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彦文的情感世界1968年10月号的台北《传记文学》杂志刊载了萧公权先生一篇文章，文中写道：“雨僧（指吴宓）早年由‘父母之命’跟他的表妹陈女士（心一）结婚。她是贤妻良母型的旧式妇女，而且知书识字，无愧大家闺秀（萧公权的婚恋观可参阅笔者此前的专栏文章《真名士，不风流》）。但雨僧倾心于一位留学于美国的‘海伦’女士（指毛彦文），断然与发妻决裂，独居清华园‘工字厅’后进的教员宿舍。他不满意于陈女士的理由是‘彼此的不相了解，便不能有纯真的爱情。继续同居，等于继续侮慢对方的人格’。我曾婉言劝解，他始终坚持他的‘立场’。” 当时旅居台湾的女学者毛彦文读到此文，有感而发气难平，写下这样一段自我剖白的话：“关于吴宓先生追求我的事，不知内情的人都责我寡情，而且不了解为何吴君对我如此热情而我无动于衷，半个世纪以来，备受责骂与误解。”“寡情”确实是世人读到现代情感史上这一页时共通的感受。吴宓虽个性孤介，狂狷不羁，但确系痴情不悔之才子，且以一人之力主编《学衡》杂志近十年，与新文化运动诸领袖公开对垒，也算是特立独行内心有所持守之人，这一点在近年出版的《吴宓日记》及《吴宓日记续编》中都有反映。为什么吴宓对毛彦文的追求，最后成为一个感情悲剧，同样终身未婚而矢志不渝地痴情于林徽因的金岳霖的情感故事，却在后世不断流转被演绎成学林佳话？ 近日大陆出版的毛彦文的回忆录《往事》或许可以让我们寻找到一点点隐伏在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蛛丝马迹。毛彦文九岁时，就由父亲做主许配给他在衢州府的好友方耀堂的长子方国栋为妻。后经其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的表兄朱君毅的开导，追求恋爱与婚姻之自由，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在方家迎娶之日乔装逃婚成功。可以说朱君毅是少女时代的毛彦文情感世界的一切。 1963年11月，毛彦文在听闻朱君毅当年病逝于上海的消息后，“震惊得说不出话来，突然被一种莫名的哀思所袭击，如不强自压抑，眼泪会夺眶而出！”表兄是那个将生活在江山这个小城，并且被传统的婚姻制度压迫的毛彦文引入到现代文明世界之人，并且是她内心倾慕的初恋对象。她在一月内“心乱如麻，旧情复炽”，写下《悼君毅》这篇感人至深的文章。可就是这样一位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表哥，却以极不堪的理由解除了与毛彦文的婚约，可谓新式知识分子在恋爱自由名义下的斯文扫地。毛彦文本来是在朱君毅的一手策划下割舍了旧式婚姻，而将全部的希望投注于表兄许诺将会带来的新人生，最终却是痴心女碰上薄情郎，多情反被无情误。 毛彦文在《悼君毅》一文面对早已烟消魂散的表哥的亡灵如泣如诉道：“你给我的教训太惨痛了，从此我失去对男人的信心，更否决了爱情的存在，和你分手后近十年间，虽不乏有人追求，我竟一概拒绝。理由是：以你我从小相爱，又在同一个环境中长大，你尚见异思迁，中途变心，偶然认识的人，何能可靠。如与年相若者结合，他不会和你一样嫌我年事大了吗？你长我四岁，尚振振有词，要娶十七八岁的少女为配偶。其实我自情窦初开，以迄于彼此决裂时，二十余年来，全部精神与爱都为你一人所占有，换言之，我二十余年来只认识一个男人，我的青春是在你占有期间消逝的！有了这个残酷经验，我对于婚事具有极大戒心，以致久延不决。”创深痛剧之后，由用情至深转至对人世间的男女之情存绝大之疑虑与戒备，这也是人之常情，不容置喙。而吴宓恰恰就在此时“疯狂”地写诗填词追求毛彦文，更何况吴宓与朱君毅系清华好友，后又一同在美国留学，也系新式留学生，又怎能托付伤痕累累的余生？！ 或许正因为经历了少年时代的逃婚、青年时代的婚变，毛彦文开始用更冷峻而理性的眼光来看待人情世故，这种世故既是个体人生经验的累积，又是一种创伤性的记忆之后的自我防护。她对于吴宓与陈心一的婚姻破裂有着洞若观火的认知：“吴脑中似乎有一幻想的女子，这个女子要像他一样中英文俱佳；又要有很深的文学造诣；能与他唱和诗词，还要善于辞令；能在他的朋友、同事间周旋；能在他们当中谈古说今。这些都不是陈女士所专长，所以他们的婚姻终于破裂。这是双方的不幸，可是吴应负全责。” 而对于自己与吴宓结合的可能前景，毛彦文则有着极悲观的预测：“海伦（毛彦文的自称）平凡而有个性，对于中文文学一无根基，且尝过失恋苦果，对于男人失去信心，纵令吴与海伦勉强结合，也许不会幸福，说不定会再闹仳离。海伦绝不能和陈女士那样对吴百般顺从。”在毛彦文的印象中，吴宓自然并非一无可取，她认为“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而兼有几分浪漫气息，他离婚后对于前妻仍倍加关切，不仅负担她及他们儿女的生活费及教育费，传闻有时还去探望陈女士。他绝不是一个薄情者”。 毛彦文自认为绝非“寡情者”，又在此处说吴宓绝非“薄情者”，这恰恰说明在情感世界的坎坷纠结之中，其实并无黑白分明的是非对错，情到深处人孤独，也许说的恰恰就是像吴宓这样的苦恋。吴宓在自编年谱中对早年在清华最亲密的朋友朱君毅略有微词，在1923年条目下他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1922年秋冬之际，自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归国任教于东南大学教育系的朱君毅开始兼任该校教务长。他曾经对吴宓说：“吾此职虽微，然在办公室中，每日必有数十乃至百人来见，并有所请求。其事均由吾决定准行与否。吾所决定者，即是彼等得、失、苦、乐之所由判分。则吾之权力为不小矣！”吴宓据此认定朱君毅有“浅薄之虚荣心”。这或许亦可解释朱君毅解除与毛彦文婚约时给出的理由。 根据吴宓的记述，朱君毅说毛彦文并无任何缺点或过失，退婚的理由之一是“毅今所喜爱、所求娶之女子，只要她身体肥壮，尤其臀部大而圆。其外之事，如家世、财产、教育、才能，以及品貌，均所不计。而对一般有学识，有文化，在大学毕业或肄业之女生，尤绝对不取。”归国海龟的择偶观，似乎经历了世道轮回之后，又重新回复到传统世家子弟纳妾的标准上去了。这样的格局与胸襟，岂非近代中国留学生的异端？同样对认同传统，萧公权认同的是婚姻的责任，而朱君毅采取的是传统中国男性的畸恋心灵。所幸的是，毛彦文1935年在上海与年长其33岁的追求者、民国名流熊希龄（曾做过国民党国务总理等）结婚，夫妻生活恩爱（熊于1937年病逝于香港），留下诸多诗词为见证，这段昙花一现般的幸福时光也算是对感情上一败涂地的毛彦文的微小弥补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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