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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之死 1927年6月2日上午，一位学者模样的老者，身着中式服装，雇好洋车，从清华大学出发，一直到达颐和园。这个老者就是王国维。他购好门票入园，步行到排云殿西的鱼藻轩前，从怀里掏出烟盒，取纸烟一支，吸之至尽，然后向湖内纵身跳下。管理人员听见有人落水，连忙跑去，把他救了起来，却又不懂急救之法，于是，两分钟以后，老者气绝身死。入殓时，人们在老者的里衣中，发现他写给第三个儿子贞明的遗书一张，纸已湿透，但字迹完好。遗书非常简短，只有122字。全文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陈寅恪）吴（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父字。”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又字伯隅，号礼堂，晚年改号永观、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最富创见性的学术奇才，享有国际盛誉的大学者。鲁迅先生认为“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陈寅恪先生认为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这样一位令人仰慕的大师为什么自杀？他应该给自己一个自杀的理由，否则他怎么可以跳进昆明湖？ 时有殉清说，1923年，受废帝溥仪征召出任南书房行走（五品），自杀前还托罗振玉将《论政事疏》转交给溥仪，表明心迹。这说明王国维是个保守派，为大清的溃散而死。 这种说法极欠妥当，溥仪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说王国维死前的《论政事疏》“是罗振玉的文章”，这种伪造只是出于罗振玉的个人目的，而与静安无关。我觉得，王国维仅仅是留了一条辫子、做过清室的官而已，王国维更多的可能是恐惧，深恐自己也遭受屈辱，故而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之绝笔。但遗书中只交待家事及书籍之安排，丝毫没涉及清帝及东躲西避的朝廷，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篇遗书看作是一种内心的恐惧，而明确的价值指向，或未可知。 那么到底是什么迫使王国维自杀呢？应该是文化的冲突导致观堂先生对固有文化信念的怀疑从而使其选择了死亡。作为国学大师，观堂先生却在1903年至1908年之间写了一系列文章介绍叔本华、尼采一类的西方哲学家。在这些意志论哲学家的影响下，王国维先生清楚地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微。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他极为困惑，甚至失去了依据。如果一位国学大师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文化信念，他还会活下去吗？ 陈寅恪先生认为：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艰；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凝集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运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辩，故亦不之及云。”（《王观堂先生挽词》） 梁启超在王国维墓前的演讲中称王国维的自杀“完全代表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生’的精神”。我们后人也不应该把王国维的自杀看成是一种怯懦的行为，但是勇敢与怯懦说明不了什么生命的意义。王国维先生就是因文化信念的丧失而选择了死亡，它所产生的意义就是苟活无异于死，人是为精神的存在而活着的。 中国的文化环境是极为恶劣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所以才有很多诗人和思想家也选择了自杀作为对恶劣文化环境的反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文艺理论家余虹先生对诗人海子的自杀深感震惊，但也表现出深深的理解。我们从他的一篇文《神·语·诗：海子及其他》中可见一斑。他认为，海子的诗沿天命之路从审美的抒情坚决地走向对真理的揭示。 的确，海子是在用自己的生命与神对话，他的心很大，他想确立一种精神实体来替补上帝的缺失和神的消解。但是他的诗歌行动不可能为蒙昧的中国人带来什么精神的家园，除非你像传教士那样苦口婆心地为中国人解说什么是精神，什么是生命。即使那样，也不敢保证中国人会接受你的传教。因为文化信仰的缺失太久了，靠一次诗歌行动亦或传教士的解释都很难达到我们预想的那种结果。就这样，海子走向了死亡，用自杀的方式告诫诗人们：在中国，一次性诗歌行动是不可能成功的。长久的苦难已经使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诗歌了。 余虹先生对海子的解释是准确的，他认为海子的死是由于与神的对话的不可得，可见他的理性和审视问题的锐利。就是这样一个智慧和坚强的人，竟然也选择了用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王国维像屈原那样跳进水里，海子卧在铁轨上让火车把自己断成两截，而余虹先生却在北京的高楼上随风飘去，就像一片树叶，最终与泥土会合。 余虹生前有很多著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艺术与精神》，那是海南大学的一套人文丛书中的一本，那套丛书的主编是张志扬先生，而另外一位主编就是余虹教授。有很多人不理解余虹先生的行为，为他的死寻找了很多的原因。我觉得那些为自杀者寻找死因的作法是愚蠢的，不用那么神秘，很简单，在这个失去了人格和尊严的年代，生与死早就没有了界限，只是你是否情愿做行尸走肉的问题。余虹先生不愿意做行尸走肉，那就让他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好了。 中国知识分子注定要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不惜一切地创造一个精神体系，为中国人不安的灵魂找一个安放的处所。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放弃语言，放弃话语权，这如同死亡，因为他们实质上已经没有什么话语权了。第一种选择是非常神圣的，它几乎就是神做的事情，所以海子和余虹都在寻求与神的对话。悲惨的是，这个伟大的任务把中国知识分子抛到了神的位置，在失去话语权的情况下——也就是无语的叙述——中国知识分子必须以人的牺牲为代价来从事这项神圣的伟业，所以他们一定要去死。就像海子用诗来表达的：“歌唱然后死亡。”（《土地》） 在精神的缺失下我们进入了漫漫长夜，在黑暗中摸索着，就像幽灵在冥界的生存，光明成为我们的希望。如果我们去死，恰好是一种重生。 余虹先生死前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一个人的百年》，是为他的老师，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石璞女士的百年大寿而写的，其中有一段文字读来令人深思，抄录下来权当本文的结尾吧： “就在去参加石先生百岁华诞庆典前不久的5月16日，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去年的同一天新闻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而且大多为女性。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一个人的百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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