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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崇文和宣武似乎生来就是为了互相映衬的，以北京城的中轴线前门大街为界，崇文有天坛，宣武就有先农坛;崇文有法华寺，宣武就有法源寺;崇文有花市口，宣武就有菜市口;崇文有龙潭湖，宣武就有陶然亭湖…… 经国务院批准，北京主城的行政区划再度调整，崇文区和宣武区被撤，二者分别并入东城区和西城区，保留“东城”和“西城”的区名。 有了崇文门和宣武门，才有了后来的崇文区与宣武区。大约从明正统年间(约1440年)，依“左文右武”的旧礼为京畿的两扇南大门命名开始，这两座城门与它们面前的土地慢慢地就有了独特的地理与文化意义。这一次，它们的“消逝”引发民间热议，没有了崇文区和宣武区，北京文化会缺失它重要的一部分吗?  明代南城“八坊”分布 源自严嵩的“南城文化” 在明清北京城的规划中，拱卫着紫禁城的内城九门，依逆时针分别是西直门、阜成门、宣武门、正阳门、崇文门、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紫禁城正南的宣武、正阳、崇文三座城门自西向东一字排开，它们向南辐射开去就是今天的崇文区和宣武区。 很长一段时间，这片土地只是一望无垠的郊区而已，连外城也算不上。变化发生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那一年蒙古俺答汗率大军入古北口，直抵北京城下，烧杀抢掠，京城受到严重的破坏。经此一辱，嘉靖帝觉得只有“内城”九门围着还不保险，下令要在京城之外再加一圈城墙。这以后，北京人就管加上的这段外城叫“南城帽儿”。 当年嘉靖把筑城事宜交给严嵩去办，严嵩是奸臣，可他并不笨。他见那些年灾荒遍地，民不聊生，国库也不富裕，心想万一修到一半没钱了该如何交代!就留了一手，先从南边开工。果不其然，刚修一小半，没钱了，绕着北京修一圈是肯定不成了，只得半路停工。可也不能没头没脑撂着半截城墙啊!严嵩便按早作好的打算，把东西两边跟原来的东便门、西便门两个城角连接起来，好似给北京城戴上了帽子，其形状像个“冒”字，这在今天的北京地图上看二环路的走向就能瞧出来。 自有了这顶“帽子”罩着，北京的城市面貌发生了变化，皇城南边出现了一座“外城”，当时也叫“罗城”。它东起东便门、广渠门，经左安门、永定门、右安门，西到广安门、西便门。在这种围合下，南城特有的文化圈诞生了。 早在明朝刚把这段城墙筑起后，西城一个中药铺就流传起一则与严嵩有关的传闻。原来这家药铺的招牌是严嵩写的，在一次火灾中被烧了。找了几个书法家重写，东家都不满意。店里有位老厨子，见掌柜为这事急得饭都吃不下，就说：“您别着急，我写写看!”掌柜斜了他一眼说：“你还会写字?”厨子找来块白木板，拿来干净抹布，沾上墨汁，拿抹布一抹，几个大字写得跟严嵩丝毫不差。掌柜笑得合不上嘴，连说：“好好好!你再冒充严嵩落个款吧。”厨子说：“我就会写这三个字，别的字不会写!”原来天天在这匾下烧饭做菜，厨子收拾完碗筷，就对着那块匾，拿抹布照匾上的三个大字划拉一回当做擦桌子。擦了20多年桌子，就练会这仨字。 南城也有个中药铺的传说：某天夜里，有人敲“西鹤年堂”的门，要买刀伤药。伙计拿了药收了钱，隔着小窗口一看，这人有点脸熟，没等想起在哪里见过，那人一转身就不见了。第二天数钱入账，发现收到的钱竟是给死人烧的冥币!伙计再一想那人的长相，原来是前日在菜市口刑场被砍头的犯人。从此就留下句俚语，骂人不说“你去死”，而说“快去鹤年堂买刀伤药吧”! 都是中药店的传说，两个区的风格却如此不同。西城是富人区，开的是文雅玩笑;“西鹤年堂”所在的菜市口正是刑场所在，清朝时处决人犯，不管是杀谭嗣同还是杀肃顺，都在这家药铺前行刑，监刑官先进鹤年堂休息喝茶成了惯例，所以死人买刀伤药的鬼话只能产生在南城。 非但如此，南边的那几座城门名字也不吉利。《清稗类钞》里有一则“城门名谶”，讲的是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的名字，预示了元明清三个朝代的灭亡。原来，定都北京的这三朝，其末代皇帝的年号分别是至正、崇祯、宣统，三座城门各含一字，是为不祥之兆。其实，宣武门取张衡《东京赋》“武节是宣”，有“武烈宣扬”之意;崇文门是才子赶考必经之门，因而被称为“幸运之门”。  