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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核心提示：杨的生命中，李政道一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人物，从1946年开始，两个人的合作长达16年之久，并因“宇称不守恒理论”同获诺贝尔奖，永被后世学者铭记，合作关系在近代物理科学历史上相当罕见。然而，从1962年以后，两个人的关系彻底决裂，这也成为国际科学界以及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一大憾事。 （旁白：杨的生命中，李政道一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人物，从1946年开始，两个人的合作长达16年之久，并因“宇称不守恒理论”同获诺贝尔奖，永被后世学者铭记，合作关系在近代物理科学历史上相当罕见。然而，从1962年以后，两个人的关系彻底决裂，这也成为国际科学界以及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一大憾事。） 王志：奥本海默（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最希望看到的景象是杨振宁跟李政道并肩走在普林斯顿的草坪上，但是1962年之后，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情形了。 杨振宁：这个是一个悲剧，而这个悲剧的根源非常复杂，不是一句话、两句话所能够解释的，更不是我今天应该在摄影机的面前所讨论的。我想这个问题我们两个人身后一定会有人研究的，我想研究以后，大家中国人、外国人会得到一个结论的。 王志：我们中国有句老话“相逢一笑泯恩仇”，我相信所有中国人都希望看到你们俩和好。 杨振宁：对，这也是我现在决定，我公开地在生前不再在这方面讨论这个问题的道理，是因为大家很显然、很自然地都希望我们和好，可是我们没法再和好，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最好的就是不再讨论。 王志：是合作出现问题？但是杨先生的经历不是这样。 杨振宁：你知道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这个里头有戏剧性的、做人方面的差异，有性格方面的差异，不是这么简单的。我想我现在的决定是对的，就是这个事情我不要再公开讨论。 （旁白：虽然众说纷纭，但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分手原因始终是迷雾一团。值得回味的是，两个人在各自的物理学研究中，都有过多次与他人合作的经历。除了与李政道合作的“宇称不守恒理论”之外，杨振宁、丰大成就中的另外两项：“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和“杨―巴克斯特方程”，也都是与人分享。但是，却没有重蹈杨李之争的覆辙。） 王志：我们也注意到，杨先生很多的成果、重要的成果都是跟人合作的。那么是您喜欢跟人合作呢，还是别人觉得您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 杨振宁：我想一方面我喜欢跟人合作，一方面近代物理很多理论工作都是合作的。合作有很多的好处，因为你知道你在讨论一个问题，有时候走不通了，你的想法都走不通了，那个时候假如另外有一个人跟你讨论讨论，问你几个问题，或者想出来一个新的方向，于是你就又起劲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研究的途径。 王志：可能有人看到的就是杨先生您得了诺贝尔奖，但是业界的人士评价杨先生应该得第二次。 杨振宁：通常得诺贝尔奖的重要性，可以说那是10年之间最重要的物理的文章。那如果你问“宇称不守恒”是不是当时10年之间最重要的文章呢，我想这是当之无愧的。所以它得到诺贝尔奖，是所有的人都认为是理所当然。规范场的研究没有得到诺贝尔奖，可是我想你要是去问内行的人，现在所有的人都会认为规范场的重要是世纪性的重要，不只是10年的重要。就是它要长期下去到21世纪、到22世纪还是重要的，因为它把一个基本原则给找出来了。那当然你就会问了，说那为什么还没得到诺贝尔奖呢。这个很多人都猜测，这个与诺贝尔奖委员会他们认为诺贝尔奖应该不应该给一个已经得过诺贝尔奖的人，恐怕有很密切的关系。 王志：另外一个人没得。您的合作者没有得过。 杨振宁：他叫米尔斯。他没有。他是1999年过去的。他是一个非常诚恳的人。1984年规范场文章发表30年以后，在北京大学有一个讨论会。在那个前后有人问他，说是米尔斯教授，你们这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当初是怎么写出来的。米尔斯的回答是：“我在里头做了一些贡献，不过主要的发展都是杨振宁的功劳。” 王志：您喜欢这样的合作者？ 杨振宁：你如果要我讲的话，是他不必要的太诚实了。