯定。
二．渔业生产
(一)渔民
唐代，渔民作为一个特殊职业阶层已经出现．(4)。他们主要以捕鱼为业，有的不再从事农耕，有的或从事很少农耕活动，说明江南地区已出现专业性渔民。景龙元年(707)，李义上疏：“江南水乡，捕鱼为业，龟鳖之利，黎无所资。”(5)可以看出，捕鱼作为一个固定职业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唐代渔民人数较多，如当时巴蜀地区，“巴陵渔父棹歌连”(1)(卷29张志和《杂歌谣辞渔父歌》，3491页)；绵州地区，“人多捕鱼业”(6)(卷98《惠宽》，653页)。以上表明，唐代渔民十分普遍，在一些地方渔民还超过了农耕人民，如唐末的益阳县，“户口半渔樵”(1)(卷649方干《送江阴霍明府之任》，7460页)。当然渔民与农耕民人数的多少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但我们至少证实了，渔民已经开始从农民中分离出来。中宗时李义说：“江南水乡，采捕为业。鱼鳖之利，黎元所资。土地使然，有自来矣……且鬻生之徒，唯利斯视，钱刀日至，网罟年滋。”(5)(卷101《李乂传》，3135页，周繇《送江州薛尚书》说江州“乡户半渔翁”(1)(卷635，7293页)李绅于穆宗长庆三年作《过钟陵》诗，说洪州“江对楚山千里月，郭连渔浦万家灯”。(1)(卷480，5464页)杜荀鹤说唐末益阳县，“溪山入城郭，户口半渔樵”。(1)(卷691杜荀鹤《寄 益阳武灌明府》，7944可以看出唐代“捕鱼”作为一个固定职业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渔民可分为两种，即专业渔民和非专业渔民。《太平广记》卷101《渭滨钓者》条引《玉堂闲话》载，“清渭之滨，民家之子有好垂钓者，不农不商，以香饵为业。自壮及中年，所取不知其级极。仍得任公子之术，多以油煎燕肉置于纤钩，其取鲜鳞如寄之于潭濑。其家数口衣食，纶竿是赖。”(6)(卷101《渭滨钓者》，683页)这讲的是一个靠垂钓家业谋生的专业渔户。宪宗“元和中，有高昱处士以钓鱼为业”。(6)(卷470《高昱》条引《传奇》，3874)胡曾诗“不愧人间万户侯，子孙相继老扁舟。”(1)卷647胡曾《赠渔者》。7418页)这写的是一个渔户世家。岑参诗“扁舟沧浪叟，心与沧浪情，不自道乡里，无人知姓名，朝从滩头饭，暮向芦中宿，歌竟还复歌，手持一竿竹，竿头钓丝长丈余，鼓<木世>乘流无定居。(1)(卷199岑参《渔父》，2061页)，说的则是一个个体渔民。在洞庭湖地区，“渔父天寒网罟冻”(1)(卷223杜甫《岁晏行》，2382页)；在越州，“晓日渔歌满”(1)(卷118孙逖《登越州城》，1197页)，这些地方已经形成专业性的捕鱼。他们居住并不集中，而是伴随河泊。洞庭湖边，“犹有渔人数家住，不成村落夕阳边”(1)(卷742张泌《洞庭阻风》，8451页)，“晴岭野阔无耕地，晚宿弯深有钓村”(1)(卷845齐己《送休师归长沙亭巍》，9562页)，“桑木石穷三四家，挂罾垂钓是生涯”(1)(卷693页杜荀鹤《溪岸秋思》，7979页)，“醉宿渔舟不觉寒”(1)(卷890张志和五首《渔父》，20053页)，“叶舟为宅水为居”(1)(卷639张乔《渔者》，7328页)，这些渔民一般以船为家，他们成为专业性渔民，不再从事农耕活动，正如方干描绘的那样“隔岩鸡鸣春耨去，邻家犬吠夜渔归。”(1)(卷653方干《山中言事寄赠苏判官》，7499页)农民天亮去农地，渔民夜晚才回家，他们从事着不同的业务。当然，唐代也有很多非专业性渔民，他们属于半农半鱼的，如苏州人王可交，“以耕钓自业”(6)(卷20《王可交》，111面页)耕作和捕鱼并重，农闲时主要从事捕鱼活动。同时，我们应指出，无论是专业性渔民还是半耕半渔性的人，他们的出现推动了唐代渔业的发展，鱼类商品化程度大大加深。可见，渔民阶层的出现是唐代渔业发达的一种重要标志。