清代南城“五城”分布 大栅栏：旧时的“王府井” 清代将明朝的“罗城”分为五城：东城、南城、中城、北城、西城，范围基本也是今天的崇文区加宣武区。 满洲人进驻北京城后便推行“迁汉令”，内城分驻八旗，拱卫皇宫，实行兵民分城居住。清政府还下令内城不许建会馆、戏院及娱乐设施，这些设施和汉人开设的商店一律迁到了外城。外城虽分成五个区，不过类型只有三类，宣武门外主要是士人、汉官居住区，正阳门外和崇文门外是商业区，住的多是商人，而南部天桥一带才是平民聚居活动的地方。这时起，就外城而言，“东富西贵，南贫北贱”的格局渐渐形成。 明代疏通的通惠河对南城影响很大，漕船可以自通州经运河直抵北京城东南角的大通桥，这样，临近码头的崇文门、正阳门地区遂逐渐发展为繁华的商业区。 南城的商业发达体现在税收上面。为了调剂在京满人官吏的收入，“京师九门，皆有课税，而统于崇文一司”，也就是说，进北京城做生意，都得到崇文门交税。最初，包袱行李还不纳税，发展到后来只要是身外之物都在起征之列，这引起了很多人不满。清朝陈康棋《郎潜纪闻》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一年，江苏吴江的陆中丞以山东布政使的身份进京朝见，崇文门税局的关吏明知他是进京公干，仍收“关税”，因索要的“买路钱”太多，陆氏竟然付不起。无奈之下只好把衣被等物都扔了，只带一个仆人进城，他气愤地对关吏说：“我就这副身板了，未必你们还让我交税!”进城后，陆中丞只能找朋友借衣服被褥，等办完公事离开京城之时才还给人家。 这片商业区中以大栅栏的老字号最知名。明代迁都北京后，因长期战乱，北京人口骤减、商业萧条，为振兴京城，永乐帝决定迁南方富户充实北京。为发展商业，朝廷又决定在城南择地盖房，“召民居住，召商居货，谓之廊房”，于是，正阳门外被确定为搭建廊房的理想之地。“大栅栏”之所以得名，是在康熙九年(1670年)清政府决定外城仿内城之制，于各胡同口设置栅栏。以前明代修筑的那片廊房区，因店铺众多，铁栅栏建得格外高大华丽，久之，“大栅栏”的称呼取代了原来的名称。 大栅栏就是清代北京的“王府井”，以前的民谣说：“大栅栏里买卖全，绸缎烟铺和戏院，药铺针线鞋帽店，车马行人如水淹。”大栅栏里的老字号，没有一家没有出处，没有一家没有来头，没有一家没有自己的特色。 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公司创始人山姆?沃尔顿曾说：“我创立沃尔玛的最初灵感，来自中国的一家古老的商号。它的名字源于传说中一种可以带来金钱的昆虫。”这种使金钱去而复还的昆虫，就是青蚨，也是铜钱的代名词。而山姆?沃尔顿所说的这家商号就是瑞蚨祥。 瑞蚨祥是北京的一家绸布店，是当时字号都冠有个“祥”字的“八大祥”之一。瑞蚨祥创始人为孟鸿升，自称孟子后裔，系山东章丘人。他以经营土捻布发家， 1862年起他先在济南经营绸布生意。1876年，25岁的第二代当家孟雒川进京经商。瑞蚨祥在不断的竞争与合作中变得日益成熟，老北京人一直流传着一个有关瑞蚨祥的诚信故事：在价格不稳定的年景，如果当天有顾客以8分一尺的价格买了绸布，第二天又回来买同样的布，但这时的价格已经涨到了8分5，那么瑞蚨祥宁肯赔本儿，仍会以每尺8分的价格卖给这位顾客，让老主顾满意。 凡此种种，体现的是南城文化的古雅和质朴，透露着南城人的憨厚与实在。如果说北城是北京城的高山流水，那么南城就是它的下里巴人，二者不可偏废。清末的梁启超在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感慨“中国的历史有国家而无社会”，又说“‘二十四史’，二十四家姓也”，他这样的评断至少在北京的大栅栏可以改写。 试想一下，除了瑞蚨祥布匹给你的轻柔和滑润，同仁堂也始终在为你放映“大宅门”的“豪门深似海”，还有天惠斋里飘出的袅袅鼻烟、聚明斋里扇出的徐徐凉风，你能看到、能闻到、能触碰到的，正是最地道的“北京”……然后，你还可以再到厚德福吃一顿铁锅蛋，到张一元喝一壶正经的茉莉花茶，到二庙堂的楼上品一回老式的沙氏水，到聚顺和买一点正装的北京果脯和糙细杂拌儿，到聚庆斋买一包用老式蒲包再盖上一层油纸和红纸的大小八件…… 这就是著名作家肖复兴眼中北京南城的“蓝调”。蓝调的南城，似乎远离北城的高官厚禄、皇家气派，但它却深深扎在北京人的心里面，不可替代。  