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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宁波人 上海滩主人 文 /周海 数岁稍长一点的上海人，无论自己是否有出息，往往对自己身为上海人有一种莫名的自豪感，这种自豪如果要概括成一句上海话，那么肯定就是那一句被上海人说得最多的口头禅———“阿拉上海人”。其实如果你翻开上海160年的开埠史，你会发现，真正的上海人很少，出名的就更少，而更多的是外地人，连这句凝聚了上海人所有骄傲的“阿拉上海人”，其实也是从宁波人那里借来的。这句话原本应该是“阿拉宁波人”。怀着不同的理想到上海去 旧上海文人徐国桢在《上海生活》里这样描写了外地人眼中的老上海：内陆人有了钱，未必就有车坐，未必就有各种新奇的游艺如电影京戏等给你看，未必就有各种中西大菜供你轮流大嚼，未必就有妆化得比活妖怪还要胜三分的狐媚儿给你恣意笑乐，必须要踏上这个豪华世界。 当然更多的是另一番景象。1882年，宁波人虞洽卿才15岁，和许多宁波人一样，他要到上海去当学徒，没想到第一天报到就正逢天下大雨，路上泥泞，虞洽卿怕把母亲给他做的新鞋弄脏了，就把鞋脱下来挟在肋下，赤脚进店报到。可不想店堂里地面潮滑，他一踏进门就跌了四脚朝天。老板看了正要发火，介绍人忙说：“赤脚财神进门罗！你看，这小老弟跌在地下的样子，像不像个大元宝？”经他这么一说，老板这才转怒为喜，虞洽卿才总算谋到一碗饭吃。后来虞洽卿在上海发迹，甚至上海的一条路都以他命名，相熟的人于是就叫他“赤脚财神”。在战乱不断的中国近代，上海有的是像徐国桢写的那样从外地来上海避难的财主，或者追逐上海繁华的阔少来纸醉金迷。但更多的人不正和虞洽卿一样，赤脚踏进上海，期盼着白手混出名堂？ 19世纪80年代到1949年上海解放的60多年中，上海的本籍人口与客籍人口的比例一直保持在1誜5，这其中5个上海人中就一个宁波人。从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第一家榨油厂、第一家火柴厂、第一家机器制造厂和第一家银行，在上海宁波人始终紧跟着时代的脚步快步向前。有人说宁波人的得势，是因为一直控制旧上海经济命脉的核心金融组织———上海总商会，从第一任总理是宁波人严信厚起，始终是由宁波人主导的。但为什么宁波人会率先在上海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开钱庄、办银行、做贸易、兴实业，那就绝对不仅仅是运气。或者用句老话说，好运永远只青睐那些早有准备的人。 拧成一股绳绑住财神爷 早期在上海市面的宁波商人多以沙船业起家，后来轮船兴起，宁波商人也抓住商机，干起了轮船生意。这生意可不好做。轮船本是洋人发明的，洋人财雄气粗，船又好，要和他们竟争是要有点实力才行。 宁波商人合资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就与英商太古公司和法华合资的东方公司抗衡。当时票价斗争十分激烈，宁绍轮一开航，就在船上挂牌“立永洋5角”，以示永不涨价。同时减免货运费，这样一来大家争着去乘宁绍轮，使太古轮乘客锐减，有时甚至放空。资本实力雄厚的太古公司于是把票价从1元降到3角，以图压垮宁绍轮，大批旅客又涌向太古轮。资本微薄的宁绍轮很快就入不敷出，难以维持。 紧急关头，上海宁波商帮的方樵岑、朱葆三、秦润卿等组织了航运史上罕有的“航业维持会”，集资10余万元。给宁绍公司每票补贴2角，使宁绍公司也能以每票3角的低廉价格与太古公司竞争。同时，虞洽卿还发动同乡会会员，让货物尽量交付宁绍公司承运，使宁绍公司和外轮竞争中胜出。 四明银行是宁波人在老上海集资办的一家著名的商业银行，在早期也是政府允许发行纸币的数家银行之一。这家银行发行的钞票曾多次在遭遇严重的挤兑风潮，由于财力不足，经常陷入破产边缘。有一次四明银行就快撑不住了，消息传出，几乎上海所有的宁波人商店都主动收兑四明银行的钞票，甚至有许多宁波籍的工人，也用现洋换进四明发行的钞票，这样一来，竟在几日内把四明银行从破产边缘拉了回来。 的确上海有的是以门槛精明发财的广东人(潮州门槛)、犹太人(犹太门槛)，但仅仅是门槛精是不够的，团结大约是整个上海的宁波人群体有着比其它群落的中国人更明显的优势。 叶澄衷拾了个皮包 叶澄衷是早期来上海经商的“宁波帮”中成功的巨商之一，人称“五金大王”、“火油董事”。而他的发迹，似乎是必然中的一种“偶然”。 那时上海开埠不久，洋商纷纷“抢滩”上海。但洋商的船并不能靠岸，只能停泊在黄浦江中，靠小舢板接送。叶澄衷就是摇小舢板的，兼做一些荤素菜，随船贩卖。日子一长，他学会了一些“洋泾浜”英语，又了解洋人的习惯，就当起“中介人”的角色。一些洋轮水手不仅向他采购食品，也委托他代购一些五金器材。后来，他干脆做“一揽子”交易，凡是船上需要的各种食物、油漆、五金用具等，他统统承包供应；船上用不着的新旧五金杂物，也由他在码头附近设摊出售，就这样，生意慢慢地红火起来。 