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关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危机应对、包容性增长的实现等问题上。笔者认为，除此之外，还应考量经济发展方式由被动转变到主动转变的转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提出过许多有益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思想，进行了艰苦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践，但绝大多数思想是在被动状态下提出的，绝大多数实践是在被动情况下进行的。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开始扭转发展方式转变的被动局面，开始探索主动转变发展方式之路。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们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
在改革开放年代，面对高增长仍依赖于高资本投入的状况，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并进行了相关实践。进入到科学发展年代，2003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2007年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2009-2010年包容性增长理念的系统论述，标志着我国启动了发展方式由被动转变向主动转变的转型之路。如何实现主动转变发展方式呢？可按照“理念+激励+路径+措施”的四位一体模式，实现由被动转变向主动转变的转型。
第一，树立主动转变发展方式的理念。一要形成主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自觉。不能将自身（尤其是基层部门）仅仅定义为发展方式转变的执行者，不从理论高度认识转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必然缺少转变实践上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不树立主动转变的理念，就会不自觉的被关系自身的行业利益、地区利益、短期利益遮蔽双眼，就会导致转变发展方式过程中中央与地方的目标函数不一致，甚至会导致以转变之名行逆转变之实的情况出现。二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首先，明确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为了人而非物质。任何经济与社会发展不能损害人的身心健康，不能以人的各种权利受损作为发展的代价。其次，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在健康、自由、民主、政治、发展等方面的机会和权利应充分保证。最后，要实现人、自然、社会三者和谐发展。转变后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应以社会、自然为代价而获得人的发展，应树立人、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理念。
第二，建立主动转变发展方式的激励机制。改革政绩考核体系，使政府形成正确的激励。从本质看，主动的发展方式转变观来源于导向正确的政绩观，所以应改革政绩考核体系：一是实现由“+考核”到“－考核”的转变，由数量考核到质量考核的转变。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识淡薄、实际行动缺乏、没有转变实效的地区和部门，在政绩考核中加大扣分力度，对主要领导采取不予晋升、降级等处分。二是在涉及环境保护、资源利用、产业转型等关系发展方式转变成效的重要方面，适当引入一票否决制。三是理顺中央和地方关系，将中央和地方的转变发展方式目标函数统一起来。改革企业激励机制，使企业形成正确的激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否落到实处，关键取决于处在市场经济一线的广大企业。对主动降低单位产值能耗、污染物排放、碳排放；提升自身产业层次，发展现代农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文化产业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进行正面激励。而对于环评不达标、能耗过高、技术落后、固守落后产业的企业，则可从税率提高、项目批复、土地使用等多方面施以负面激励，最终由市场力量将其淘汰。
第三，形成主动转变发展方式的路径。一要破解“级差式”激励路径，实现“协同式”激励。该路径通过扩大收入差距来激励人们的致富欲望，从而刺激经济发展。但弊端逐渐显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不断累积，部分民众对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意义提出质疑。下一步应转变为协同式激励路径。二要破解“血拼式”增长路径，实现“节约式”增长。血拼式增长就是拼资源，在发达国家更多关注资源环境的保护和人的生活质量提高的年代，这种增长路径为我国赢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世界的重新尊重。但弊端逐渐显现：资源能源耗费过大、环境污染破坏严重、生活质量提高受限。下一步应转变为节约式增长路径。三要破解“城市偏向型”发展路径，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该路径集中了有限的资本和要素，通过支持城市率先发展而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但弊端逐渐显现：城乡差距拉大、城乡对立严重、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失调。下一步应按照城市经济社会一体化→农村经济社会一体化→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思路，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
第四，从时空两个维度采取主动转变发展方式的措施。从时间维度看，建立主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长期动态监测指标体系。从内容上看，这一体系应包含经济发展数量、结构、质量；公共设施、产品、服务供给数量与质量；人的生活质量、发展前景、政治权力；环境优化、生态保护、污染治理等多方面指标。从功能上看，这一体系应具备主动转变发展方式进展程度的判断、主动转变发展方式成果的评价、主动转变发展方式中出现问题的监测与预警等功能。从空间维度看，关照东部和中西部之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差异性。我国东部已经处于发展与消费并存的阶段，而中西部尚处于建设与发展并存的阶段，应从发展质量的层次，处理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关系，经济结构调整的内容，拉动经济的政策，对政府的考核等五方面注意我国东部和中西部之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差异性，制定符合不同区域发展阶段的异质性政策。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