民国南城“五区”分布 天桥：老北京的“嘉年华” 在我国的许多城市都曾有过市井娱乐与消费的大本营，如天津的三不管、南京的夫子庙、郑州的老坟岗等，而其中名声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就数老北京的天桥了。 历史上的北京外城南部曾是一片水乡。明代内城之水从正阳门与宣武门之间的“响闸”流出，在虎坊桥东南形成了20余个大小不等的湖泊。有一条河从西向东流过，它当时无名，清末名为龙须沟。明永乐时在京城南郊筑起天坛后，为方便帝王祭拜，在正阳门和永定门间修建了大道。大道经过龙须沟处又修筑了一座桥，因是天子祭天必经之桥，遂名“天桥”。 不过负有盛名的天桥市场则迟至晚清才形成。清末民初人震钧所著、刊刻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天咫偶闻》中有对天桥市场较早的描绘：“天桥南北，地最宏敝，贾人趁墟之货，每日云集……今日天桥左边，亦无酒楼，但有玩百戏者，如唱书、走索之属耳。”说明在清末已有商人在天桥附近设摊售货并出现了曲艺、杂技等娱乐内容。 人们常用“万花筒”来形容天桥市场丰富多彩和无所不包。你能想到与北京有关的吃的、穿的、用的、玩的，不管是爆肚儿、豆汁儿，还是虎枕、兔爷，甚至看相、卖假药等各种骗人的勾当，天桥市场都能寻见。只是这些物什因为档次较低，不可能给后人留下什么宝贵的遗产，唯有天桥的“玩儿”有许多绝活，对民间艺术发展有过重要的贡献，也培养了一批批身怀绝技的艺人。 人们把其中技艺最精、表演最奇者称为“八大怪”。他们是滑稽二黄的云里飞、拉洋片的大金牙、说相声的焦德海、摔跤的沈三、“赛活驴”关德俊、骂大街卖药糖的大兵黄、卖蹭油皂的周绍棠、只练不说的拐子顶砖等。这些平民眼中的“大明星”，他们自然上不了厅堂。事实上，他们也从未想过把自己的戏台搬到皇上太后眼前，移进王府大院里面。贴近老百姓，是他们的志趣，也是他们的使命。 当天桥的戏曲艺术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戏园子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起来。1933年筹建的天乐戏院初演评剧。1938年后，有“天桥马连良”之称的梁益鸣和著名武生张宝华长期在此演出，场场爆满。梁益鸣是北京通县人，1923年加入天桥“群益社”科班学戏。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马连良的演出，倾慕备至，从此下决心学习马派。凡是马先生演出他必去学艺，并向马连良的鼓师、琴师问艺，虽未入师门，却被公认为马派的嫡传。 直到1959年，梁益鸣正式拜师在马连良门下，梅兰芳、萧长华等都前去祝贺，成就了一段艺坛佳话。不料“文革”中，他因继马连良之后演出《海瑞罢官》被打成“黑帮”，1970年含冤而逝。 1977年天乐戏院重新翻建，改称天桥礼堂，2004年又改称天桥乐茶园，由曹禺先生题写匾额。尽管名字不断变化，但茶园内演艺的内容未变，弥漫着浓郁的老北京风情，是今天国际大都市北京市井文化的重要遗存。 现在由郭德纲领衔的“德云社”常年在此演出相声，培养了大批的观众，又重新引发了人们对传统曲艺的喜爱，在这里能找到欢乐，能寻到悠长的历史感觉。天桥文化虽几经沉浮，它却从未淡出过人们的视线。  1952年南城“三区”分布 琉璃厂：“四库分馆” 如果认为南城只有市井和世俗，那就大错特错了。 从和平门南行不远，有一条跨南新华街的东西向街道，它东起延寿街，西至南北柳巷，全长不足千米，宽不过十余米，就是这样一条小街，却蜚声海内外。它对北京乃至全中国的历史文化发展都起过重要而独特的作用，这条街就是闻名遐迩的琉璃厂文化街。 琉璃厂，兴建于元代，原来是为修建元大都和皇宫提供大量琉璃构件的琉璃窑，明代专设衙署管理，从清代起，这条街上聚集起众多经营古旧书刊、传统字画、金石篆刻、古董珍玩等中国传统文化用品的商铺。几百年下来，这里曾经集散、流通、保护了难以估量的文化财富，被称为“开架的图书馆”、“免费的博物馆”。 清初，北京的书肆集中于广安门内慈仁寺(今报国寺)一带。但到康熙十八年(1679年)北京大地震后，寺院遭巨大破坏，书肆日渐萧条。与此前后，前门外大栅栏地区成为北京最热闹的商业区，也带动了琉璃厂集市的发展，并开始出现书肆。 