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称我国生活水平区域差异扩大 民众最忧物价 中国发展指数(2012)的主要结果
 13省区中国发展指数（2012）序位与（2011）排序对比
 不同性别受访者的生活信心分指数
 受访者对中国发展前景信心
中国发展指数(2012)：关注中国发展的质量与民生 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与数据中心 2012年12月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今日向社会公开发布中国发展指数(2012)。中国发展指数(RCDI)借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的编制思想，但更加注重结合中国国情，以求全面测量我国地区社会、经济、环境发展状况及差异。中国发展指数由健康、教育、生活水平和社会环境四个单项分指数，一共15个指标构成(见附录1)，利用改进后的指数功效函数法将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和同向化，各分指数以及总指数的合成均采用等权的加权几何平均合成模型。报告自2005年开始发布，至今年已经是第7次发布。历次指数发布所采用的均为前一年的数据。 一、中国发展指数(2012)的几点结论 1、报告对2011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中国发展指数”总指数及四个分指数(健康、教育、生活水平、社会环境)进行了测算和排序，结果显示，中国发展指数总指数位列前三位的城市为北京、上海、天津。 其中，健康指数位列前三位的是上海、北京、辽宁；教育指数位列前三位的为北京、上海、天津；生活水平指数位列前三位的是北京、上海、天津；社会环境指数位列前三位的为海南、江苏、山东。 2、总指数继续保持增长。在增速前8位的省区中，5个来自西部，3个来自东部 ；在增速后8位的省区中，4个来自中西部，4个来自东部。在全国31个省区中，有13个省区的排名发生了变化。其中，重庆、广西、海南等6省区的排序上升，江西、河南、安徽等7省区排序下降。 从分指数来看，与去年相比，31个省区健康指数、生活水平指数和社会环境指数的排序变化均不大；相对而言，绝大多数省区的教育指数都有位次变动，指数得分都高于去年和前年。自2005年以来中国发展指数及分指数连续7年保持增长，增幅明显；说明我国社会经济综合发展近年来稳定上升。 3、自2005年以来，中国发展指数的区域差异始终存在，且一直震荡上升(即我国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在逐步扩大)。生活水平指数的区域差异较高且逐年扩大，从而导致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总指数)的区域差异逐步扩大。社会环境指数的区域差异最小，且多年来保持稳定。健康分指数和教育分指数今年呈现下降势头。 4、聚类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内陆31个省区社会经济地理分四大板块的格局基本未变。辽宁从第三类进入第二类，新疆从第四类进入第三类，其余模块不变。第一类为特大都市区，有北京、上海2个省区；第二类为沿海发达区，有天津、江苏、浙江、山东、辽宁、广东6个省区；第三类为中度发展区，有吉林、福建、内蒙古、黑龙江、河北、山西、湖北、湖南、海南、重庆、陕西、河南、宁夏、广西、新疆、江西、安徽、四川18个省区；第四类为西部偏远区，有青海、云南、甘肃、贵州、西藏5个省区。其中，第一类地区除社会环境指数低于第二类地区外，其余各指数都远远高于其他三类地区，第四类地区各指数都低于其他三类地区。 5、在指数的15项指标中，人均GDP、平均预期寿命等12项指标与去年相比继续进步，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单位产值污水耗氧量2项指标值略高于去年，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与去年持平，变化不明显。 二、中国发展信心调查：整体信心较高与具体领域担忧并存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以电脑辅助电话调查(CATI)的方式对中国大陆2012年的中国发展信心进行了调查。样本随机抽取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抽样框，包含中国大陆100余个大、中、小城市，其中包含城镇和农村，覆盖东、中、西部地区，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样本中性别分布均匀，男女比例协调；年龄结构合理，各个年龄层次均有覆盖；文化程度以大专以下居多，为72.4%，大专以上占27.6%；就业情况分布中，各类就业人员加总起来约占55.3%，略高于非就业人员，且各类就业人员分布较为均匀；收入方面，个人月收入在3000及3000以下的占大部分，约为69.2%；此外此次调查，受访者多为城镇居民，占62.9%，对农村居民也有相当比例的覆盖。信心分值采取100分制的形式，对于正向指标，越接近100分表明信心越高，而对于逆向指标，越接近100分表明信心越低，所有指标均采取标准化处理和等权方式合成各分项指数和总指数。 