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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能登上神坛，《三国演义》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是罗贯中老先生蓄意造神，而是出于文化人的社会良知，最大限度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原民众的心理诉求。 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产生的背景十分特殊。 南宋王朝同之前所有的专制政权一样，必然出现难以遏制的腐败并导致灭亡，新的轮回会在民众的无限苦难中发生。所不同的是，这次轮回不是由汉族内部某一军事集团来完成，也不是农民起义，而是以蒙古族入侵实现的。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原民众，历来有着大汉族主义的思维定势，无法接受蒙古人入主中原这一事实；更加之蒙古族入侵的同时，伴之以野蛮的种族歧视，并带来落后倒退的生产方式，使得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以及文明与野蛮的矛盾交织一起，使这场改朝换代尤显得血腥。 血腥归血腥，历史车轮总得嘎嘎地向前滚动，腐败的南宋王朝，无法与朝气蓬勃的蒙古铁骑相抗衡，临安的陷落，标志着它的灭亡，流亡于福建的南宋小朝廷，不可能得到世人的承认。 然而在当时，不仅有南宋政府的残余势力在李庭芝，张世杰，陆秀夫等人的组织下进行抵抗，更有各地民众组织义军与蒙古入侵者搏杀。正规军也好，义军也好，以及全力支援的民众也好，都需要一面政治旗帜作为号召。然而除了南宋流亡政权这一面破旗之外，别无其它能凝聚人心。 为了使流亡政权具有合法地位，文化人通过以古说今的手段，从历史上寻找依据。有了，他们化妆了三国时期蜀汉的割据政权。既然历史上偏居西南一隅的西蜀政权仍属正统，那么，今天退守福建的南宋小朝廷理所当然也应是正统政权。既然是正统政权，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拿出来作旗帜使用。在当时，宁可委屈了死人，也不能让活人遭受奴役；只要能改变现实，宁可以篡改历史！虽然它是实用主义的古为今用，却反映了广大民众的心理诉求。正由于这一背景，各种《三国评话》版本陆续出现，并最终发展为历史宏著《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从四个方面制造了诸葛亮神话。 其一，赋予蜀汉政权和诸葛亮以新的含义。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除了三国时期蜀吴两个割据政权外，再没有军阀分裂国家受到肯定歌颂的例证。别说是太平盛世时分裂国家的那些人，如西周初年的武庚、管叔、蔡叔；唐初的杨玄感、刘黑挞；明初的方国珍、陈友谅；清初的郑经、吴三桂等；乘着衰世出现的分裂政权或军事集团，如五代时期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虽然他们也打着先朝正统的旗号，仍不为后世所承认。即令在三国前边出现称帝或割据的袁术、袁绍、刘表、刘焉、张鲁等，也没有得到当时及后世肯定。陈寿在《三国志》中，虽然客观记述了刘备、孙权的称帝活动，但依然持否定态度，所以都没有《本纪》，而只冠以《先主传》和《吴主传》。 然而《三国演义》反说历史，它赋予蜀汉割据政权已正统地位，将剪灭诸多军阀，促使社会平定民众安居乐业的曹操描述成篡汉奸贼；极力歌颂诸葛亮及其《隆中对》，以及造成国家在即将统一时重新分裂的一系列活动。这不是缘于历史而缘于现实。如果在蒙古人南下、能在临安陷落时，东南出现一个割据一方，并使战争形势相对稳定的政权也是好的，中原民众渴望它并企盼以此为根据展开反攻，最终赶走蒙古铁骑，一统河山。各种三国评话版本的出现，江南民众的百听不厌，都是因为触史生情，是为难以渲泻的万千思绪寻找寄托。由是观之，有关三国的评书现象，已经完全摆脱了休闲文化的痕迹，变成了掩盖在休闲文化外衣下的政治文化。 其二，诸葛亮成为民众呼唤的最理想人物。 