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著作。汉司马迁著。它记述了中国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大约3000多年的历史,开创了中国纪传体的历史学和历史传记文学,为中国民族文化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中国的史官设置极早，并且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记事方法和尊重事实的优良传统。先秦时代就出现了一批形式多样和内容丰富的历史著作。司马迁的《史记》是继承前人的优良传统和适应历史的发展并有重大创造的历史文学著作。他从“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报任安书》)的要求出发，吸收前人编撰历史的各种方法而加以综合运用，写成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篇,并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形成严谨完整的体系，完成了新型历史著作体制──“纪传体”的创造，从而达到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目的。
　　太史公写《史记》的就在这“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上。
　　此外他引用了他之前的一些古人如周文王、孔子、屈原等等的遭遇，有所谓的“不平则鸣”的意思，把自己的一腔热血诉诸笔端。
　　而另外一点重要的是他父亲司马谈在世时就有这样一个心愿，所以派他早年游历全国。
　　因成书较早,《史记》留传至今,早已不是当年司马迁手书的原本了。
　　《史记》在早期的流传过程中,就已发生有遗失和后人删节,续补的现象,由此引起学者们对《史记》的考证,包括《史记》名称的演变,遗失篇目及续补等问题的争论。
　　《史记》最早是由司马迁的外孙杨浑开始传播的,司马迁的《史记》有正本和副本两种,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正本“藏之名山,副在京师”所谓“名山”即藏之于家。司马迁卒死后,正本由家中留传至外孙杨浑处,副本存于汉廷天禄阁或石渠阁。朝廷和诸儒所见之《史记》,即副本。
　　东汉王弃在引用《史记》文章时,未注明《史记》出处,有人因此猜测可能《史记》当时副本又录副本,东汉时洛阳书肆可能就有副本抄本出售,司马迁手书副本可能毁于王莽之乱。
　　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于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
　　《后汉书·杨终传》上说,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史记·太史公自序》上说,《史记》全书130篇。
　　而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上说道，《史记》“十篇缺,有录无出”张晏在注中说这遗失的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勒列传》,其中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
　　《汉书·艺文志》记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
　　许多人认为褚少孙是《史记》的主要续补者,但是他到底补缺多少,各人说法不一。张晏认为褚少孙续补四篇，但姚振宁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史记》缺少十五篇,全由诸少孙续补。有的人认为《傅勒列传》文章,格调酷似司马迁,褚少孙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现在我们所见的中华书局版的《史记》,是清朝同治年间金陵书局的《集解》,《素隐》,《正义》合刊本为底本的。追溯其源流,最早可推到宋代,再往前就模糊不清了。总之,在今本《史记》中确有后人补缀,凡褚少孙所补,大都标明“褚先生日”极易辨认，除此之外,其它还有多少篇系后人所补?每篇真正的补缀者又是谁?至今尚未澄清。
　　以史为鉴,方能知兴衰。以史为镜，方能辩善恶。史记从黄帝至汉武,三千年,治乱之世,屡相更替，圣贤贼寇,层出不穷，贵贱器物,弃存不绝。
　　品味历史,知前朝事,知旧时人,知谋略天下,知荣辱得失，沧海桑田,变不变间,又有多少,恒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