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乙
极巧合又极有趣：在我国北方，在河北、内蒙古、辽宁交界处，有一串古城，是中国历史上的首都，构成了“北线首都群”。
在北纬四十一度到四十二度之间，这一群中国历史上的首都坐落得很集中，都在高地的草原上。它们是内蒙古南部正蓝旗的元上都、河北北部张北的元中都、内蒙古东南部宁城的辽中京（又是金北京）、辽宁辽阳的金东京，以及河北承德的清代陪都避暑山庄。往北一点，在北纬四十四度还有内蒙古巴林左旗的辽上京。往南一点，在北纬四十度有大同和北京，大同是金西京，北京则是六朝古都，是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和明、清两朝的首都。如果再加上黑龙江哈尔滨附近阿城的金上京，一共有九处之多，其中称得是真正意义上的，即国家的政治中心的，共六处，按时间顺序为：巴林左旗的辽上京、阿城的金上京、正蓝旗的元上都、张北的元中都、承德的避暑山庄和北京。
我于今年七月至九月，集中访问了除北京之外的五处，加上宁城的辽中京，连续去了六处，收获甚丰，感触良多，脑子里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北线首都群”。
八个共同点
它们都在草原上。在茫茫大草原上呈现出一座座都城，这既非常壮观又非常独特。元上都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正是地处草原这个特点构成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它们都已被毁，几乎没有保留任何地面建筑，于是城址内又恢复了草原的面貌，任凭青草自由滋长，只是四周存有古城墙的遗迹。城墙遗存虽然被风化腐蚀，但仍高于地面，土质，有的有两圈，有的有三圈，显示着这里曾有宫城墙、皇城墙和都城墙，四四方方，都颇具规模，确实曾是大都城。
它们的地下，如果考古的话，都完整地保留着都城原有的机理，包括宫殿的基础、道路、城门的设置。元中都地下仅局部考古就挖出了几十块巨大的吐水龙首石雕，和北京故宫三大殿高台上的疏水龙首一模一样，非常壮观。
它们都位于北方高地草原和华北平原的交界处，正在两种文化的交汇线上。北边是草原游牧文化，南边是华北农耕文化，在这里实现了两种文化的冲突、交流和最终的融合。
它们都是少数民族当家做主时建成的。辽是契丹人，金是女真人，元是蒙古人，清是满族人。他们都来自草原，都是马背上的强悍的民族，英勇善战，驰骋天下，最后统治了大半个中国或全国，实现了多民族的大统一。
它们大半只担当夏日首都的定位，冬天的首都并不在这里，而是在南边，如元上都（夏）和元大都（冬）之对元朝，承德（夏）和北京（冬）之对于清朝。承德的避暑山庄，顾名思义，说得明白，专为夏日而设。
它们都有自北向南逐渐迁都的趋势，如辽上京（北）在前，辽中京（南）在后，又如金上京（北）在前，金中都（南）在后，又如元和林（北）在前，元上都和元大都（南）在后，清沈阳（北）在前，北京（南）在后，除了自然气候因素之外，折射了一种向中原文明逐渐靠拢的大趋势。
它们的遗址都保护得相对完好，一直是原生态，一九四九年以后更是自觉地没有在上面盖房子或过度耕种，为日后呈现古都的原貌和规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考古挖掘提供了便利条件，这要归功于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强烈的保护意识，和骨子里的爱国爱家和崇先敬祖尊史的思想基础。
除了此八点共同之外，还有一点也是共通的，就是差不多都有专门的博物馆可看，其中尤以元中都和辽中京的为好，大大增加它们的直观性、趣味性和知识性。
当然，这六处都城也并非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它们各有特点，规模大小格局也都各不相同，有的还有巨塔作为仅存的地面标志物。我强调它们的共性，无非是说明它们的特质很相似，可以作为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加以概括，以期引起广泛的注意。
元上都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方才引起了国人和世人的重视，参观者日增，仿佛发现了新大陆一般，专业博物馆也正日夜加紧施工；但其它几处，除承德避暑山庄之外，仍然是默默无闻的，孤零零地站立在草原上，很少有人问津，除了考古工作者和当地人士之外，几乎不为人们所知，也极少有关于它们的报道和宣传出现，和它们的历史地位形成鲜明的反差，极可惜，也不公平！
长链中的环扣
辽朝存在于公元907年至1126年，长达220年。金朝存在于公元1116年至1234年，前后119年。按时间顺序辽金应在唐五代宋之后和元明清之前。中国的朝代史，按正确的说法应是“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而不能简化为“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因为历史长河是丝丝相扣，互相衔接的，中间不能忽略不计，或做跨越式的简约。
如果不以汉人“才是中国历史的正统和主体，而少数民族则是非正统和非主体”这样的观点为出发点，辽代和金代的历史意义便会突显出来，才会公正地肯定它们的重要作用。
辽代和金代的第一历史作用是领土作用。辽代和金代曾两次将中国领土的北线扩展到大兴安岭以北的西伯利亚东南部，包括库页岛在内，而且长期固定下来。辽代的领土南线到达山西河北北部，而金代的领土南线到达秦岭淮河一线。北宋按实力在当时实际上是辽代的附属国，而南宋在当时实际上是金代的附属国。辽代和金代的存在对确立和巩固我国北方疆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辽代和金代的第二历史作用是民族大联合和民族大融合。它们存在的三百多年是契丹族、女真族不断地“汉化”的过程，也是汉族不断地“胡化”的三百多年，这种互相渗透和交流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发酵作用。
辽代和金代的第三历史作用是对祖国大家庭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乃至生活诸多方面的繁荣、充实和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在此期间人口骤增，盛极一时，说明农业增产，产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手工业发达，达到了宋朝的水平。金世宗时社会稳定，传统的经学、理学得到持续发展，史称“小尧舜”。世界闻名的卢沟桥就是金代在桥梁建筑史上的杰作。北方广大地区用煤烧“火炕”也始自金代。
如此看来，辽代和金代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是绕不开的历史环扣，它们的存在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和承前启后，也奠定了此后元代的更大规模的民族大联合以及明、清两代的持续发展和辉煌。
这样看来，北线首都群的存在便是一个奇迹了，它们至今仍然默默地屹立在北部大草原上，在整整八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历经辽金元明清几个朝代，以汉、契丹、女真、蒙古、满族为核心，领导着全中国向前奋进，立下了不朽功勋，绝对不可不理，不可不保护，不可不看，不可不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