(二)渔具和捕鱼方法
唐代的渔具和捕鱼方法较之前代既有继承也有发展，据《全唐诗》，我们可把唐代的渔具和捕鱼方法分为以下几种。
首先是网罟。网罟下分为罛、罾、罺等三种。罺是一种形状似笼的鱼网；罛一种较大的鱼网；罾是一种用木棍或竹竿做支架的鱼网。网具是当时最重要的捕鱼工具，通常网由船载着撒到水中。网具的生产效率较高，有一网捕到百余斤的，杜甫在绵州见到的捕鱼场面，证实了当时网具在渔业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渔人漾舟沈大网，载江一拥数百鳞。”(1)(卷220《观打鱼歌》，2314)“苍江鱼子清晨集，设网提纲万鱼急。”(1)(卷220《又观打鱼歌》，2314)
其次是钓具。钓具有的筒(钓竿)和钓车两种。陆龟蒙在《渔具诗?钓筒》中说“短短截筠光……须臾中芳饵。迅疾如飞翼。彼竭我还浮。君看不争得。”(1)(卷620陆龟蒙《渔具诗诗?钓筒》，7135)皮日休和诗说“丝随碧波(一作潭)漫。饵随轻滩发。好是趁筒时。秋声正清越。”(1)(卷611皮日休《奉和鲁望渔具十五咏?钓筒》，7044页)从皮、陆二人诗来看，钓筒是由竹筒和丝线组成，下放钓饵，竹筒用作浮标的渔具。陆龟蒙《渔具诗?钓车》云“溪上持只轮。溪边指茅屋……高多倚衡惧。下有折轴速。”(1)(卷620陆龟蒙《渔具诗?钓车》，7135)皮日休云“得乐湖海志，不厌华轴小。岳中抛一声，惊飞滩上鸟。心将潭底测，手把波纹袅。何处觅奔车，平波今渺渺。”(1)(卷611皮日休《奉和鲁望渔具十五咏?钓车》，7044页)从此看出，钓筒与钓车不同，钓车有一轮用以绞线，“它可以在船上使用，亦可以在水边陆地上使用。”(7)
第三类是竹木编制的小型渔具。如笱、椮、沪。笱是竹制的捕鱼器具，口插有逆向竹片，鱼进去即出不来。(8)(260页)椮，积柴于水中以捕鱼。陆龟蒙诗说它是：“斩木置水中，枝条互相蔽。寒鱼逐容此，自以为生计。春冰忽融治，尽取无遗裔”(1)(卷620陆龟蒙四《渔具诗?》7136页)，皮日休和诗云：“仗彼槎蘖枝，放于冰雪浦。游鱼趁暖处，忽尔来相聚。徒为捷讬心，不问庇庥主。一旦悬鼎镬，祸机真自取。”(1)(卷611皮日休四《奉和鲁望渔具十五咏?椮》7045页)。这是利用天寒水冷鱼寻暖处而使用的一种引诱捕鱼法。沪是用竹竿或树枝插在潮间带上形成圆形，潮退后，渔者人沪拾捕。陆龟蒙说“万植御洪波，森然倒林薄。千颅咽云上。过半随潮落。”(1)(卷620陆龟蒙《渔具诗?沪》,7136页)
第四类是鱼叉和射。陆龟蒙《叉鱼》诗中说“春溪正含绿。良夜才参半。持矛若羽轻。列独如星灿。”皮日休曰“列矩春溪口。平潭如不流。照见游泳鱼。——如清昼，”可以看出唐代叉鱼常在夜间进行，用火来照明或诱鱼。
第五类是药鱼或鸣根。陆龟蒙诗中说“香饵缀金钩，日中悬者几。盈川是毒流，细大同时死。不唯空饲犬，便可将贻蚁。苟负竭泽心，其他尽如此。”(1)(卷620陆龟蒙《渔肯诗?药鱼》，7137页)药鱼此种方法虽能增加捕鱼产量，但此方法不能经常用，会破坏生态环境。在一些不好撒网的地方就使用鸣粮，即以薄板置瓦器上系之扣而骇鱼，从而达到驱鱼目的。(4)陆龟蒙说“水浅藻荇涩。钓罩无所及。铿如木铎音。势若金钲急。驱之就深处。用以资俯拾。”(1)(卷620陆龟蒙四《鸣桹》,7136页)皮日休曰“尽日平湖上。鸣粮仍动桨。丁丁人波心。澄澈和清响。鹭听独寂寞，鱼惊昧来往。尽水无所逃，川中有的党。”(1)(卷611皮日休四《鸣桹》，7044页)诗中讲的鸣粮，实际上只是捕鱼的辅助工具，使鱼受惊后便足以捉捕。
