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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无名氏 上海并非尽是能甩出浪头的大人物，像三毛这样的小人物、小把戏，才是上海生活的原生态。大上海的小故事，掩藏在深弄里，那些不具名的底层市民何尝不怀着三毛一般想做“岳武穆”，干一番大事业的情怀。小人物的故事恰是这个城市最鲜活的形象。最早的炒汇人 文/一依 在股票的炒买炒卖之前，上海早已有了“炒汇人”，也许他们可算是炒玩“外汇宝”的鼻祖。 在目前的资料中记载最详尽的，也许当属柳兆薰。他是吴江大地主，家有良田3000亩。1862年，为避太平军战乱而率子来沪，住在老城厢。他发现，上海银元折合银两的行情每天有涨落：钱庄每天早、中、晚三次挂牌开出“洋厘”，即银元（又称“鹰洋”）1元折合银两的行情，其数字视市面上对银洋的需求而上下浮动。观察了3个月，他豁然开悟：原来手中的银两可以搞活，可以银子生银子。于是“下海”。 柳兆薰财大气粗，初次出手就是万金，也当时绝对是“大户”了。他打进的行情是7（钱）8（分）3（厘），第二天晚市是785，他在日记中写道“微有赢利”。 不想几天后行情大跌：“下午知英洋汇划入767，现兑765。”原来是英国公使船从印度运来的鹰洋已到上海，于是洋厘大跌，他被套牢，于是大叹：“发财两字，望之甚难！”不两天，行情又涨；第二天，又忽跌，“昨日不卖出，悔恨无及矣……” 如此行情时涨时跌，柳兆薰的日记里就写满了套牢、解套、踏空、再套、想割卖心犹不甘……刚刚摸着点门道，却又看不懂了：“英洋昨日763，今日朝市766，东洋船昨又回来一只，洋约数万……今日复涨，不知何故？”按理，外商船到，鹰洋充实当行情下挫，怎么又不跌“复涨”呢？原来，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金融领域渗入了列强势力，行情涨跌虽有供需的原因，也是外商与上海钱庄互相勾结人为操纵的结果。所以，无论炒汇炒股，都得学会“与庄共舞”，百多年来，一直如是。 要和上海女人别苗头 （选自张耀工作室《上海女人》） 冰冰兰，本来跟上海一点不搭界的，在河南长大的。 偏偏她长得水样，又冰雪聪明，跑来上海，要跟上海女人别苗头。 一身新鲜的冰冰兰一眼就看上了兴国路、华山路那边的老洋房弄堂，非要在里面弄到一间。 最好还要有落地窗、有小阳台。 但她只肯出一千五百块付房租。 这是不可能的，上海人都在笑她，一千五百块想住老洋房？一千五百美金还差不多。 但冰冰兰不在乎，冰冰兰会去想办法。 两天里面，冰冰兰花到三十三个地产经纪人，在很努力地帮她打电话，两个礼拜以后，她就搬去了一个洋房的二楼，有一扇落地窗和小小的阳台，下面是一个破落的花园小院。 花园有点乱，没什么人打理，显然下面的住客都很忙，而且对院子这样的东西没什么感觉。 全弄堂最惬意的女人冰冰兰，全身上下抹了棕色橄榄油，很懒地躺在一张舒适的藤条椅子上，看风景。对面隐约看得到鼎鼎大名的丁香花园，娇滴滴的美人早就不知去向了，现在是冰冰兰的世面。 因为冰冰兰的出现，原本安静得快要落寞的弄堂，平生出些躁动气氛来。 冰冰兰就是为生出躁动来的。 牛仔裤上缀着硕大脸谱的冰冰兰，袅袅婷婷地一路走来，笔直的长发掩不住活泼泼的眉眼，把一堆小家碧玉的上海女人衬得很没有光彩。吃惯清淡小菜的上海男人看到这样一个冰冰兰，只有两眼发直的份，但真要想抓住她，还得要练练肠胃。 也有过一些相貌堂堂，很有派头的男人，踩着嘎吱作响的老楼梯爬上楼来，拜访过冰冰兰那间带阳台的房子。能进她门的男人都是体面而招摇的，有的还在楼外面停一辆跑车，冰冰兰脸上不动声色，心里很有些小得意。但她没注意到弄堂里老阿姨们不满的神色。冰冰兰戳痛了她们的某根神经。 直到有一天，有个居委会的老女人带了一个小民警上来敲门，说是查户口，却凶巴巴地问冰冰兰要身份证看，还问她在哪里工作的。冰冰兰一下子有点懵了，毫无办法对付这种嘴巴如刀的弄堂老阿姨。 说起来，冰冰兰凭她的才貌双全，一点不担心在上海找个不错的饭碗。只是她把找工作，也当成找老洋房，不是要求高，而是刁：月薪一万五，不用动脑子花力气，最好连上班都不要去。 冰冰兰虽然有能耐，但也不能把天下的便宜都占全了。所以，冰冰兰还没有碰上她中意的工作。