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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与“天人合一”
都说“天人合一”由儒家的理念形成，其实是由汉字特有思维方式导致的。以法国传教士白晋、李明为代表的“索引派”坚持认为：汉语是上帝给予人类的“原初语言”，是人类造巴比塔之前通用的语言（为此他们倍受“欧洲中心主义者”的非议，李明因此还受到教廷的严厉惩罚）。高耸入云的巴比塔震怒了上帝，上帝才把人类原本统一的语言分为七十一支（一说七十二支），让不同地域的人各说各话，达到削弱人的智慧与能力的目的。他们甚至举例说汉字“船”就是“八人乘坐之舟”，暗指诺亚方舟，还说汉字的基本笔画是十字架，复杂的汉字是由十字架演化而来。
汉语很可能就是人类的“原初语言”。因为汉语书面语在稳定性方面首屈一指。不可想象上帝给予人类的原初语言是不稳定的，如是上帝权威焉在？查遍世界所有的语种文种，保持数千年无大变的书面语，惟有汉文。虽然汉语书面语已于二十世纪初叶被解构，但那纯属人为，中国书面语（文言文）是在四千年高龄时被解构，足以成为一个纪录。无论汉语是否为“原初语言”，世界绝大多数学者并不否认汉字是被“一揽子”制造出来的（代表人物为仓颉），而不是一点点缓慢出现的。若不是“上帝”授权给仓颉，仓颉哪里来的如此巨大的智慧？人类文明具有显著的累积与渐进特征。凡是“一揽子”出现的东西，十有八九是“原初物”，而非人类的发明创造。比如埃及众多的金字塔就是在一个并不很久的期间相继建成的，可以断定金字塔是人类的“原初建筑”。汉字的一揽子出现比金字塔更加不可思议。就是以二十一世纪人类之智慧，也不可能一揽子制造出成千上万有机联系却不重复的体用俱佳的图像符号。在西文中，文字是表现自然客体的，西文强调文字忠诚于客体。在汉文中，文字几乎可以与自然客体平起平坐，二者成为绝妙的对偶。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文字还起到升华自然客体美的功用。自然客体的目的性被中国特有的文字夸张到近于极限。无论在审美方面还是在写实方面，文字都不亚于自然客体本身。剑门关再险，险不过李白的描述（“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蜀道难》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对自然客体的“描述”，这些优美的文。字有其独立的审美价值。中国人并不在乎对自然客体的“忠诚”，经常出现夸张的情形。“夸张”是中国文人共有的性格特征。都说“天人合一”是由儒家理念形成的，其实在更大的意义上是由汉字特有的思维方式导致的。中国人的“天人合一”既不是单纯的哲学范畴，更不是神学的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它属于语言学（或语言哲学）范畴。对于中国文人来说，看一座美丽的山与写一座美丽的山完全是两回事情。推而广之，中国人“写作”与“思考”也是两回事情。写作可以比思考更深刻，因为写作时除了利用思考所用的思维之外，还利用了汉字写作的独特思维。只要用汉字写作就无法完全摆脱这样一个窠臼：关注修饰甚于关注对能指的描述。叔本华说，形容词是名词的敌人。此说颇值得商榷。叔本华所说是指谓西文，对于汉文来说，毋宁说形容词是名词的朋友，二者形影不离。真的把形容词视为名词的敌人，汉文的魅力顿时也就烟消云散。哲学家异趣沓来时需要寻求 “异样”的语言来装载“异趣” 有人以为，中国不出产哲学家，主要是由汉字决定的。使用汉语很容易偏离思辨之轨而走上艺术之路。粗看，汉语是世界上独一无二数千年不变的语种。《易经》是讲变的，汉语却相当保守，绳绳相继，世代相袭。“汉语阻碍哲学繁荣”论者认为，中国的“道德文章”使用书面语，绝不让口语染指，仅此就已经限制住了意思表达的深度与广度。道德文章讲究遣词造句布局谋篇，而哲学是着力于 “意思”。哲学意思表达应物应时应机而发，无暇措意修辞润色。中国的道德文章也有心无所滞一气呵成的，但大多是字斟句酌，而后成文。文字表达几乎是中国人惟一的“万世一系”的传统。虽然哲学不显，道德文章大厦却高耸入云。过于苛求汉语是一种不健康的情绪。汉语是世界上最符合美学要求的语言。