第六类是利用动物捕鱼。唐人利用动物来捕鱼，例如用鸬鹚和水獭来捕鱼已变的十分普遍。鸬鹚约在魏晋时就被驯化，开始捕鱼。到唐代，此种捕鱼方法被进一步推广到全国各地。在唐诗中，常有对鸬鹚捕鱼的描绘。如杜荀鹤有“深水有鱼衔得出”(1)(卷693页杜荀鹤《鸬鹚》，7983)，皮日休的“鸬鹚成群嬉，鱼通蓑衣城。”(1)(卷616皮日体九《苦雨中又作四声诗寄鱼望?平声》，7026)，姚合的“鸬鹚与钓童”(1)(卷499姚合四《枫林堰》，5673页)。除了鸬鹚也有用水獭捕鱼的，陈陶在《南昌道中》说“村翁莫倚横浦罾，一半鱼虾属鹈獭。”(1)(卷746页陈陶二《南昌道中》，8488页)白居易也有“獭捕鱼来鱼跃出。”(1)(卷459白居易三十六《池上寓兴二绝》，5225页)唐代动物捕鱼增加了鱼产量，推动了渔业商品化。
三．渔业商品化
唐代渔业生产发达，大量鱼不能被自己消费完，因而就把多余的鱼投放到市场上。这就刺激了渔业走向商品化。
(一)渔民进入市场成为鱼商
渔民并不把水产品作为自己消费品，他们开始介入市场，买卖水产品，使之成为谋生手段，最终形成了鱼商。唐代鱼商比较活跃，人数多，《稽神录》记池州民杨氏“以卖鲊为业”(6)(卷472《池州民》，3891页)；《报应录》载豫章民熊慎“身以贩鱼为业”(6)(卷118《熊慎》，829页)；代宗时阎伯屿任袁州刺史，“专以惠化招抚，逃亡皆复，邻境慕德，襁负而来。数年之间，渔商阗凑，州境大理。”(9)(卷九《惠化》，87)。《太平广记》卷470《刘成》条引《宜室志》载，“宜城郡当涂民，有刘成者，李晖者，俱不识农事，常用巨舫载鱼蟹，鬻于吴越间。唐天宝十三年(7544)春三月，皆自新安江载往丹阳郡。”唐代的诗文也常谈到鱼商，如张九龄(候使登石头驿楼作》曰“鱼商多末事，耕稼少良畴．”(1)(卷49，604页)《早人荥阳界》曰“渔商波上客，鸡犬岸旁村。”(1)(卷125，1250页)杜甫《人衡州》云“汩没随鱼商”(1)(卷223、2384页)。上述渔商多是自产自销，当然也有从渔民手中收购渔产品的职业商人。(4)
渔商买卖鱼一般采用“持鱼人市”的方式(4)。在大城市周围，渔商将鱼直接运到城内市场上出售，在广大农村地区，渔商只能在草市、墟市等小市场上买卖。渔商们经常聚集在一起进行交易，因此形成了自发性市场。如广东沿海一带的渔商得到海产品便“列肆卖之”。(4)在长江流域，鱼商常在渡口边进行交易。商贩们或‘驾船就市’(4)，或“篾篓挑将水边货”(1)(卷671唐彦谦《蟹》，7681页)，而买鱼人则“就船买得鱼偏美”(1)(卷692页杜荀鹤《终末同友人泛潇湘》。一些自产自销的渔民一般是夜捕早售，如唐诗中有“夜钓洞庭月，朝醉巴陵市。”(1)(卷692页杜荀鹤《终末同友人泛潇湘》，7950页)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吸引着更多的农耕人从事渔业活动。
(二)鱼市的出现
唐代从大城市到农村形成了许多鱼市、鱼行。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3《支诺皋下》记载淮南有“鱼市”。《太乎广记》卷27《唐若山》条引《仙传拾遗》也载淮南有鱼市，说明淮南鱼市很著名。“鱼市”就是商贩常集中于某一地方进行买卖的地方。
