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哲学不可能通俗易懂？因为语言！

传统哲学在讨论概念及其语言时，有一种默认。这种默认符合常识，直到现在也难以反驳——就是说，词语的意思，来自某种任意的约定，词语的意思一旦约定，就驻扎在我们脑子里不再动弹，这就像绝对不能把一条狗说成一只猫，这保证了人与人之间可以用语言交流。语言含义的这种预先性，也是语言的社会性，不存在纯粹私人语言这种东西。换成德里达的说法，传统哲学是“逻各斯中心论”。逻各斯的意思，是话语与理性。那么，这是理性语言的优先性，这就是传统西方哲学的全部在场。

我们知道，西方语言是拼音文字，文字附属于发音，可以听写，手指头服从耳朵，读书写作都服从这个抽象的耳朵。为什么耳朵是抽象的呢？因为耳朵直接连接大脑和心灵，它们对应某些抽象的观念，它们是看不见的，因为不是视觉。一个天生的盲人用抽象的耳朵取代视觉和触觉。

于是我们说，在西方传统哲学中，具体的视觉、触觉、嗅觉这些与身体感官有关的因素，是没有地位的，它们只可以作为哲学思考的例子，但绝不能成为哲学思考本身。

以上的情景，我们汉语背景的人，完全可以领会。但是，为什么我怀疑“汉语哲学”这个提法呢？因为上述情景首先并不是我们这些用汉语研究哲学的人首先提出来的，反倒是以拼音文字作为母语的西方哲学家首先提出来的，他们几乎完全不懂汉语，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从拼音文字内部，提出与人的感官举止有关的语言哲学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不适合用狭隘的“汉语哲学”加以命名，因为完全可以从拼音文字的角度接近这些问题。这个情形的科学道理，比如汉字“眼泪”的“泪”字，有眼睛，还有水，这是生动的感官影像，眼睛从通红变得慢慢地流眼泪，这个镜头转变，几乎就是电影创作的基本手法，影像剪接或者说“蒙太奇”，但电影的发明却来自科学，来自摄影术基础之上的“活动的相片”，并不是直接从汉字中获取了灵感。

使我们感到鼓舞的，在于以上有某种不期而遇，像海德格尔和法国某些非常活跃的当代哲学家，确实对汉语有兴趣，而我们已经身处汉语表达的传统之中了。但是，正如以上汉字与电影发明之间的关系一样，这并不自动意味着精通汉字就具有发明电影的能力。换句话说。虽然我们身处自己的语言传统，但真正能对于自己的语言传统说出极具创意的思想的人，未必一定是身居这个传统的人。这就像现在做中国哲学的学者，不可能不理睬西方哲学的语言。缺了西方哲学语言这个参照系，中国哲学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的进展。与某些学者的想法恰恰相反，要发扬自己的语言，首先就得批评自己的语言，从别一种语言中获取思想的丰富营养。我一直深信这样一种说法：有才华的思考与写作，就好像在使用一种外国语言。这就好像在说，思想的进展，必须在“换句话说”的过程中，才可能实现。

当语言本身被“换句话说”时，可以改变通常所理解的“换句话说”的意谓，它可以转变语言表达式，破坏词语的约定，进入某种非语言情景，使词语具有了形态、使意向变成意象，不是指向的向，而是好像的像，或者大象的象。好像进入与身体感官有关的行为轨迹的过程，从而语言不再仅仅凭借听觉听出某个观念性的意思，而是有图形的，直接通过眼睛看出来某种意谓。去掉概念这个中间环节，或者说词语概念的含义是在当场直接发生的，而不是事先约定好了的，这就使得语言具有了活生生的物质性。词语不但有形状，还有口气和声调。这就是活的语言，词语显得有活生生的眉眼，而不是词语的冰冷雕塑。

总结以上的分歧，在传统哲学看来，语言要以思想作为前提，那么说话就得首先通过认识意向，去达到某一个认识对象。但是，当我们果真去思想的时候，思想与语言的关系却是颠倒过来的。也就是说，语言是思想的前提。学习哲学，就是学会用概念给事物命名，缺少这些已经约定好意思的概念名字，哲学就不会思想了——传统哲学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或者有意忘记了概念其实是词语。

那么，问题就尖锐地提出来了，当传统哲学讨论理性的时候，是从思想的结论出发的，也就是从概念出发，而不是从思想的经验出发，即不是从词语出发考虑问题的。

当代哲学，是经验战胜理性的时代，无论是分析哲学，还是欧洲大陆哲学，都是如此。这里的“经验”不再是近代“经验论”意义上的经验，而是指我以上提到的具有感性身体的词语。那么，总体上看，当代哲学批评近代以来笛卡尔式的“我思”或者反思的哲学，不再说“我知道我知道”，而是回到反思之前的思维，回到思维的起源，这又与古代东方的乃至古中国思想有所碰撞。

按照西方哲学传统，一个客体只有在被命名后，才能被认识，名称是客体的本质。这里的重点，是认识的对错或者真假的问题，但是，对于原始思维而言，词语的重点不在于认识词语之外的客体，而在于词语对于外部世界所具有的魔力，对于陌生的事物所具有的降服作用。这里的魔力或者降服，也可以叫做感应、感染力。