解构汉语书面语的理论依据，以严复的一段话最具代表性，严复说：知东西之立国之相异，而国民资格，亦由是而大不同也。盖西国之王者，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且其社会，固宗法之社会……夫彼专为君，故所重在兵刑。（《严复集》第四册）中国帝王“兼以作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帝王有“兼以作师”的资格，他们舞文弄墨，而且舞弄得不错。西方的帝王就很难炫耀文墨。所以西方的君主很少兼文字大师的。二十世纪以还，汉语书面语的解体并未造成中国哲学的真繁荣，制造出的不过是以“新诗”为代表的“文学”假繁荣。就在汉语书面语解体前半个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顶天立地，以其怪巧瑰琦之笔法，制作出一桌旨酒嘉肴（其社会观、文化观、教育观、政治观等另论），实在是对汉语书面语解体的辛辣讽刺。如若当初不是“解构”汉语书面语，而是改造之，让其既保持东方神秘色彩，又不拘“之乎”不泥“者也”，那么即使用汉语思辨，也可能做到驾驭汉字如呼延灼使鞭，无往而不胜。中国人在汉语书面语去留问题前徘徊；绍继乎？解构乎？最终选择了后者。结果是美文既无，新宠未至，赔了夫人又折兵。知过而悔，不失明智。然而重建汉语书面语又谈何容易。况且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中国人放弃在文字上与西方立异，要想暂露头角，何其难也。语言是外貌与思想的混合物，然而语言之貌与语言之实并不像“人”那样判然两物。貌丑的人可以装载美妙思想，“貌丑”的语言绝无装载上品思想之可能。用枯燥语言表达深刻的命题，命题立刻会随之枯燥乏味起来。而用优美语言表达平平的命题却可以煌煌熠熠，如鱼登龙门，身价十倍。我惊叹老子并非惊叹他思想深邃，而是惊叹他超人的表达能力，惊叹汉语书面语不可思议的弹性与张力。读老子文惊动耳目，震慑魂魄，不能不产生一系列联想——这便是《道德经》的价值所在。哲学家异趣沓来时必须寻求“异样”的语言来装载“异趣”，正如我们用常规语言无法表达无以复加的美时，必须借助于音乐。汉字特有思维方式导致的以法国传教士白晋、李明为代表的“索引派”坚持认为汉语是上帝给予人类的“原初语言”，是人类造巴比塔之前通用的语言（为此他们倍受“欧洲中心主义者”的非议，李明因此还受到教廷的严厉惩罚）。高耸入云的巴比塔震怒了上帝，上帝才把人类原本统一的语言分为七十一支（一说七十二支），让不同地域的人各说各话，达到削弱人的智慧与能力的目的。他们甚至举例说汉字“船”就是“八人乘坐之舟”，暗指诺亚方舟，还说汉字的基本笔画是十字架，复杂的汉字是由十字架演化而来。汉语很可能就是人类的“原初语言”。因为汉语书面语在稳定性方面首屈一指。不可想象上帝给予人类的原初语言是不稳定的，如是上帝权威焉在？查遍世界所有的语种文种，保持数千年无大变的书面语，惟有汉文。虽然汉语书面语已于二十世纪初叶被解构，但那纯属人为，中国书面语（文言文）是在四千年高龄时被解构，足以成为一个纪录。无论汉语是否为“原初语言”，世界绝大多数学者并不否认汉字是被“一揽子”制造出来的（代表人物为仓颉），而不是一点点缓慢出现的。若不是“上帝”授权给仓颉，仓颉哪里来的如此巨大的智慧？人类文明具有显著的累积与渐进特征。凡是“一揽子”出现的东西，十有八九是“原初物”，而非人类的发明创造。比如埃及众多的金字塔就是在一个并不很久的期间相继建成的，可以断定金字塔是人类的“原初建筑”。汉字的一揽子出现比金字塔更加不可思议。就是以二十一世纪人类之智慧，也不可能一揽子制造出成千上万有机联系却不重复的体用俱佳的图像符号。在西文中，文字是表现自然客体的，西文强调文字忠诚于客体。在汉文中，文字几乎可以与自然客体平起平坐，二者成为绝妙的对偶。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文字还起到升华自然客体美的功用。自然客体的目的性被中国特有的文字夸张到近于极限。无论在审美方面还是在写实方面，文字都不亚于自然客体本身。剑门关再险，险不过李白的描述（“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蜀道难》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对自然客体的“描述”，这些优美的文。