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蓉霞
民间向来有好喜鹊、厌乌鸦之习俗。也许与乌鸦叫声难听、似与倒霉事联系在一起有关，人们避之不及。但人类社会却需要有乌鸦发出的刺耳之声。犹太民族推崇先知，所谓的先知就是预告灾难的人物。刚刚过去的20世纪也有这样一位先知般的人物，那就是蕾切尔·卡逊。她以《寂静的春天》一书而著名。今年距该书问世恰好半个世纪之久。
卡逊（1907－1964）生活的年代，正值美国工业文明的迅猛崛起。她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的一个田野小镇。父亲始终没有固定的工作，他曾经置过地产，但一百年前的世界与今天大不相同，地产非但没有让他发迹，在随后的大萧条时期，甚至卖不出，以至卡逊的学费都无从着落。不过卡逊却因此而成长于一个鸟语花香的自然环境之中。后来卡逊就读位于匹兹堡的宾州女子学院。匹兹堡是钢铁之都，卡逊在那里就读的四年间，目睹大气变得越来越污秽，有时浓重的煤灰几乎可以遮天蔽日。这一景象与卡逊从小生活的田园风光形成鲜明对比。然而，随着工业文明的步步推进，故乡也在沦陷，就在她大学毕业之际，发现昔日一望无际的田野已被发电厂那一排排高耸入云的烟囱所取代，河水也变得又脏又臭，当然，这些污染都在为当地的就业机会做出贡献。
上述情景，何其眼熟，似乎就是对我们当下国情的描述，难怪常闻此言：我们现在面临的环境污染与美国30年代的遭遇极其相似。言下之意，工业文明必然会带来如此代价。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当温饱等生存问题尚无着落时，环保不在人们的考虑之内，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污染成本低廉，我们承接了很多发达国家淘汰后的工艺，甚至还进口洋垃圾，尽管这些产业都以绿水青山被毁、鸟语花香不再作为代价，但它们毕竟带动了中国经济的起飞。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环境的估值发生变化，不少富裕起来的地区已开始拒绝高污染和高能耗产业。如PX产业在沿海地区的被拒就是一例。如此说来，似乎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谈得上环保事业的起步；仅当人们富裕了，才会考虑环境成本。因而环保是富人的事情，对穷人却是奢侈品。
然而，考察卡逊一生的遭遇及其《寂静的春天》一书的问世过程，却有助于我们看清上述看法的似是而非，或者说不当之处。其实早在写作《寂静的春天》一书之前，卡逊就已经是一个科普著作的畅销作家了。一方面，这得益于她的工作环境，她在美国渔业局科技咨询部任职，经常有机会与野外生物学家打交道，还能接触大量关于海洋的一手资料；另一方面，她大学主修生物学，具有写作天赋，更重要的是，她热爱自然界及其生物。她以大海作为对象的系列科普作品，在《大西洋月报》和《纽约客》这类著名杂志上连载后，佳评如潮。与此同时，卡逊还敏锐地捕捉到了环境危机的先兆——DDT(二氯二苯三氯乙烷)的潜在危害。眼见杀虫剂正在肆无忌惮地洒向不设防的生命，她为《读者文摘》撰文，以引起公众的警惕。但杂志对于有关杀虫剂的文章不感兴趣。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鉴于美国南部农民抱怨来自巴西的火蚁正在泛滥成灾，农业部决定大量喷洒DDT之类杀虫剂来消灭火蚁。卡逊密切关注事态的进展，因为她知道，杀虫剂还会杀死鸟类和益虫，而害虫却会产生抗性。为此，卡逊再次著文反对，但所有的杂志都不愿发表这位作家的此类文章，因为它们害怕失去广告收入。正是在这一情况下，卡逊不得不另辟蹊径，杂志不发，那就写书。好在民主社会总还有表达舆论的途径。结果就是《寂静的春天》一书的诞生。