当时，蒙古铁骑催枯拉朽般地向南奔袭，腐败的南宋小朝庭已没有德高望重、一呼百诺的领袖人物，小皇帝只是傀儡，左丞相文天祥不谙军事，且被俘身死。右丞相陈宜中在人品才具方面，可称道的并不多，他曾因与黄镛等上书攻击奸臣丁大全获得六君子美誉，登入仕途之后，又因依附权奸贾似道而声名狼藉。当元朝大将伯颜迫近临安，由他出面讲和未果时，不能担负道义责任的此公，竟置国家危亡不顾而逃回家乡。在南宋流亡政府灭亡前夕，身担宰辅重任的陈宜中，又一次放弃责任，逃往越南南部的占城。这就是当时南宋王朝的政治形势和政治人物。 军事上情势更糟。自有宋以来，因赵匡胤担心将领步其后尘，再来次“陈桥兵变“，搞了个“杯酒释兵权”。 “杯酒释兵权”的直接结果，是军事将领的野心膨胀得到了有效限制，随之而来的，却是抵御外侮力量的严重削弱。因为军事指挥权高度集中于皇帝，出征将领系临时委任，且不是一个元帅，而是互不关联的几个！军队也是如“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那样临时抽调。将领与士兵，上级与下级互不认识，互不了解，也在短时间内难以沟通。所以南北两宋一直存在着“积弱”的军事形势，对外用兵中，几乎从没有打过胜仗。蒙古铁骑南下后，恶劣的军事形势和各自为战的被动局面，皇权对将领的束缚虽少了许多，但各支部队相互之间的分散隔离更为严重，军事上不能形成一个拳头。每战必败的结果，都伴随着蒙古人野蛮的血腥屠杀，伴随着广大民众遭受奴役和蹂躏。 节节失败中，中原广大民众看不到军事失败的制度原因，而是认为现任将帅都很无能，天真地呼唤“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名将贤相，希望他能顶天立地地站出来改变历史！去哪里寻找这样的人物？现实中既然没有，那就只能从梦幻中寻求。既然已经选中了蜀汉政权作为旗帜，诸葛亮当然成了民众心目中唯一的理想人选。 忠臣是专制制度制造的道德规范，士大夫和普通民众虽对此笃信不疑，然而一进入特殊时期，即皇帝昏庸或政权衰败时，更推崇诤臣、贤臣、廉吏和英雄（特别是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唯独对诸葛亮不同，民众更推崇其忠君思想。《出师表》中，“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的表述，虽然是以报答私恩的愚忠形式出现的，虽然他有可以接受“十锡”的言论和已接受“五锡”的事实，然而知之者寥寥。而《评话》、《演义》将他作为忠君代表加以歌颂推崇的根本原因，是赋予忠君思想以现实的积极含意。南宋小皇帝逃出临安后，惶惶然已成丧家之犬，这时的忠君，当然要同反抗蒙古入侵联系起来。这时的忠君之人，实质就是民族英雄。民众既对现存的当权者都不看好，所以要呼唤隐士贤达，希望有人能像诸葛亮那样，“遂许先帝以驰驱。”像赤壁大战那样，能一战改变刘备狼奔豕突、四处逃窜的处境，改变南宋小朝廷即将灭亡的颓势，形成新的鼎足局面。 其三，希望中的智慧之神。 每一王朝灭亡前都有征兆，古人将它称之为“气数已尽”，这话显得十分玄奥，难以把握。说破了，就是肌体已经完全腐败无可救药。气数已尽是有硬件做支撑的，诸如社会各种矛盾已激化得无法缓和；既得利益者已经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民心已丧失殆尽，民众不再寄予任何希望；旧政权对新兴的异已军事力量，已不能制约；旧统治集团内部，真正的精英或遭迫害，或受排挤打击已经凋零，奸佞、嬖臣，愚鲁、昏庸之徒及蝇蝇苟苟者，已盘踞庙堂当国用事，纵令有几个精英人物硕果仅存，也已没有了回天之力。当时的文天祥、陆秀夫、李庭芝、张世杰就是这样。然而受英雄史观的束缚，人们认识不到他们所受的制约，总以为是才具不足，总希望有大智大勇之人横空出世力挽狂澜。既然依托了三国蜀汉的背景，蜀汉大臣中又是众星托月的现实，将一月诸葛亮烘托成智慧之神就顺理成章了。 其四，“北伐”是中原民众的强烈愿望。 元朝统治时期，将国人分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北人和南人四个等级，人为地制造不平等。统治者在不平等中分化了反抗力量，转移了矛盾性质，从而达到坐收渔利的目的。南人的处境最为悲惨，激烈反抗招来的是更为野蛮的杀戮。