有一天，一个英国洋行经理在小舢板上遗忘了一只皮包。叶澄衷打开一看，包里有数千美元和戒指、手表等贵重物品，还有支票。他为失主着急，就一直停船等失主。直到夕阳西下，失主才急步赶来。洋行经理打开皮包，见原物一件未少，非常感动，当即抽出一叠钞票，塞到叶澄衷手里。叶澄衷坚持谢绝，要开船离去。洋行经理想不到一个“苦力”竟如此诚实、大气，当他知道叶澄衷在做五金生意时，不仅帮助他开设了五金店，还为他提供了进口五金货源。 1862年，是叶澄衷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他在虹口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开设了顺记五金洋杂货店，这是“宁波帮”在上海滩开设的第一家五金商号。 上海都督一颗印不及葆三一封信 朱葆三是清末民初上海著名的宁波商人和颇具影响的人物。自幼丧父。母亲托人带葆三至上海协记五金店学徒。葆三勤勉好学，黎明即起，工作至夜，店员入睡后，自学珠算、簿记、商业尺牍等，又以工资作学费，向人习英语，深得店主器重。后开办上海新开河慎裕五金店起家，成为沪上巨富。1911年上海光复，沪军都督府成立，公推其任财政长。都督府软禁钱庄业领袖也无用。最后朱葆三出面，出具收据担保，各钱庄照付钱给新政府，可见当时其影响之大。朱葆三的生意做大，依靠洋人也是重要的原因，所以有了钱，朱葆三忙不迭地要讨好英法租界，他先是捐出舟山路地段上的一块空地皮给英国租界当局造监狱，这就是后来的全国闻名的提篮桥监狱。洋爸爸不止一个，要一碗水端平呀，于是他再捐出一条马路给法租界。租界公董局大为满意，为了表扬他的忠心，就把这条路命名为朱葆三路（即今天的溪口路）。 红帮裁缝做新衣 上海开埠，租界兴建，洋人、西货蜂拥而入，在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中，为数甚众的买办、洋行职员、富豪子弟就纷纷争先效尤洋人以着西装为时尚。据载，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中以蓝眼红发的欧美人居多，所以人们戏谑他们为“红毛人”，而那些专为红毛人做时装的裁缝就称作“红帮裁缝”。宁波人历来心灵手巧，到外地谋生者曾以剪刀、厨刀、刨刀名闻沪上。当时上海为外国人制作西装的以宁波奉化、鄞县人为多。 1903年，中国第一套国产西装就在上海诞生，是“红帮裁缝”宁波人王睿谟为知名民主革命家徐锡麟制作的，王睿谟花了三天三夜时间，全部用手工一针一线缝制出中国第一套国产西装，在当时的情况下，其工艺虽未必超得过西方国家的制作水平，但已充分显示出“红帮裁缝”的高超工艺，“红帮裁缝”也名满天下。 有关资料表明，旧上海大马路（即今南京路）开设8家西服店，宁波奉化人就独开了5家之多，以后发展到近50余家，使南京西路西服店有被奉化人独占之势。当时上海滩盛传“西装要穿培罗蒙、大衣要买王兴赐”，可见上海宁波红帮裁缝在老上海的影响。 400004个轮盘转遍上海 定海人周祥生创办的祥生出租汽车公司，广告技巧可谓独具匠心，令人叫绝。 周祥生颇费周折地弄来了“40000”这一电话号码，便在这上面大做文章。当时的电话机通常是挂在墙上使用，听筒无处搁放。周祥生抓住这个细微的旁人疏忽之处，请人设计了一种小巧的金属搁架，架子上方压着祥生公司的标记和40000号码，同时派人到戏院、酒楼等公共场所免费安装搁架，而后又专门安排了10个工人到一般电话用户家中配置，共计安装数万只之多，几乎每机1只，遍及全市。 祥生公司此举出钱出力，分文未取，但收获之大非同寻常，只要叫车者一近电话机，40000了然入目。周祥生还利用电话总机开办了问讯服务，除了电话局原有的询问时间项目外，专门添设了询问天气和火车、轮船始发时间的服务项目，一些问讯者在查问车船时间后，往往随即要求租车，又为公司招徕了许多生意。 更让周祥生始料未及的是，40000不但简明易记，还恰与4万万同胞之数相吻合。当提倡国货、抵制日货运动兴起时，4万之数给公司带来了无穷的好处，“4万万同胞请打4万号电话”成了鼓舞人心的口号，大大地提高了祥生公司的社会知名度。这一别致的号码再经人别出心裁的诠释，更加谐趣横生，易记上口：“汽车是4轮推动的，所以开端便是4字；轮盘的象征，是圆形的，而且是4个轮盘，所以4字下面，不多不少，连缀着4个圆形的0000，只要瞧到40000，便可想象祥生汽车的4轮疾展，像风驰电掣般的旋转如飞。” 清代，中国南北航运的大动脉京杭大运河已经是泥沙淤积，无法再承担起连接中国南北经济的重任，一个驻立在长江口的小县城———上海，在不知不觉中就变成了中国南北货物最佳的中转站。英国人很早就看中了这一点，同样，上海人精明的邻居———宁波人也意识到了上海的重要。在开埠之前，宁波人就已经先于英国人踏入上海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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