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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溯源，雅典和斯巴达是两个最著名的城邦国家。现在所看到的西方民主和各路大家云集，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源于雅典，在亚历山大时期开始的希腊化过程中得到推广、完善，后经东罗马帝国和中世纪基督教教士们的保护传承，在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被彰显，开辟了现代文明社会发生和发展的历史。 而同一地域的斯巴达则不同，那里的公民头脑简单四肢发达，除了自虐性的锻炼身体为国家准备炮灰，没有自由，没有美感，没有家庭生活，没有人伦亲情，只有告密、出卖、屠杀、压迫、盗窃和死亡，也是因为这些，最后葬送了这个国家。 斯巴达调动了几乎所有物质和精神因素保卫政权和国家，最终依然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奴隶的造反，战乱的消解，固然都是原因，但这一切的背景，是自己找死的逻辑。因为压迫而恐惧；因为恐惧便加大压迫力度和高度紧张。可以想象得到，终年得不到休息、风餐露宿、不用记挂亲情友情爱情的生活能维持多久；尤其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隶，自然成为最早奋起反抗的群体。 斯巴达和雅典之所以如此不同，原因之一是对人的态度。雅典给予公民充足的自由，甚至规定一定条件下废奴；而斯巴达不仅实行等级制度，对奴隶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即便对公民，也将其绑在国家的战车上，不关注他们的个人幸福。此外，雅典执政官实行选举制和任期制，给予公民监督政府的充分权力，斯巴达的国王实行世袭制，元老院成员的被选举范围狭窄，经常成为傀儡，造成权力腐败。 同样的城邦国家，以人为本还是以国为本；民选政府还是世袭制度，造成的后果截然不同。可见，国情是人造并维持出来的，不是本身就那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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