鱼市形成后便很快繁荣起来。渔产品起初在才长安东西市进行鱼的贸易，《太平广记》中有“有人失马，诣伯丑卜之，伯丑方为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为作卦，曰：‘可于西市东壁南第三店，为我买鱼作餘’，如其言，诣所指店中。”(6)(卷18《杨伯丑》，99页)随着坊市的打破，渔产品在鱼市、草市和夜市中也有买卖的。张籍《水行》云“泗水急流纂纂，鲤鱼上下红尾短。春水销散日华满，行舟往来浮桥断。城边鱼市人早行，水烟漠漠多棹行。”(1)(卷382页，4280)说泗水城边有鱼市。刘禹锡《武陵怀书》说当地“拥楫州为市”(1)(卷362页，4087页)；白居易《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云“骇市鱼盐聚，神林鼓笛鸣”(1)(卷440，4913页)；张籍《送海南客归旧岛》云“竹船来桂浦，山市卖鱼须”(1)(卷384，页4304页)。这些都是指草市鱼类交易。除鱼市、草市外，在夜市也出现鱼的买卖。随着渔业生产的发展，鱼市更为繁荣。
鱼市繁荣，市场内部出现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市场鱼价的不稳定。如郑愚《醉题广州使院》云“今日海隅鱼米贱”(1)(卷870，9863页)；白居易的《盐商妇一恶幸人也》云“何况江头鱼米贱”(1)(卷429页，4738页)；白居易《首夏》载“浔阳多美酒，湓鱼贱如泥。”(1)(卷433，4792页)；杜荀鹤《送友人宰浔阳》载“钓艇满江鱼贱菜”(1)(卷692，7972页)；曹邺《送厉图南下第归澧州》有“澧水鲈鱼贱”(1)(卷592，6868页)。为解决这一问题，同时也是为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唐政府设置鱼官等管理市场，并且开始对渔户征税。唐诗中有“吏征渔户税，人纳火田租。”(1)(卷439白居易《东南行一百韵》，4877页)；刘禹锡《武陵书怀》说朗州“户算资渔猎”(1)(卷362，4087页)。唐代还设立了专门的官职来管理鱼市，从隋朝以后，“三省六部”的“六部”下共设了二十四曹。“水部”是属“工部”的司一级机构，主官称“郎中”，副职为“员外郎”。唐代诗人张籍曾位“水部郎中”之职。天宝中改水部为司水，掌川渎、津堰、船舻、浮桥、沟梁、鱼捕、漕运之事。(10)
(三)渔产品加工与储存
渔民把鱼产品投入市场，一般是用鲜活的方式，但因为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鲜活鱼的保存较难。因此在沿海一些地区，渔民开始对鱼产品进行加工、储存。对鱼产品的加工与储存技术在唐以前就较为成熟，其中以《齐民要术》记载的鱼产品加工技术最为丰富。主要加工方法包括蚱、酱、脍、脯腊及炙、煎、蒸、煮、羹等(11)。可见鱼在当时的膳食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
储存方法中，“干制”是最简单快捷也是最常用的方法。同时在魏晋南北朝时，渔民还常把鱼做成鱼酱，《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几条用鱼等水产品做酱的例子，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用鲜鱼，二是用鱼干，三是用鱼的内脏。除以上两种方法，鱼蚱生产也是一种重要的加工技术，其具体做法是“将鱼类用盐腌渍后加米饭进行发酵。飾法汉代已有，汉．刘熙<释名．释饮食》曰：‘鲊，菹也，以盐米酿之如菹，熟而食之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鱼类加工以鲊为主，加工技术达到了较高水品。(11)
