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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上海滩之一

 江苏常熟老李 2012-12-20

风流上海滩之一

编撰 /一依周海

  有句名言: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上海是一天建成的。也许太匆忙,也许太突然,上海滩上向来风起云涌,光怪陆离。有时候,一个偶然,一个意外,一个阴差阳错,就能改变人的一生,甚至,影响整个上海、整个中国的命运。
  史量才 你有枪我有笔
  《申报》,1872年4月30日创刊,1949年5月26日停刊,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份报纸,也是中国影响力最大的一份报纸,以至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把报纸都统称为“申报纸”。而《申报》最辉煌的时期,当属史量才接办《申报》以后。
  史量才是个很有历史感的人,办报强调“新闻独立”,为后世留下真实、可信的社会记录———他几乎把《申报》当作了“史记”。1927年“4.12”惨案的第二天,《申报》详细报道了事实真相,为历史留下了可信的实录。此后国民党政权在血泊中浮起,媒体遭遇新闻检查。在望平街(今山东路)“新闻一条街”上,《申报》是惟一拒绝国民党官方派员进驻的报纸,常常用“开天窗”以示抗议。
  1931年“9.18”事变、12月5日北平大学生到南京请愿、17日南京珍珠桥惨案等,《申报》都冲破新闻封锁的禁令,据实报道真相,并发表时评。蒋介石暂时下野时,《申报》竟发表时评《欢送》。12月19日,宋庆龄得知蒋介石在离开南京前曾悍然下令杀害第三党领袖邓演达后,悲愤交加,起草了《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宣言,指着鼻子大骂蒋介石。当晚,史量才说:“这是孙夫人亲自签名要求发表的,不是报纸造谣,我们没有不登的道理。”第二天,《申报》和上海各日报(除《民国日报》外)几乎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一宣言。如此种种,蒋介石的恼怒可想而知。
  据说,蒋介石曾找史量才谈话。蒋介石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量才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在中国报业史上,也许再没有比这段对话更惊心动魄的了。
  哈同 大上海的大地主
  看守门房间
  哈同,生于巴格达(今伊拉克首都)的英籍犹太人,5岁时随父亲迁居印度孟买,6岁父亲去世,只能帮着母亲拾破烂、捡煤核、拣瓜皮烂菜以维持生活。母亲去世后,1872年,21岁的哈同只身去香港谋生,混不下去,于第2年,带着口袋里仅剩的6块龙洋,到上海的沙逊洋行当了一名“司阍”。
  “司阍”,就是看门的。每天进出洋行的客户大都是些烟土商,急于要成交后把黑货运出去。犹太哈同脑子一转,在门房间放了一本登记簿,来客除直接找大班的外,一律要登记排队。于是,写字楼里不再像以往一样熙熙攘攘挤满了乱糟糟的客户,而机灵的客户会在登记时塞一两块钱给看门人,哈同一天就可挣到一二十元外快。这样,哈同很快把上海滩的情况摸得清清楚楚,也练习了中国口语,并很快得到了提拔。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哈同倾己所有,再加上太太罗迦陵之前在虹口当“咸水妹”时的私蓄,低价收购南京东路一带大量房产。转眼战争结束,大量人口涌入使上海,租界地价猛涨,哈同掘得了第一桶金。1901年,哈同办起了“哈同洋行”,专营地产生意。
  白赚一栋楼
  当时的童谣唱:“哈同,哈同,与众不同。看守门户,省吃俭用﹔攒钱铺路,造福大众。筑路,筑路,财源亨通。”
  当时的《时报》上说:“哈同以敏捷的手段,一忽儿卖,一会儿买,一忽儿招租,一忽儿出典……毛重专以地皮操奇取赢,则其价日涨,于有行无市。”
  哈同是南京路最大的地产商,占了44%以上的份额,安安公司、新新公司以及带“慈”字的“慈裕里”、“慈庆里”、“慈顺里”等等,都是他的产业。他曾花费60多万两银子、用400多万块铁黎木铺设南京路,从外滩直到西藏路,地价为之大涨,只可惜没能保存下来。
  他几乎永远是地产的主人,造了房子只租不售,契约期满,他不仅可收得巨额租金再出租,还白赚一幢大楼。
  南京东路山东路口的东海商都,也是他的地产。1930年,大陆银行以年租20万银元、32年租期、耗资200万银元建造大陆商场(今东海商都)。但两度淞沪抗战,使这座8层商厦只惨淡经营了6年便将全部产权交还了哈同,哈同又出租给沪江等4所大学。仅此一项,哈同获得的遗产税就高达1700多万银元。再看今日,这幢大楼从南东新华书店、到东海商都、友谊百货、……不断更名的背后是经营的艰辛,而不输的赢家是哈同。
  “发财,发财。”
