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的这一周，《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发表。人们普遍认为，那份报告奠定了英国“福利国家”的基础。那份报告是在18个月之前委托撰写的，但发表的时机颇为幸运。1942年后期，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成功遏制了日军的扩张，英国军队在北非击败了隆美尔(Rommel)，而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包围了德军。尽管当时距离二战结束还有两年半的时间，但战争的结局已日趋清晰。
《贝弗里奇报告》发表后马上引起轰动。负责该报告的工党部长级官员阿瑟?格林伍德(Arthur Greenwood)向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表示，“在今人的记忆中，从没有一份文件像《贝弗里奇报告》这样，引起了如此大的反响，或如此大的期许”。英国财政部(Treasury)意料之中地表示反对，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等许多保守党人也表示抱有保留意见。但迫于民意，当时的英国联合政府采纳了报告中的建议。
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由此成为一个标志性人物。对许多右翼人士而言，他是个乌托邦主义者，对英国战后的经济下坡路负有巨大责任。对许多左翼人士而言，英国社会政策后来的诸多失败，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历届政府未能实施贝弗里奇的愿景。这两派的观点都没有很多事实根据。
贝弗里奇相信社会保险，这个概念诞生于俾斯麦(Bismarckian)时代的德国，在美国以“单一保险方付款人”(single payer)制度的形式再现。福利的资金来源应该是经过精算师计算的缴费，但保费和理赔通过一个政府出资的单一资金池进行管理。
贝弗里奇这样解释自己的理论：“英国民众希望的是以缴费换取福利保障，而不是从政府免费获得津贴。”贝弗里奇对“英国民众希望（什么）”的理解，想必来自他本人的经历——在私立学校接受教育、后来先后担任食品部(Ministry of Food)常务次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院长和牛津大学(Oxford)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院长。
不过，公平地看，贝弗里奇接着解释说，“强制保险一直受到民众欢迎，而疾病险、死亡险、养老保险以及最近的住院治疗险的自愿投保增长迅速，两者都显示出民众的这种愿望。民众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经济情况调查，也显示了这一点。这种反对并不是因为人们想要不劳而获，而是因为他们厌恶这种测试隐含的逻辑——它似乎是在惩罚节俭，而他们已把节俭看成一种责任和乐趣。能够管理自己的收入，是公民自由的重要元素。”如果你在茶党(Tea Party)集会上宣扬这样的观点，一定会赢得欢呼。
贝弗里奇的建议在今天看来有些吝啬。根据他的建议，一对夫妇一周享有的福利保障水平为32先令（按照如今的物价相当于约70英镑）。这个数字是经过精心计算的、维持基本生存所需的收入水平，按贝弗里奇的设想，唯一可能导致这一数字调升的理由就是通货膨胀。通过缴纳保险，公民在生病和失业时能获得保障，老年人在退休前缴纳保险、在退休后也会获得类似权益。
影响战后福利方案制定的还有另一条思路。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与丘吉尔在《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中确定了战后的一些共同目标。罗斯福的夫人埃莉诺(Eleanor)从中得到启发，推动订立后来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宣言中说：“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
从长远来看，埃莉诺?罗斯福的那句“人人有权享受一定的生活水准”对社会政策的影响，远远大于贝弗里奇的那句“能够管理自己的收入，是公民自由的重要元素”。
译者/吴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