烹饪加工的方法也较多，包括蒸、煎、煮、炮等等。脍法就是将生鱼切成片或丝食用，先秦时已有记载，此方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较流行。炙鱼一般先用调料渍泡，既人味又去腥。煎炸分两种情形，一种是煎鱼，一种煎鱼肉做成的饼。蒸鱼的形式较多，有驖鱼法、菇菌鱼羹、毛蒸鱼菜等(11)。
唐代主要是继承了前代的加工与储存方法，主要采用的方法是把鱼产品加工成鱼干或咸鱼。如吴越地区，渔民用盐把鲜鱼腌制后放到市场上出售；广东沿海渔民捕到乌鱼后把它制成咸乌鱼干，畅销吴越之地。综上．可以看出，咸鱼、鱼干的制作避免了由于水产品变质而引起的经济损失，这就促进了水产品加工业的发展(11)。
唐代许多诗文也提到了水产品的加工。白居易《桥亭卯饮》载“就荷叶上包鱼飾”(1)(卷451，5094页)；曹邺《捕鱼谣》载“带香人鲍肆。香气同鲍鱼。”(1)(卷592，6861页)可见唐代对水产品的加工除了前代盐制、晒干的“枯鱼”、“槁鱼，’外，还有“鲍”、“鲊”等加工方法，以及用鱼子作酱的方法。此制法还一直延续影响到宋代。(12)
四.渔业与社会和经济
唐代鱼业的繁荣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它与社会经济又密切关系，下面我们就主要探讨渔业与社会生活和经济的关系。
(一)渔业与社会
1．渔业与人们的饮食结构
唐人普遍喜欢食鱼，当时用鱼来给人接风、饯行，或作为礼品相互赠送，甚至作为贡品上贡朝廷。可见无论是皇室贵族还是百姓庶子都把鱼作为佳肴。这是唐以前无法比拟的。
首先看皇室贵族的嗜鱼风来看。唐政府的鱼官管理川泽渔业之事，“凡沟渠之开塞鱼捕之禁，皆量其利害而节其多少。每日供尚食鱼及中书、门下官应给者。若大祭祀，则供其干鱼，以充笾豆之实。凡诸司应给鱼及冬藏者，每岁支钱二十万送都水，命河渠以时价市供之。”(13)(卷3《都水临?河渠署》，600页)可见，在唐代鱼市场上，唐政府是最大的消费者。此外，皇室还有专门的渔民为其捕鱼，其中长上渔师十人，短番渔师一百二十人，明资渔师一百二十人。(4)唐皇室中，无论是帝王还是后宫妃嫔都偏爱鱼食，例如文宗“颇好食蛤利”(14)(卷戊，49页)；开元时“宫掖竞食黄鱼”(14)(卷癸，115页)。同时帝王也常把鱼作为礼物赐给下属，如《酉阳杂俎》前集卷一，记载了玄宗赐给安禄山鲫鱼和餘手刀子。唐诗中唐诗中也有对皇室贵族等上层人士喜食鱼的描绘。如王维《洛阳女儿行》中“侍女金盘鲙鲤鱼”(1)(卷125，1258页)；李颀《送山阴姚丞携妓之任兼寄苏少府》云“加餐共爱鲤鱼肥”(1)(卷133，1357页)；常建《送楚十少府》云“鲤鱼在金盘”(1)(卷l44，1454页)。