当然，她不用“朝九晚五”也过得很滋润，设计也可以，咨询也行，要搞PR,做行销活动，也拿得上手。还有想养她的男人也一大把，但冰冰兰在男人女人上也是要掌控局面的，她可不是花瓶的料。冰冰兰拿找工作变成了她每天的节目。 盛装出门的冰冰兰，今天是成熟高层主管形象，明天是画廊经纪的新潮装扮，只要穿得好看就行了，她总是有本事让那些位高权重的男人忘记履历和专业，就许诺一打动人心魄的条件。但结果，冰冰兰总归还是不满意。不满意那些男人的眼神，没看到她的绝顶聪明，但她又没办法让自己穿得难看。 冰冰兰的男人圈子因此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们现在都成了冰冰兰的职业经纪人，冰冰兰的工作面试已经排到了第二年的春天。 浑堂里的审时度势 “浑堂”里的堂倌在旧社会不算是体面人，属于“下九流”。江浙一带喜欢大家一丝不挂相聚而谈笑风生，上海人也沾染了这习性。 浑堂里的堂倌自然是见惯了三教九流，审时度势，辨人服务，一个个都成了人精。当时上海的浑堂招牌高挂，门庭若市，进门便买一根火烙印的竹筹，分上中下三等。买“下等”筹的，房间灯光昏暗，陈设都很破，发的毛巾也被洗得发了黄，长条板铺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出浴的人们，极像战时的俘虏营。“中等”就明亮多了，铺位上摊着蓝白条的阔浴巾，几张小几，供应茶水，堂倌人不多，一点不在旁吱声，这景象较之“下等”起码还像是在“人间”。“上等”则亮得叫人受宠若惊，高背躺椅弹簧软垫，厚质的毛巾像是刚落下的新雪般耀眼，茶是小壶现泡的，侍者手脚轻快，口齿伶俐。堂倌阅人无数，对待客人的态度也很会“轧苗头”，如果来的是周身光鲜入时，那他便会眉动目闪礼貌有加，倘若衣履灰暗背时，他就眉淡眼细照常办事。可进了澡堂子，衣服都要脱下来。堂倌用一根顶端有铜叉的竹竿，将衣裤叉了挂在你的位置上方，很高，可望而不可及，既对下面无影响，也免了那种非分之想，人心隔肚皮呀。 上海先生老克拉 总觉得现在的上海已经不大有绅士了，不仅给女士拉门、为女士让座的男人极为少见，像旧上海那样帮女士拉座位、脱外套，见到女士起立什么的，更是几乎绝迹。听作家树先生说，老派绅士嘴里咀嚼食物时不能讲话，不能当众哈欠或打嗝，甚至在场女士中有人放了个响屁，“绅士”也会立即站起来承担责任，自觉掮上那口“黑锅”，那真是不能想象的事情了。在今天的上海，如果有人为女士拉门，很可能后面会跟着一串人鱼贯而出，绅士做不成，却成了“门童”。 在老上海滩，绅士除了要有风度，还必须有“架势”。所谓的“人要衣装，佛要金装”，与身份相对应的衣着和饰品可绝对少不了。旧时绅士的穿着，也就是“行头”一般包括：一顶呢帽或草帽；一套三件头西装；内衣、衬衫和领带（或领结）；袜子和皮鞋。其他饰品如皮裤带、袖扣、领带别针、烟盒打火机等，虽然都是些“零配件”，也决不可忽略。不过树先生提醒说，“行头”还要讲究品质和用料，比如呢帽应当是英国的HATMAN或STAYSON，绝不能是国货；西装衣料的牌子则要TOWNTEX或DOMAFLRE，皮鞋要穿SAXSON或FREEMAN，衬衫要VANHEUSEN或者ARROW……这种情形还真和现在的上海差不多，全身洋名牌便是真“挺括”。不过在彼时的上海，一双SAXSON皮鞋等于一个普通职员两个月薪水，至于全套行头，那是一年薪水也不够买的。 树先生告诉我，他有个香港朋友回上海探亲，看到街上的民工和骑黄鱼车的乡下人都穿着西装，觉得很感慨，因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根本没有现成的西装卖，而去培罗蒙这样的地方做一套西装，差不多要2两黄金，一般人都是做不起的。当然也有很多“洋装瘪三”出现，皱巴巴的西装是旧衣店里买来的，领带上都是油渍，邋里邋遢的，但却自以为得意，因为穿西装毕竟很“扎台型”，不像现在，穿着全套西服、衬衫、领带的，多半都是SALESMAN，其中有小白领，也有上门推销的“跑街先生”，不这么穿，是根本进不了富丽堂皇的办公楼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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