按照西方哲学传统，使用语言相当于认识到自己处于一种普遍性的思维状态，词语的含义不仅是已经约定好了的，而且言语传达一种已经形成的思想。但是，这样的哲学，要有毅力经过刻苦的学习，才可以掌握，但它始终在人的外面，和具体人的生命状态，没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它并不来自人的亲身体验。如果说它也给我们带来一种交流的话，那么这是一种伪装的交流，或者是虚假的交流，因为它只是停留在事物的表层。

比如，新年到了，大家相互发个表情包，然后写“元旦快乐”。如此交流，彼此的快乐有限，或者干脆就没什么快乐。但如果你把好友的相片拿出来，认认真真画一张素描，然后给对方发过去。无论你画画的水平如何，只要你是认真画的，对方就会有所感动。感动之前，先有所感触，而感触之前，是真的面对面感触过，有活生生的音容笑貌的记忆。这样的素描交流，即使是通过发微信，也比冰冷的“元旦快乐”要深入得多，因为你真正动心了。这个味道，我们中国人叫它“人情味”，但我更愿意从哲学角度分析它，它不是康德那样的理性哲学所能容纳的。

那么，当代哲学或者说当代欧陆哲学的现象学，不再像传统哲学那样，仅仅把词语升华为光秃秃的哲学概念，一点凹凸的痕迹都没有，而是说，不仅要将概念还原为词语或语言表达式，还要把词语看成词语的现象、词语的形态，用描述取代逻辑论证，这就使得语言具有了有机的生命体，它符合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语言的真实。比如，在真实生活中，我们相互说话时，不会把话事先写在一张纸上，然后照着念，如果真发生这样的情形，我们就会说，这人有神经病。这情形拍成电影，就有幽默效果。比如电影《回到未来》中，主人公的爸爸向她妈妈求婚，因为胆子太小，就先写在纸上，然后照着念。从哲学上说，这等于发生了什么新鲜事都没有发生的新鲜事。

一个真正的演说家，既不念稿子，也不背稿子，而是真正的即兴发挥。这就符合生活的真实，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真实生活中，我们一向是以如此方式与别人说话的。但演说家的困难在于，听众基本上是不说话的，演说家本人要不停顿地说很长时间，既是即兴的，还得有话要说，不可以结巴。

更大的考验在于，一个成功的演说或者讲课老师，不能总说现成话。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商务印书馆，2021年出版，杨大春、张尧均、关群德 译，第251-252页）中，有这样的发现：演说（思想的演说）家在说话期间，其实并不思考（我觉得是因为根本来不及思考），他的言语就是他的思想。那么，究竟是什么把演说家和听众迷住了？不是长相（否则，好莱坞影星岂不是最好的演说家了，当然不是），也不是字正腔圆（否则，《新闻联播》的播音员岂不是最好的演说家了，当然不是），而是即兴串联起来的词语本身所具有的魔力。萨特就具有这样的本事，以至于使在场的听众在他演讲的瞬间觉得他长的很好看，等萨特演讲完了，或者相当于萨特卸了妆之后，盯住眼一看，不好看。那么萨特的演说词纠正了他的相貌，这就是词语所具有的魔力。

不仅萨特，所有人的沉浸状态，都是迷人的。在这样的时刻，思想行为与语言行为，与身体行为，融为一体。演说的兴头上，肯定会连带着肢体动作。延伸开来，夸张一点，就是摇头晃脑甚至手舞足蹈，五官四肢成为语言的延伸了，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引用“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种感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汉字的造字方法。语言文字与感官身体有关，抽象的汉字也残留着视觉的痕迹，而汉字的发音一定把形状也连带上，构成大部分汉字即“形声字”。总之，在“汉字哲学”中，身心的各种元素都混杂一起，造字分类的原则并不统一，好像是取决于方便与否，而不是在逻辑上是否能一以贯通。

我们还可以反过来说，即语言是人的五官四肢的延伸。光是手舞足蹈，光有视觉，是不行的，因为文明程度不够。有些原始部落的人，只有口语，没有文字，文明程度就低，因为形不成抽象普遍的观念，社会生活缺乏统一的规范，缺少凝聚力。这里涉及两方面、两个方向的问题：

首先，西方语言或者拼音文字，是最典型的抽象文字，它最有可能形成数学符号，黑格尔说西方语言最“哲学”的语言，而来自东方的象形文字只是思想的黎明。莱布尼茨说汉字好像是一个聋哑人发明的。意思是说，汉字的发音，和文字本身，不发生直接关系。汉字的形状本身就显露意义。对于西方文字的批评，一个见于卢梭的《爱弥儿》，认为文字制度也属于一种异化现象，进步的同时也是退步甚至“堕落”。一个来自德里达的《论文字学》，认为拼音文字属于“语音中心论”传统。

其次，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最新倾向，我认为转向某种图像化的、场景化的思想与文字。我这里不想展开，我只想提几部已经成为经典的当代哲学著作，除了德里达的《论文字学》、还有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利奥塔尔的《话语-形状》、德勒兹的《差异与重复》——这几本书，都在批评西方哲学传统，具体到语言哲学的问题，都想破除词语的能指与所指的二分法，都认为词语的形状-厚度-不透明性-物质性-肉身性，是不可或缺的，都批评拼音文字抹平了象形文字的形象痕迹，从而西方形而上学陷入了一种“白色的神话”，也就是说，西方哲学传统抹去了真实的事件、生命的细节。

以上，也许对于我们讨论“汉语哲学”，具有某种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