其次看下层百姓的食鱼风气。前面所述，唐代一部分渔民把捕鱼作为副业，他们把食用不完的鱼投放到市场，所以民间食鱼也是常事。当时鱼受到许多酒楼、客栈的青睐，唐诗中有“红楼鲐仍鲜，”(1)(卷245韩三《家兄自山南罢归献诗叙事》，2755页)；贺朝的《赠酒店胡姬》载“玉盘初绘鲤”(1)(卷117，1181页)。名士风流中，也把鱼作为餐桌之食，李颀的《送綦毋三谒房给事》中有“归食芦洲鱼”(1)(卷132，1342页)；王昌龄《赵四十兄见访》云“忽忆鲈鱼餘”(1)(卷141，1433页)；独孤及《下弋阳江舟中代书寄裴侍御》云“得餐武昌鱼”(1)(卷246，2761页)；白居易《初下汉江舟中作寄两省给舍》载“朝烟烹白鳞”(1)(卷431，4758页)。除了文人学士，民间百姓也普遍喜欢食鱼。如百姓经常会“忽思鲈鱼 ”(1)(卷125王维《送徒弟蕃游淮南》，1243页)，“湖鱼香胜肉”(1)(卷363刘禹锡十《历阳书事七十韵》，4101页)；“鱼鲜饭细酒浓香”(卷439白居易十六《题元人谿居》，4884页)；“鱼羹稻饭常餐也”(1)(卷896页李珣五十四首《渔歌子》，10122页)。从上述三种不同地位的人喜欢食鱼的情况来看，唐人食鱼已经超过了前代。
正是唐人的这种饮食结构，拓宽和刺激了鱼市场，促进了渔业生产的发展。大量鱼产品投放到市场上，使更多的农耕民成为专业性渔民或鱼商。
2．渔业与人们的休闲、审美
唐代的繁荣我们毋庸置疑，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居住环境和休闲、娱乐的要求越来越多。鱼不仅被作为美食，而且有了观赏价值。因此饲养观赏性鱼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这主要表现在：皇室宫廷及上层人士养鱼。以诗为证，如宋鼎《赠张丞相》云“更睹跃池鱼。”(1)(卷113，1149页)孟浩然二《京还赠张维》云“游鱼思旧潭。”(1)(卷160，1633页)李白二十五《观鱼潭》“观鱼碧潭上。”(卷185，1891页)杜甫十《寄高三十五詹事》载“池中足鲤鱼。”(1)(卷225，2451页)白居易二《杂感》载“池鱼罹其殃。(1)(卷425，4688页)从以上诗句中可以看出，在唐代上层社会的皇室苑囿中养鱼之风盛行。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观鱼于西宫，见鱼跃焉，问其故。渔者曰：‘此当乳也’，于是中网而止。”(15)(卷42《帝王部?仁慈》，671页)宝历时，敬宗“幸凝碧池，令兵士千余人于池中取大鱼，送人新池。”(15)(卷180《帝王部?失政》，235页)可见宫廷和上层人士多把鱼养在池、潭之中，既作为观赏之物又可食用。可见当时流行把鱼放在池潭中养。随着赏物玩志人数的增多，观赏鱼的价值也被日益抬高。
唐人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是应为好的环境对人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近年来，芝加哥研究人员表示，让早老性痴呆(阿尔兹．海默尔病)病人观赏色彩艳丽的养鱼游动，可使他们变得较为平静和灵敏。印第安州一名护理教授爱德华表示，动作、色彩及声音可给病人提供刺激感受。(16)唐人虽不懂得这一科学原理，但饲养观赏性鱼则在无形中达到了相应效果，促进人们身心健康。
3．鱼与文人诗歌题材
许多文人墨客为鱼吟诗作赋，借对鱼的描写来宣泄感情，表达喜怒哀乐。鱼，这样一种简单的动物，抒发和寄托了诗人丰富的感情，鱼的悠然自得也激发了诗人的想象。