字有其独立的审美价值。中国人并不在乎对自然客体的“忠诚”，经常出现夸张的情形。“夸张”是中国文人共有的性格特征。都说“天人合一”是由儒家理念形成的，其实在更大的意义上是由汉字特有的思维方式导致的。中国人的“天人合一”既不是单纯的哲学范畴，更不是神学的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它属于语言学（或语言哲学）范畴。对于中国文人来说，看一座美丽的山与写一座美丽的山完全是两回事情。推而广之，中国人“写作”与“思考”也是两回事情。写作可以比思考更深刻，因为写作时除了利用思考所用的思维之外，还利用了汉字写作的独特思维。只要用汉字写作就无法完全摆脱这样一个窠臼：关注修饰甚于关注对能指的描述。叔本华说，形容词是名词的敌人。此说颇值得商榷。叔本华所说是指谓西文，对于汉文来说，毋宁说形容词是名词的朋友，二者形影不离。真的把形容词视为名词的敌人，汉文的魅力顿时也就烟消云散。哲学家异趣沓来时需要寻求 “异样”的语言来装载“异趣” 有人以为，中国不出产哲学家，主要是由汉字决定的。使用汉语很容易偏离思辨之轨而走上艺术之路。粗看，汉语是世界上独一无二数千年不变的语种。《易经》是讲变的，汉语却相当保守，绳绳相继，世代相袭。“汉语阻碍哲学繁荣”论者认为，中国的“道德文章”使用书面语，绝不让口语染指，仅此就已经限制住了意思表达的深度与广度。道德文章讲究遣词造句布局谋篇，而哲学是着力于 “意思”。哲学意思表达应物应时应机而发，无暇措意修辞润色。中国的道德文章也有心无所滞一气呵成的，但大多是字斟句酌，而后成文。文字表达几乎是中国人惟一的“万世一系”的传统。虽然哲学不显，道德文章大厦却高耸入云。过于苛求汉语是一种不健康的情绪。汉语是世界上最符合美学要求的语言。解构汉语书面语的理论依据，以严复的一段话最具代表性，严复说：知东西之立国之相异，而国民资格，亦由是而大不同也。盖西国之王者，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且其社会，固宗法之社会……夫彼专为君，故所重在兵刑。（《严复集》第四册）中国帝王“兼以作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帝王有“兼以作师”的资格，他们舞文弄墨，而且舞弄得不错。西方的帝王就很难炫耀文墨。所以西方的君主很少兼文字大师的。二十世纪以还，汉语书面语的解体并未造成中国哲学的真繁荣，制造出的不过是以“新诗”为代表的“文学”假繁荣。就在汉语书面语解体前半个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顶天立地，以其怪巧瑰琦之笔法，制作出一桌旨酒嘉肴（其社会观、文化观、教育观、政治观等另论），实在是对汉语书面语解体的辛辣讽刺。如若当初不是“解构”汉语书面语，而是改造之，让其既保持东方神秘色彩，又不拘“之乎”不泥“者也”，那么即使用汉语思辨，也可能做到驾驭汉字如呼延灼使鞭，无往而不胜。中国人在汉语书面语去留问题前徘徊；绍继乎？解构乎？最终选择了后者。结果是美文既无，新宠未至，赔了夫人又折兵。知过而悔，不失明智。然而重建汉语书面语又谈何容易。况且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中国人放弃在文字上与西方立异，要想暂露头角，何其难也。语言是外貌与思想的混合物，然而语言之貌与语言之实并不像“人”那样判然两物。貌丑的人可以装载美妙思想，“貌丑”的语言绝无装载上品思想之可能。用枯燥语言表达深刻的命题，命题立刻会随之枯燥乏味起来。而用优美语言表达平平的命题却可以煌煌熠熠，如鱼登龙门，身价十倍。我惊叹老子并非惊叹他思想深邃，而是惊叹他超人的表达能力，惊叹汉语书面语不可思议的弹性与张力。读老子文惊动耳目，震慑魂魄，不能不产生一系列联想——这便是《道德经》的价值所在。哲学家异趣沓来时必须寻求“异样”的语言来装载“异趣”，正如我们用常规语言无法表达无以复加的美时，必须借助于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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