对2012年中国发展信心的调查显示(图5)：综合考虑受访者对中国未来整体发展信心的状况，受访者整体对中国发展前景较有信心(81.8)，其中对中国发展非常有信心的人群占45%，比较没信心和非常没信心的受访者占15%，说明尽管受访者认为在中国发展中存在一些问题，但整体而言还是对中国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结合受访者的背景信息，我们发现，对中国未来整体发展信心男性比女性高；年龄上呈现中间低两头高的特点，具体而言，23—40岁人群整体信心偏低，而其中尤以31—40岁人群信心最低，61岁以上的人群信心最高；发展信心在学历上也呈现中间低两头高的趋势，以大专及本科最低，大专以下和硕士及以上相对信心较高；职业上呈现非就业人员高于就业人员的状况，其中，学生的信心最高、在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工作就业者次之，最低的是在企业工作的人员；在收入上呈现低收入者信心强于高收入者的趋势；城乡结构上呈现农村高于城镇的特点。结合上述中国发展指数的地区分类，来自特大都市区的民众信心最低，而来自中度发展区的民众对中国发展的信心显著高于其他地区的民众。 (一)健康信心：医疗卫生改革被寄予厚望 受访者的健康信心总体水平差强人意(75)，其中，持非常满意和较为满意态度的受访者占43%，仍有一半以上的受访者对健康方面整体信心不足。具体看来，身体健康状况满意度(80.7)、与过去相比看病方便程度(72.8)、与过去相比医疗保障改善程度(71.6)、对中国未来几年医疗改革信心强度(75.0)。受访者对身体健康程度较为满意，认为与过去相比看病方便程度有所改进，但绝对水平有待提高，主要是因为医院服务质量及等待时间过长等；与过去相比医疗保障有所改善，但改善程度还待提高，民众对中国未来几年医疗改革的信心普遍较高，高达59.5%的受访者表示对未来的医疗改革有较强或很强的信心。 大都市看病反而不方便？ 从区域角度来看，特大都市区居民对于身体健康、看病便利度、医疗保障、医疗改革的满意度都普遍低于其他区域(图6)。大都市拥有完善的医疗卫生设施和资源，可以更便捷地享受医疗服务，但是，满意度并不高。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大都市丰富的医疗卫生资源由于体制机制的原因，为实现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造成居民满意度低，另一方面，是外地居民大量涌入一线城市，挤占当地居民有限的卫生资源，造成供给不足，降低满意度。 (二)教育信心：教育质量提升迫在眉睫 受访者对中国教育发展的整体信心较弱(67.6)，其中，对中国教育整体非常有信心及较有信心的受访者仅占17.6%，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对中国教育持比较没信心或非常没信心的态度(52.5%)。究其主要原因，从五个调查的具体项目可以看到，受访者对所在地的学校教育满意度较低(70.1)，认为学校教育对提高孩子的综合素质作用一般(72.7)。而受访者普遍认为教育费用过高(76.5(逆指标))。从教育的功能看来，受访者认为上大学对就业帮助程度较高(74.1)，有55.5%的受访者还是认可上大学能帮助就业。而从教育的未来发展看来，受访者对中国未来几年的教育改革信心程度较高(73.9)，近三分之一的受访者(32.2)并对未来的教育改革非常信心。 区域教育资源与质量亟待合理配置 从区域角度来看，特大都市区居民对于教育效果、教育投入、教育作用、教育改革的满意度都不高，导致其整体信心普遍低于其他区域(图7)。大都市文化和教育资源丰富，然而，其对教育的信心和满意度都较低。这一方面是由于主观原因，特大都市区居民素质和知识水平较高，对于教育的要求更高，因此，满意度被相对压低。另一方面，是由于教育体制和教育制度确实存在弊端，造成聚集在大都市优质的教育资源，并没有得到高效利用，反而出现错配和无序的情况，因此，这些地区也是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地区，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而对于中度发展区和西部边远区，国家教育政策的大幅度倾斜使得当地的教育设施和教育质量有较大的改善，居民对教育的满意感受在调查中彰显出来。 (三)生活水平信心：生活成本高阻碍民生改善 调查显示，受访者对生活的整体信心不高(66.6)，其中对生活较为满意及非常满意的仅占16.4%，超过一半(54.9%)的受访者对生活整体评价是不太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从四个角度的具体调查看来，生活成本的平均分为81.5(逆指标)，绝大部分的受访者(73.3%)认为目前的生活成本过高，生活压力大。生活水平满意度的平均分为74.3，55%以上的受访者对于目前的生活整体还是比较满意的。对未来生活水平提高的信心程度的平均分为77.9，表明受访者对未来生活水平提高存在一定的信心。而关于生活中最担心的问题前三位是物价(13.6%)、看病(13.5%)和食品安全(11.9%)，这三大问题成为阻碍百姓民生改善的重要因素。 女性的家庭生活水平信心调查结果低于男性 从性别构成来看，男性对于生活提高、生活水平、生活成本的信心均高于女性，女性对于此三个问题更持有消极的态度。这主要是由于当前经济生活领域存在广泛的性别歧视，或者隐形，或者显性，男性更处于相对的优势地位，女性在就业、家庭、社交等领域均处于劣势，这对于女性生活信心的降低无疑产生潜在的影响。此外，女性承担家庭生活的重任，天天与柴米油盐打交道，对于物价上升及生活各方面的感受更贴近、更直接，因此，满意度和信心较低。 “铁饭碗”群体生活水平信心相对较高 从就业状态来看，企业从业人员对于生活成本、生活水平、生活提高的评分最低，与其他职业群体形成明显的反差。这主要是由于，相对于行政事业单位，企业从业人员面对的是竞争更大劳动力市场，工作的不稳定性给此群体带来较大的压力，同时，个体经营者也面临类似的情形，对于生活现状的评价和对生活成本的满意度均低于行政机关及事业单位从业人员。 (四)社会环境信心：社会诉求的群体分化应予关注 对于社会环境的整体信心，受访者同样表现出信心不足的态势，整体信心平均分值为64.2，仅10.7%的受访者对社会整体环境表示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而高达66%的受访者对当前社会环境发展较不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本调查进而从五个角度评价社会信心状况，结果如下，当地环境保护满意度(64.5)、贫富差距程度(82.3(逆指标))、人与人之间信任改善程度(49.9)、交通改善程度(82.8)、对未来社会环境改善信心程度(77.0)。可以看出受访者对环境保护满意度很低，近三分之一的受访者(29.4%)认为当地的环境保护状况相对令人不满意。同时，高达72.5%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社会的贫富差距比较大，而71%的受访者认为人与人之间信任相对过去不但没有改善还略有下降，受访者对贫富差距问题和社会信任问题的较低评价，严重影响了他们对整个社会环境发展的信心。而受访者对当前交通改善程度评价较高，高达77.3%的受访者对交通改善状况持正面的态度，同时，高达59.1%的受访者对未来社会环境改善充满信心。 不同就业状态人群面临不同的社会诉求 从就业状态来看，在校学生对社会环境发展最有信心，明显高于其他职业群体(图10)。作为人才储备和国家未来，在校生对于社会发展的信心较高，这是积极的一面。而行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对环境保护的信心最足，而企业工作人员对贫富差距的感受最深，离退休人员最能感受到近些年交通状况的改善。同时，其他群体对社会社会环境不同方面的评价都有各自较低的评分，这不仅反映了不同群体社会诉求的多样化，也表明我国环境保护、贫富差距、社会信任、交通便利、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各自的不足，需要全面跟进。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信任在各个群体都是评分最低的方面，所反映的普遍民声应引起重视。 区域均等化感受各不同 从区域角度来看，特大都市区居民相对于其他地区认为贫富差距最为严重，对于社会环境的评分最低，对于社会信任的评分也较低(图11)。经济越发达的区域贫富差距越明显，社会信任越低，对于社会环境的满意度越低。这反映了一个严峻的现实，发达地区，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断层更大，社会信任也更为脆弱，贫富分化的现象更加严重。因此，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社会领域的协同跟进发展更加必要和迫切。 总体而言，受访者对中国未来的整体发展是充满信心的，调查结果印证了了我国在交通、医疗等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但同时反映出受访者对环境、教育、贫富差距等方面依然存在着担忧。 中国发展指数(RCDI)是中国人民大学三大发布之一，自2007年初起每年定期发布，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项研究由中国人民大学学校直属跨学科、跨院系的综合性科研究机构——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NSRC)承担，集合了中国人民大学多领域的专家，也获得了国家统计局的大力支持，为合理度量我国综合发展水平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附录1：RCDI的指标结构：4个分指数和15个指标 (1)、健康指数：出生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每万人平均病床数； (2)、教育指数：人均受教育年限、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例； (3)、生活水平指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城乡居民年人均消费比、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4)、社会环境指数：城镇登记失业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人均道路面积、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省会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并好于二级的天数(省会城市API)、单位增加值污水耗氧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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