诗人们一般用鱼来表达个人感情，如沈佳期《天官催侍郎夫人卢氏挽歌》云“潘鱼从此隔”(1)(卷96，1040页)这表达了惜别的伤感。王维《送徒弟蕃游淮南》载“游鱼思旧潭”(1)(卷160,1633页)诗人借游鱼来表达了心中的思乡之情。储光羲《安宜园林献高使君》云“鱼鳖乐仁政”(1)(卷137，1390页)这是诗人对君王治国方式的一种设想，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感情。耿纬《上已日》载“不及游鱼乐”(1)(卷268页，2989页)抒发了作者生活坎坷，对快乐生活的一种向往。刘禹锡《洛中送崔司业使君扶侍赴唐州》云“相思望淮水，双鲤不应稀。”(1)(卷357，4013页)抒发的是一种感激之情。无论是相思之苦，思念之痛还是感激之情等，“鱼”扮演着托物言志的角色，成为人们情感的最好见证。
(二)渔业与经济
唐代渔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唐代自身繁荣的经济，唐中后期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繁荣局面，广大农民介入市场，受市场需求的刺激农副业迅速发展。农副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不自觉的推动着唐代经济向前发展。以下我们从三方面来叙述。
1。促进农副业生产发展
唐代许多人开始从事专业养鱼业，他们以养鲤为主，大多采取小规模池养方式。其养殖技术主要继承汉代，同时他们也懂得人工投喂饲料，以促进鱼的快速成长。段公路《北户录》“鱼种”记载：南海诸郡人，至八九月，于池塘间采鱼子，著草上，悬于灶烟上‘至二月春雷发时’却收草浸于池塘间，旬月内如虾蟆子状，鬻于市，号“鱼种”。(17)(卷1，40_41页)至昭宗时(889—904)，岭南渔民更从西江中捕捞鱼苗，售予当地耕种山田的农户，进行饲养。中唐后，太湖地区土地开发由高地向沼泽地发展，用筑堤挡水等方法，开发成内以围田，外以围水的圩田，初步形成了农田水系脉络。太湖地区基本形成了稻作、渔业、桑蚕三分天下的鼎足之势。唐末刘恂的<岭表录异》首次记载了我国饲养鲤鱼的情况：“新泷等州(今广东新兴、罗定一带)山田拣荒平处，为锄锹开为町畦。伺春雨，立中聚水，即先买鲩鱼子散于田内。一、二年后，鱼儿长大，食草根并尽。即为熟田，双收鱼利，及种稻且无稗草，乃齐民之上术也。”(18)(卷上，3页)这说明，第一，唐时人们开始从西江捞取鲩鱼苗，并把它作为商品出售。这是有关草鱼家养的记载；第二，说明人们不仅掌握了草鱼食草的习性，而且在生产上加以利用。(19)正是这种饲养业的发展，使水产品增多。
渔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养殖业发展。在前文已谈到渔民用动物来捕鱼，如鸬鹚、水獭。谈到饲养鸬鹚则以巴人为例。唐时，诗人杜甫在三峡居住较长时间，杜甫见到当时三峡有很多鸬鹚渔业。这在其诗文中有记载，如“背飞鹤子遗琼蕊，相趁凫雏(幼鸬鹚)人江涯。”(1)(卷229杜甫《州歌十绝句》，2507页)“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1)(卷231杜甫《戏作俳谐体遣问二首》，2539页《全唐诗》中也有“鸬鹚成群嬉”(1)(卷609皮日休九《苦雨中又作四声诗寄鱼望?平声》，7026页)，“惊起鸬鹚一阵斜”(1)(卷628陆龟蒙二十《北渡》，7209)，“有獭得嘉鱼”(1)(卷355刘禹锡《有獭吟》，3984)，“停潦鱼招獭”(1)(卷408页稹《江边四十韵》，4536页)。可见渔民饲养鸬鹚、水獭等动物已成为一种新兴行业。
2．推动手工业的发展
唐代社会生活中充满着对鱼的热爱。唐人爱鱼、吃鱼，喜欢以鱼的形象作为装饰。在唐代绘画中，陶瓷制作过程中，佩戴的饰物中，都可见鱼纹状的装饰。