  哈同虽是“地产大王”,但“平生无声色犬马之嗜,饮至薄醉而止”,平时早餐仅一杯牛奶加几片面包,中、晚餐均一菜一汤;夏天办公室不置电扇,冬天不烧火炉,地上不铺地毯,窗口没有窗帘;常常坐在一张廉价的松木桌前,仔细地计算每一分厘的收入支出。———也许这也是他的成功密诀:该赚的一分都不能少。
  据说他曾攀登小房子的扶梯,对那些迟付一天租金的房东威逼催讨;假若这个家的户主不在,他就会在脏臭的灶披间里等上好几个钟头。南京路弄堂口有摆皮匠摊的鞋匠,每个月也得付他5元地租。一般人们都不敢欠租,而他收了租,就会快乐地拍拍小鞋匠的肩膀:“发财,发财。”
  蒋介石 炒股票
  上海金融界一直是个风云多变的地方,藏龙卧虎,也鱼龙混杂,蒋介石也在其中沉浮过。那是1916年,陈其美被刺,蒋介石失去了政治靠山,在北京无立足之地,只能返回上海,找几位同乡谋求生财之道。
  当时张人杰、戴季陶、陈果夫正在上海从事证券交易;张静江看好蒋介石的前途,就在他经济最拮据之际,给了他一个4000元的折子“开利市”。于是蒋介石也炒起了股票,天天在交易所里“抢帽子”,买空卖空。
  1917年,张静江、蒋介石、戴季陶和日本某企业代表协商开办了交易所,组织了叫“协进社”的秘密社团;后又拉上大买办虞洽卿,成立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他们的牌号叫“恒泰号”,蒋在交易所里担任了经纪人。
  蒋介石原是光棍一条,一无所有。他对张静江说:“日来闲居无事,常以弄墨自娱,愧无进步,不能当大雅一睐。七日教言,领悉一是。代认恒泰股份,甚感!请为签字。”张静江为蒋介石在交易所认股4股,每股1000元。半年后,获得50多万元。
  交易所资金初定500万元,分为10万股,每股50元。向日商抵押7万股,协进社持3万股。股资只先收1/4。开始时股价在30元左右,到1920年春已涨到了50多元,年终涨到了120元。据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最多只分给了重要社员一半,其余股票都被他们卖到市场上去了。后又把抵押给日商的7万股全部赎回再卖出,真所谓是空手道高手,凭空发了大财。
  由于交易所得利这么快这么多,搞交易所的人纷纷而起。1921年是股市最狂热的一年,蒋介石他们为了捞钱,不仅不缴证据金,反而强迫常务理事郭外锋等接受空头支票,充作现金。同时,现货与期货的差价越来越大,会计上的现金大量支出,给交易所的业务造成了极为困难的局面。1922年初,随着“泡沫”经济的大崩溃,过盛的交易所纷纷歇业破产,蒋介石、戴季陶等也遭灭顶之灾,从买空卖空的巅峰上一下子跌落下来。蒋介石欠的一屁股债务,后来还是黄金荣援助了结。
  但炒股票失败,使蒋介石重返政治舞台施展拳脚;而那几个浙江人结成的江浙财团和帮会势力,成为他后来提高权势的重要支持。
  巴富尔 上海攻略
  英国炮兵少尉巴富尔,原来也在阿富汗打过仗,很早就深得侵华的老上司璞鼎查的器重。这天他把巴富尔叫到身边:“你将出任英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你将肩负英国皇家的使命,去上海开辟皇家的事业。上海县东面是黄浦江,它是上海的生命线,在上海北城至吴淞江间有一公里的滩地,现在仅是滩地,但却是扼守黄浦江和吴淞江的战略要地,不仅兵家必争,也是中国最佳商业重地。你到任后,必须争取把这块土地变成英国皇家的永久居留地。”
  1843年11月8日,巴富尔少尉带着传教士麦华陀等一行六人抵达上海,这比上海道台宫慕久得到通知提早一天。就在这一天,巴富尔一行对他们预谋中的那块居留地———外滩,先行考察了一番。
  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这的确是个重要的日子,但巴富尔关心的不是具体的开埠日期,而是上海道什么时候能把外滩拱手送到他的面前。为此他已经多次向宫慕久提出。中国官员当然清楚,虽然《南京条约》附约中规定了地方官有租地给英国人的权力,不过谁都知道这种烫手的权利,使用不当准保弄个革职查办的处分,于是中国官员极拿手地使出太极推手的功夫———互相推诿。把巴富尔雄心勃勃的外滩计划搁置了下来。据资料统计,仅上海开埠后的一个半月,已有近11家洋行,涌入上海滩,其中有一半在巴富尔的指导下,私下向外滩的渔民租地建行。实际上住进城内的洋人和中国人之间磨擦不断,这其中有很多矛盾既有文华差异所致,也有巴富尔的暗中挑唆。于是一个棘手的事实摆在了上海道的面前:要么把外滩那块地租给英国人,让这些赤佬搬出城去,免得心烦。要么把他们困在城里,弄不好出了什么大乱子,自己的乌纱帽也难保。
  在宫慕久的在任期间,这样的两难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出现。现在他必须做出决定,让赤佬搬出城去。这个决定到1945年11月29日才艰难地落实到了文字。这就是《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外滩这块英人垂涎了近一个世纪的黄金宝地终于被英国人抢到了手里,从此租界成立,上海的门户完全洞开。巴富尔凭着他的狡诈成攻地完成了璞鼎查交给他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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