上述事实表明，经济发展与环保意识并不构成必然的同步关系。就市场中的企业而言，逐利永远是其追求的最高道德目标。其实就个人而言，人群中的大多数更多时候表现出的行为，不也正符合“鼠目寸光”这一说法？如朝生暮死的蜉蝣无须考虑四季轮回可能带来的影响，仅具数十年寿命的人类自然也难以顾及百年、更不用说千万年后的变化了。
这就需要人类中的先知能够及早发出警告之声。卡逊就是如此意义上的先知。因为她的叫唤，环保事业逐渐被公众所认可和接受，从此成为工业文明的伴生物，更确切地说，是护佑神。但就在上个世纪70年代，我们的主流舆论还曾把西方正在兴起的环保运动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正在腐烂的铁证呢。
正因为企业之逐利本性与环保之长远追求构成冲突，因此环保事业更是一场各方利益的博弈。就以美国当年的火蚁灭绝计划为例。政府官员、农民以及企业是一方；市民与生态学专家是另一方。政府有政绩工程之需要；农民不愿庄稼受损；企业希望通过生产杀虫剂来赢利。市民的反对则基于保护生活环境之需要；鸟类等专家更多出于对其专业的热爱。而政客则是墙头草，就在1959年美国总统大选之际，正在竞选总统的肯尼迪和尼克松当众吃下威斯康星产的越橘，以表示对于种植者的声援，因为这些越橘被指受到杀虫剂的污染。但是后来卡逊又受肯尼迪总统邀请，出席其家庭聚会，只因政府开始意识到，环保事业已经引起公众的关注。
尽管如此，环保事业总是步履维艰。只因它的对手通常总是强势的企业，若企业再与政府联手（这种情况在我们周遭更为突出），那么环保人士的弱势更是显而易见。卡逊同样面临这一严峻的考验。《寂静的春天》出版之后，各种抨击之声源源而来。代表主流商业文化的声音如此陈述：“没有鸟类或动物我们可以照样活，但是，正如目前市场不景气所显示的那样，没有商业我们就活不了。”还有人说，对于那些坐在家里写书的人来说，环保听起来极其美妙，但对于家庭主妇来说，谁愿意去买被虫蛀烂的苹果呢？此话确实道出实情，但正因如此，才更需要在工业时代普及农业常识：整齐划一、光滑鲜艳本是机器时代的人工产物；参差不齐、斑杂暗淡才是来自土壤的天然馈赠。还有人针对书名写了首打油诗“千言万语只为说明，比人命更值钱的是鸟儿的生命。”对于一个文明社会来说，争议之声并不可怕，比如当下对于转基因作物就存在诸多争议，可怕的却是这种争议之声被人为压制。
当然，眼下欧美的环境问题已今非昔比。那里的天空、河水正在重新变得清澈，至少与我们相比。也许这恰可以作为例证，富起来以后再讲环保，不仅走得通，也更为现实可行。但欧美的路径能否被我们简单复制，恐怕值得深思。理由有二。其一，今天的发达国家正在向落后地区转移低端制造业甚至垃圾；其二，以中国人口基数的众多，再加上眼下粗制滥造的工艺设备以及人为的漫不经心等，由此造成的污染，更可能积重难返。如今公众已经深知空气中PM2.5浓度的危害，相比之下，水质尤其是土壤污染，远未引起足够重视。我们足下的土壤不仅正在遭受污染之虐，还面临毁灭之险。受巨额利益所吸引，人们往往一朝之际就铲除土壤、建立高楼大厦或高速公路，但土壤、尤其是良田的形成却要历经上千年的时间。至少在可见的将来，人类还必须赖土壤为生。行文至此，不由想到历史上的一段史实：公元402年，三吴闹灾荒，加上与北方的兵事不断，粮食严重匮乏，一些富户人家只好穿着精美的丝绸，怀里揣着黄金珠宝，关起门来慢慢饿死。说到底，人类赖以为生的，只能是空气、水和土壤。至于豪车和别墅，锦上添花罢了。
其实问题的要义不在于，环保有赖于经济发展；更在于，环保有赖于一种追求并且重视长远利益的价值取向能够被公众所普遍认同。在一个浮躁短视、投机取巧、机会主义盛行的环境之中，环保事业也许注定只是曲高和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