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中医条例，规定了考核办法及立案手续。北京第一次考核时，施今墨、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被举为主考官，随后就有了“北京四大名医”之说。
施今墨（公元1881——1969），字奖生，原名毓黔，祖籍萧山，生于贵阳。他13岁时从其舅父——河南安阳名中医李可亭先生学医。又因政治不定，受民主革命思潮影响，先后在山西大学堂、山西法政学堂、北京京师法政学堂就读，接受革命理论。后来追随黄兴先生，并参加了辛亥革命。1917年任湖南省教育厅长，后来渐感时世虽异，许多官员仍不改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封建官僚作风，便对革命大为失望，慨叹不已。既然“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他便从此弃政从医，并更名“今墨”。一来学墨子兼爱之道；二来医术上勇于创新，要做当代“绳墨”。
1927年后，西医之势渐旺，中医受压。1928年国民党政府扬言要取消中医。1929年，余云岫首先发难，提出取消中医议案，国民党政府拟正式决议。中医的生存，岌岌可危。消息传出，举国大哗。为挽救中医，施今墨奔走南北，连结同业，成立中医公会，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数次赴南京请愿，以求力挽狂澜。当时国民党少壮派为取消中医最力者，经他们推波助澜，大有非取消中医不可之势。适巧汪精卫的岳母患痢，遍请西医，每药愈重，行将无望，有人建议请施今墨诊治。汪精卫无奈，同意试试。施今墨抚脉，每言必中，汪精卫的岳母，心服口服，频频点头称是。处方时施今墨说：“安心服药，一诊可愈，不必复诊。”病危至此，一诊可愈？众人皆疑。然服数剂后，果如施今墨之言。汪精卫这才相信中医之神验，题字送匾，不再提取消中医之辞。后来在全国舆论压力下，国民党政府收回成命，批准成立中央国医馆，任命施今墨为副馆长，中医终于以妙手回春的实际疗效，赢得了生存的权利。
施今墨认识到：振兴中医在于人。要有高质量的中医人才，必须办学，使自己的学术思想为更多的人所掌握，中医事业就会有长足的发展。1931年，施今墨筹办了“华北国医学院”。他对学生讲：我以为中医的改进方法，可借用西医的生理、病理以互相佐证，实无别途。所以在课程设置上，以中医理论为主，教《内经》、《伤寒》、《金匮》、《难经》、《温病条辨》等；以西医基础理论为辅，设置了生理、病理、解剖、药理等课程。施今墨听说上海名医丁甘仁医学造诣很深，曾乔装病人，多次前往求医，观察丁甘仁诊病过程，得到很多启发，认为丁甘仁的理、法、方、药运用规范，临床医案有参考价值，就安排丁甘仁的医案为教材并亲自讲授。在带学生学习时，施今墨吸收了西医的检查和化验手段，并经常和西医专家姜泗长等共磋医疗方法，所以施今墨的学生思路都比较宽。施今墨对学生说：“全面精察，苦心探索，灵活运用，谨密掌握，选方准病，选药准方，不可执一方以论病，不可执一药以论方，不可循一家之好而有失，不可肆一派之专而致误。其有厌学图便者，只趸用少数之成方、单方以统治万病，非吾之徒也。”学生对验方、时方无门户之见，能灵活运用，在临床上都有较好的疗效。华北国医学院学生的毕业论文也具有较高水平，获得中医界赞许。在施今墨办学的十几年中，共办16期，毕业学生六百余人，都是中医界的骨干。
1949年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医研究院、北、协和医院等单位顾问。
施今墨一生忙于诊务，无暇著述。所传《施今墨医疗经验集》、《施今墨医案》、《施今墨对药临床经验集》等，均系其门人根据所存医案等整理编撰而成。
施今墨在学术上提倡革命新中医，改进中医诊治方法，借用西医生理病理，互相参证。
施今墨认为，西医学并非一无是处，而许多西医的仪器设备还有助于诊断明确，所以并不排斥西医。但他认为，西医在治疗方法上不如中医多样有效，故始终坚持中医的辨证论治。他疗效卓著，名声大噪。他说：“治疑难大症，必须集中优势兵力，一鼓作气，始能奏效，因循应付，非医德也。”
施今墨遣方用药自成一格，其处方配伍精当，药品繁多，前后搭配无不相合，博得了“雍容华贵”的美誉。他擅用大方，药品的搭配极有法度，与一般医生之随意堆砌药物，断不可同日而语。中医遣方用药，每药的使用，都必须与其他药物相互为用，七情和合。因此，药味越多，就越容易出现不和、不当的搭配，影响全方的整体性和治疗效果。然而施老用药，常见二、三十味之多，但即使药味再多，也配合得体，法度严谨，毫无繁琐冗赘之感，反倒彰显其华贵大方，非常人能及之气度，其处方之华美常令中医药界的行家矢口赞叹。他还十分善于将《伤寒》、《金匮》的方剂参合应用，可以说对于经方的使用已然达到了收放自如的境界，这也是他学识渊博、辨证翔实的见证。
施今墨十分擅用“对药”，所谓对药，就是在二、三味药组合使用时，有些药物搭配起来使用，可以发挥出意想不到的功效。他创制了许多对药的使用方法，对于中药的药性药理极有研究。大量对药的使用，更加突显了其方的华贵之气，是医学殿堂中难得一见的艺术珍品。他不仅善用大方，其使用单方、小方也得心应手，效如桴鼓。他在治学方面极为严谨，认为：“不可执一药以论方，不可执一方以论病，不可循一家之好而有失，不可肆一派之专以致误。”另外，施今墨在处方上的风格，后人十分难以模仿，“其有厌学而图其便者，略习其大方以求相似，鲜有成功者。”因其方大而不乱，繁而不杂，因此，没有足够的理论储备和深厚的医学功底，徒然模仿他的处方风格，必不得其要领，漏洞百出，不仅令人耻笑，疗效上亦无建树，绝难成功。
在学术上，他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气血为人身的物质基础，实属重要，因此，提出了“以阴阳为总纲，表、里、虚、实、寒、热、气、血为八纲”的理论，这是对八纲辨证法的又一发展。在治疗外感温热病上，他提出凡内有蕴热，便易招致外邪，表证不可只知发汗，还应注意“清里热”，在“解”与“清”二字上仔细推敲，创立了“七解三清”、“五解五清”、“三解七清”等法，使用得当，便效果极佳。
施今墨医术高超，对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等方面的病症和糖尿病、肠胃病、妇科等均有独到研究。其处方、丸药，脍炙人口，流传海外，如施今墨气管炎丸、高血压速降丸、强心脏丸、抗老防衰丸、延年益寿丸等多种。
施今墨一生，在医学上勇于创新，提倡中西医结合。对于中药，力图改进剂型，曾创办“中药制药厂”，历经艰苦过程。他的革新愿望，至老不衰。他还曾先后到明德堂、万全堂、千芝堂等药店坐堂应诊，开创医生坐堂应诊的范例。他的医案，常附两说，中西并举，融会贯通。临终时，他还嘱咐将遗体解剖，贡献于医学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