绘画中，画家常以花鸟鱼为内容进行作画。在绫织物纹饰方面，较著名的有润州方棋(方纹)绫、水波绫、鱼口绫、花纹绫等。(8)(142—143页)，在手工品制作过程中，也常以鱼鸟等为花纹而作为装饰。除此在当时还出现了鱼形状的手工作品，如铜鱼袋、金鱼袋。《朝野佥载》中记载“上元年中，令九品以上佩刀砺等袋，彩蛻为鱼形，结帛作之。取鱼之象，强之兆也。至天后朝乃绝。景云之后又复前，结白鱼为饼。”(20)，(卷3，36—37页)在1977、1979年，辽宁喀喇沁旗哈达沟发现唐宣州刺史刘赞进奉金花盘，盘底为名文为“朝议大夫使持节宜州诸军事守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宜歙池等州团练观察处置采石军等使彭城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臣刘赞进。”(21)唐诗也有“握兰佩金鱼”(1)(卷756徐铉六《奉酬度支陈员外》，8603页)，“却佩银鱼隐玉峰”(1)(卷756铉六《送盂宾于员外还新淦》8596页)。鱼袋之所以如此流行，是唐统治者为维护官品的等级次序，“永徽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开府仪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职事四品五品。并给随身鱼袋。”(22)(卷31《鱼贷》，579页)“咸亨三年五月三日。始令京官四品五品职事。佩银鱼。是日。出内鱼袋赐之。”(22)(卷31《鱼贷》，579页)“鱼袋”的出现也是源于唐代渔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鱼的喜好。
3．促进饮食业的发展
鱼虽不能成为当时人们的主食，但在餐桌上它却是大众喜欢的美肴。唐人对鱼的烹饪方法越来越多。如煮鱼、蒸鱼等。
羹类烹饪在唐诗中有记载，如韦庄的《雨霁池上作呈候学士》中有“正是如今江上好，白鳞红稻紫莼羹。”(1)(卷69，8020页)据《齐民要术》所记“莼羹”的做法是：“羹一斗，用水一升，多则加之，益羹洁隽甜美，下菜、豉、盐，悉不得搅，搅得鱼莼碎，令羹浊而不能好。”《食经》说的更具体：“鲤鱼冷水人莼，白鱼冰水人莼，沸入鱼与盐豉。”所以李郢《友人适越路过桐庐寄题江驿》云“鲈鱼鲜美称莼羹”。(1)(卷590，6850页)可见，鱼羹作为副食在唐代深受欢迎。
唐人也喜好食蒸鱼，李郢在《阳羡春歌》云“煮糯蒸鱼作寒食”(1)(卷590．6846页)。同时唐代呢也较流行煮鱼，王建《荆门行》诗云“看炊红米煮白鱼”(1)(卷289，3102页)，杜甫《汉州王大录事宅作》又曰“催莼煮白鱼”(1)(卷882，9965页)，陆龟蒙《奉酬袭美先辈吴中苦雨一百韵》)云“满釜煮鲈鳜”(1)(卷617,7111页)。除上述两种做法外，唐人还喜欢烹鱼，所谓“烹鱼”是：先用热油略炒，然后加酱油等作料搅拌，随即盛出。唐诗中有“烹鱼邀水客”(1)(卷285李端：《晚次巴陵》．3261页)，“鲤鱼来自烹”(1)(卷321权德舆《酬陆三十二参浙东见寄》，3616页)，“客至待烹鱼”(1)(卷74苏颋《饯泽州卢使君赴任》，812页)。可见，烹鱼在当时就较流行的待客之莱。唐代发达的渔业造就了各式各样的烹饪方法，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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