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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靳清 200多年前，在旧式贵族面前，欧洲那些从事工厂生产的企业主们还只是冒充风雅的斗方名士。200多年后，世界多数国家——从美国到毛里塔尼亚——都拥挤在他们当年开辟的工业化道路上。 1700年，荷兰还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18世纪晚期，就变成了一个“戴假发”的社会，开始靠外债收入支度岁月了。 1769年，英国人理查德·阿克赖特在他水力框架织布机上加上了第二对滚轴，发明了第一台可实际应用的纺纱机。从此，生产过程开始机械化了。接下来，“创新使得时代发疯了”。 16、17世纪，法国是科学启蒙运动的参与者，从笛卡尔开始，法国产生过一批伟大的科学家，他们是为牛顿提供“肩膀”的人。但是，法国最终却是工业革命的“亚军”。 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根廷还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一样年轻的国家历史，一样广袤富饶的农场，一样才具不凡的出口商。一个世纪之后，阿根廷却已经沦陷成三流国家。 世界不是平面的，有发达国家，就会有不发达国家，也会有中间的“夹心层”。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领跑者未必笃定，但队形却大致是“一条断珠线”。因为这是一场“长跑”，不是一次“登山”——所有国家都有可能或早或晚爬到山顶。 因此，“中等收入陷阱”也就不是什么陷阱，而是自然主义的一种必然的“生态分布”。一个国家的兴衰可以是沧海桑田，但不同收入等级的国家的数量却可能是一个常数。比如西班牙，这个航海拓殖时代的霸主却在西欧伟大的经济竞赛中垫底，在2009年以来的欧洲债务危机中又再遭嫌弃。比如阿根廷，谁又能保证它不会再度陷落？相对的例子，18世纪末“对牛奶和牛油还一无所知”的日本，却是20世纪挑战白种人权力的国家。如罗素所说：“科学赋予白种人支配世界的权力，只是在日本人有了技术以后，这种权力才开始丧失。” 一个国家不是偶然致富的，它们在恰当的时候选择了恰当的道路。拉美国家在一而再地错失机会之后，还是选择了工业化道路，不过，走得朗朗跄跄。贝隆主义（纳粹式的经济自足和“社团主义”）、“进口替代”，如此中庸的选择也就注定了中等收入。拉美国家的“半拉子”工业化能维持一个“中等收入”已经非常幸运。如果不是有一个灾难深重的非洲给它们垫背，实为不郎不秀。 高收入国家必然有谋求高收入的手段，这就是技术。没有技术就没有经济。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技术更是成了现代社会定向的基本手段，甚至成了国家生存的条件。今天的希腊危机本质上不是什么债务危机，而是没有技术从事生产的危机；如今日本六大电子厂商（NEC、松下、夏普、索尼、东芝、日立）的全线告急，说不定也会有债务后果。 中国人的收入已经“中等”了。在学者们的“迷信”一样的渲染中，中国人很是焦虑，深恐陷在阱里。人口红利、要素红利、制度红利都已经被“消费”殆尽，去哪里“创收”呢？有人说“改革红利”是不竭的财源，殊不知，好的改革可以富国兴邦，而坏的改革可能要赔上国家前途命运，这是连本钱都要赔掉的，遑论什么红利了。 不过，中国确实存在“停留在中等”上的危险。今天的“世界工厂”中国与工业革命时期的“世界工厂”英国很有几分相似之处，那就是被拿破仑轻蔑为的“店主之国”。今天日本的一位企业家也同样轻蔑中国没有 “具备中国特质”的企业。更没有与中国工业一同“开辟历史道路”的风流人物。而20世纪，美国和德国却不乏开耳芬、爱迪生、西门子、白鲁纳，他们不是变成科学家的商人，而是变成商人的科学家。这是美国德国取英国而代之的最充分的根据。 今天，在中国，卖弄“风流”的是一群房地产商人，而美国依然是拉里·佩奇、比尔·盖茨们。中国的房地产商人不仅在给经济制造着潜在困难，给普通百姓制造着生活困难，还阉掉了莘莘学子“要当科学家”的理想。一位小学生在考卷上跟他漂亮的女老师表白：等我有房有车，一定娶你。世情如此，实堪浩叹！ 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历史中，还没有哪一个国家依靠房地产开发而成为发达国家。而且高价房产将饲养起一个“食利的权贵阶层”——现代城市“地主”，这将是历史的退步。他们的利益有可能跟整个国家的利益背道而驰。资本因此变得凝滞，政策因此变得凝滞，国家因此也就凝滞了。19世纪的阿根廷就是这样。200多年的历史中，那些全球领袖无一不是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技术红利才是最丰厚、最持久、最有力量的。 18世纪晚期的荷兰之所以变成“戴假发”的社会，是因为它的繁荣并没有技术进步的基础，西班牙的情况与此雷同；工业革命时期的法国输给了英国，主要原因是路易十四厌恶新教，于1685年废除了《南特法令》。这位被称为“太阳王”的君主使法国失去了它最聪明的科学家和最有天分的工匠，他们大多数被迫逃亡到英国和低地国家；拉美国家对西方技术的简单粗糙模仿使它们的工业化成了“半拉子工程”。 一个国家要强大起来需要庞大的科学建制和技术建制，以及能使建制高效运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苏联制度的最大成就就是“计划性”地扩大了国家的技术建制，“科学家是大批新兴技术专业里中产阶级的优秀代表。……苏联科学家对这个制度的重要性，远胜过他们在西方世界的同行，因为是他们，也只有他们，才使得在其他方面落后的苏联经济，可以作为另一个超级大国面对美国。事实上，在短时间内，他们甚至帮助苏联登峰造极，在技术的最高顶点领先西方，即太空探索。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1957）、第一次男女太空人同舱飞行（1961,1963）以及第一次太空漫步，都是由俄国人首开先河。苏联科学家集中在研究机构或特殊的‘科学城’里。……苏联科学家的社会地位之高，是苏联其他行业所不能比拟的。”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中国科技事业开始全面复苏，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春天一粒子，秋天一把粮。”中国今天的成就是受益于科技的发展，中国未来的成就也必是取决于科技的进步。如果我们能够致力于科技进步事业，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不过是杞人忧天，否则，就要一语成谶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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