公开的武装反抗虽逐渐沉寂，但心灵深处更积郁着强烈的不满和仇恨。但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者缺乏独立自主的人格力量，他们不可能代表自己，总是呼唤高高在上的英雄伟人能站出来解救危难。遗憾的是，呼唤声被鲜血湮没，屠刀造成了中华大地的万马齐喑。屈辱的南人，以及长江以北的北人，转而将希望遥寄苍穹，并从历史上寻找精神寄托。既然蜀汉政权是心灵中的政治旗帜，既然诸葛亮成为最为理想的英雄，五伐中原就成为民众追求的最高境界，希望它再次出现。罗贯中老先生正是从这一普遍强烈的心理诉求中感受到震憾，故而浓墨重笔，神采飞扬地讴歌了六出祁山，在五次“北伐”的史实上，大度地追加了第六次，使民众积郁愤懑的仇恨得以尽情宣泄。 六出祁山中，罗贯中只字未提西蜀民众不堪其苦的负担和内战造成的血泪，而是歌颂诸葛亮的仁爱和诚信，以及民众（包括士兵）由此激发出来的拥戴和效死精神。罗老先生是稔熟三国历史的，只所以曲笔虚构,是要满足当时民众推翻元朝野蛮统治的愿望，他对西蜀民众忍受牺牲的忽略，或许是他认为在忍受改朝换代时难以避免的阵痛。 这就是《三国演义》产生并获得民众喜爱的时代背景，仅限于一个阶段民众的心理诉求。当这种诉求获得生命和冲力之后，不会随着那个时代结束而随即消失，还会以独立的文学艺术形式长久流传。诸葛亮因为一本小说而遨游九霄，并在几百年中吞噬民众的灵魂，怕是罗贯中老先生始料不及的。 《三国演义》中，神化拔高诸葛亮有几个手法。 移花接木。将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妙事、美事、机智之事嫁接在诸葛亮身上。如草船借箭，原是孙权夜晚乘船窥视曹军水寨时，被曹军发现，遂乱箭狂射，船身一边中箭密如刺猬，即将倾翻时，孙权情急生智，命令水手将船掉头，让另一边受箭，使船得以保持平衡。这一被动的应急自救，演义成诸葛亮的主动立功，更陪衬着曹操的愚蠢。火烧曹营战船，原本是东吴将领黄盖的建议，被移到诸葛亮的功劳簿上。曹操派遣诸将外出作战临行时，常常给以锦囊，叮咛诸将临敌打开，百试不爽。这件事又一次移植在诸葛亮身上，借以表现其过人智慧。 无中生有。如刘备三顾之后，就将军事指挥权全盘移交，其实终刘备之世，从没有将兵权交与他人。夷陵失败，诸葛亮不及曹丕对这场战争结果的预见，事前并没有一言半语。为了张扬诸葛亮过人的军事才干，《三国演义》特别安排马良送回刘备布兵排阵的图纸。诸葛亮一边惊叫，一边立即派遣赵云等出兵接应。其实，当时马良并不在刘备身边，而是在五溪蛮处，后来又被“五溪蛮”杀掉。火烧藤甲兵，火烧葫芦峪，第六次兵出祁山等，史书中均没有记载，是说书人和罗贯中为着烘托诸葛亮，为着让读者感到慰籍，用艺术手法编造的。 捕风捉影。如赤壁之战前，东吴原有统一与分裂两种意见的争论，所以演绎出诸葛亮舌战群儒的辩才。赤壁大战之所以能用火攻，之所以以少胜多，同陡然刮起东南风有直接关系，遂有了南屏山祭天借东风之神奇。原有曹真、司马懿发三路大军进攻汉中的历史，但因华歆《止战疏》及天雨而中途撤军，遂演义成诸葛亮安居平五路的潇洒。 褒贬参照。反长沙一节，借贬低魏延褒赞诸葛亮识人之明。其实，魏延在刘备涿郡招兵镇压黄巾军起义时，就已经追随，不可能发生反长沙杀掉韩玄，营救黄忠的惊险情节。鲁肃是东吴的战略家，避开其政治立场，其聪明才智亦属于凤毛麟角。为了陪衬诸葛亮之聪明机智，遂将鲁肃描绘成愚鲁之辈，凡事都看不明白，凡事都受诸葛亮指点或捉弄。 装神弄鬼。既然要把诸葛亮刻画成全能全智的神人，就得把他打扮成先知先觉的智慧之神。刘备夷陵失败是件大事，诸葛亮当然得有所作为，遂把陆逊顾虑曹魏侧击，留着西蜀政权牵制曹魏而主动放弃追击西蜀败军的历史，虚构出一个石头摆成的八阵图，致令陆逊迷失在中间走不出来。其实，八阵图是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前夕演练的，刘备死前，他没有带兵的历史，不会去排演八阵图。此外，还有泸水祭鬼，禳天乞寿等；就连实物木牛流马也弄得神秘莫测，不可思议。其实，木牛流马是失败的发明，并没有神奇之处，第五次“北伐”时候，诸葛亮已经将它们统统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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