他不应该加最后的一句话，说是所有重要的观念都是杨振宁的。我想你知道人有很多种，有的人是他如果对一件事情有30%的贡献，他就跟人讲他有70%的贡献。米尔斯是如果他有70%的贡献，他要讲他只有30%的贡献；假如他有30%的贡献，他就会讲他只有5%的贡献。 王志：那他这样说不是对您很好吗？ 杨振宁（激动十分）：他不必。他到临死，在物理学界对于他的评价，我认为是不公平的。因为规范场这篇文章，很多人会告诉你，是20世纪最后50年理论物理学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我想俄亥俄州立大学这50年，我可以讲，没有一篇他们的教授的文章比这个文章重要。把所有的文章都加起来，物理、数学、天文、生物都加起来，这也是最重要的，这不是我在这儿吹。可是因为米尔斯的作风，使得他们没有了解到，他应该得到他们所有能够给的荣誉。都应该给他的，而他们没给。 （旁白：回国之后的杨振宁除了参与清华高等研究中心的研究工作之外，还亲自担任大学一年级的本科生的基础物理课程。2004年9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杨振宁做了一篇名为《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报告，指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次报告引起了海内外华人圈，尤其是易学专家们的强烈反响，在一些人眼中，杨振宁甚至成了中华文明的离经叛道者。） 王志：《易经》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个代表作之一？ 杨振宁：是。 王志：那么杨先生对《易经》开炮？ 杨振宁：不不，对不起，这句话有点原则性的错误，因为我那个文章是叫做《易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你如果看我整个那篇文章，80%是讲这个影响非常之大，而且是正面的。只有20%是讲它有负面的影响。那篇文章变得非常有名，尤其在网上变得非常有名是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专看那20%，不看整个的文章。认为这是大逆不道。 王志：这个演讲是你长期研究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呢，还是说我确实有一个灵感的显现、我有冲动？ 杨振宁：已经有几十年了。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聪明的人，有过很大的过去的科技的贡献，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萌芽出来近代科学？这个是讨论很多了。我在这方面去看了一些书，去想了一下子，我看出一个别人从前不大注意的道理，就是说是没有推演法。从《易经》开始就已经没有推演法了，还不止没有推演法，它那个方法是跟推演法相反的。所以这使得中国有个框架，这个框架就是思维的方法，就是归纳法的方法，认为这是唯一的思维的方法。所以你如果要说我有什么革命性见解呢？就是我指出来，说这是一个致命伤。那么这是他们不喜欢的。 王志：但是杨先生您自己也说过，您说您就是中西文化冲突结合的一个产物。 杨振宁：西方对于学术的精神，有一点跟中国不一样的地方：中国太尊师重道。就是前人讲过的话，孔子讲的话、孟子讲的话，这个不能评论的，这个绝对是对的。老师讲的话绝对是对的，你不能评论的。这个现在太根深蒂固了。 （旁白：2004年11月初，就在一些人批评他对中华传统文化大逆不道的时候，杨振宁获得了在华永久居留证。就像他在1971年是第一个回国访问的华裔知名学者一样，他也是首批获得在华永久居留证的外籍人士之一。） 王志：去年杨先生拿到了第一批绿卡中间的一张。 杨振宁：是。 王志：为什么拿这张绿卡呢？您跟所有的领导、跟几任的领导人都是朋友，在我们看来您用不着拿这张卡，但是您有发自内心的喜欢的真情的流露。 杨振宁：因为我本来就已经有5年的多次往返的签证，所以这个绿卡对于我的作用并不那么大，不过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性的意义，我相信以后用这个绿卡的方法，中国可以吸引很多很多的优秀的人才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明智的举动。 王志：您想用您的行动，来表明您对中国开放的这种支持？ 杨振宁：这不是我的目的，不过可能是一个后果。假如我1945年离开的中国是旧中国的话，假如我1971年回来所看见的是新中国的话，那么到了21世纪，这个中国是一个新的新中国。在这个情形之下，我回来的心情是一个我要加入一个欣欣向荣、正在崛起而有非常好的前途的一个大的事业，我希望能够在这个大事业里头，做一些我自己所能做的小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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