因清初实行满汉分城而居，宣南一带特别是琉璃厂附近集中居住了许多汉族官员和文人学士。据前几年在长椿街建成的宣南文化博物馆统计，光是清朝一代，从清初的顾炎武到清末的梁启超，一共有66位大名人在宣南居住或生活过。如龚鼎孳、孙承泽、朱彝尊、吴伟业这些不像官僚更像学者的文化人，他们在琉璃厂一带结诗社、兴诗会，作对唱和，使这一带的文化氛围极为浓厚，并逐渐形成了士文化与市井文化相结合、具有丰厚内涵的宣南文化。 康熙后期，琉璃厂书肆已有相当规模，文人学士、应试举子及进京述职、候补的官员成为琉璃厂书肆的忠实顾客。许多书肆投其所好，广罗珍善之本，供他们选购、品鉴，琉璃厂遂成了“京都雅游之所”。 乾隆年间，琉璃厂进一步繁荣。大藏书家李文藻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进京候补时，终日流连于琉璃厂书肆。后来他写成了《琉璃厂书肆记》，是当时琉璃厂文化繁荣的直接证据。四年后，朝廷下令调集全国各地文人学士2000余名到京开“四库馆”，广征天下藏书，编修《四库全书》。各地书商闻讯也涌入京城，琉璃厂的书肆得到了极大发展。 位于宣武区珠市口西大街的“阅微草堂”见证了这段历史，在民间知名度极高，享有“清代第一才子”的纪晓岚就是它曾经的主人。纪晓岚也不是喜欢做官的人，但乾隆爱他的才，同样以才自负的这位皇帝难得依了一回纪大才子的性子，让他出任《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也人尽其用，在他的主持下，经过13年的努力，集合了中国传统文献菁华的《四库全书》撰毕，留给后世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 鲜为人知的是，当年这批人上朝时在“四库馆”里编写抄录，下朝各自回家后，也常常为一个编书的问题来到琉璃厂继续切磋商讨。这里图书充栋，更便于考证不同的版本，因此琉璃厂实际上成了《四库全书》的另一个编纂处。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离琉璃厂很近，除了编书的“公务”，在私底下，为买到一本好书，琉璃厂也常常出现他与书肆老板讨价还价的身影。 除了旧书肆闻名遐迩，琉璃厂另外的一处特色就是古董店、古玩店的集中，这里几乎吸引着全中国的古玩收藏家，任何一家店铺的故事都足以写成一本书、排成一部戏。 崇古斋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开设在西琉璃厂中间路北的一家不是太大、也不太出名的古玩铺。掌柜的是张鸿瑞，东家用的是堂号“述善堂”。这个堂号是曾做过清朝奉天新民知府陈昔凡的。述善堂存在了52年，直到1956年张鸿瑞的小徒弟李延琦当掌柜时转为公私合营。 那时张鸿瑞还做“包袱斋”的古玩生意，经人介绍远赴新民给陈昔凡送了点古玩，一来二去，成为熟友。光绪三十年陈升为知府。张再赴新民祝贺，并送了几件字画瓷器以为贺礼，陈很喜欢，收下却照价付款。二人遂成为挚友，在张的建议下，陈昔凡拿出他多年的宦囊积蓄，开起了崇古斋。 因为清末、民国期间的社会动乱，旧中国的国门被叩开后，国外的文物贩子和文化强盗也盯上了琉璃厂这块蛋糕，以至于少数古董商也发起了国难财，经琉璃厂流出的重要文物不知凡几。在此背景下，崇古斋却做了一件协助抢救国宝的好事，为后人传诵。 那是日本投降后，溥仪从长春伪宫逃跑，一路上散失了好多从北京清宫带走的珍宝。琉璃厂玉池山房的掌柜马霁川去东北以低价买回不少珍贵的文物，密藏起来，等待时机高价卖给外国人，其中就有我国保存的最古老的一幅国画：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文物收藏家张伯驹闻讯后，怒冲冲地去找马霁川，指责他不应只为赚钱让国宝流失到国外，坚决表示要收藏这幅画。马只好答应卖，却开出800两黄金的天价。 张伯驹拿不出这笔巨款，他只好与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商议，但故宫也因经费不足无力收购。无奈之下，张伯驹发动琉璃厂的古玩界，以他的威望请各古玩铺，谁也不许帮马霁川把此画贩卖出境。又托崇古斋的掌柜李卓卿和墨宝斋的掌柜马宝山出面，与藏有此画待价而沽的马霁川周旋，晓以利害，大力压价，最后压到240两黄金。张伯驹积极筹款，卖掉一座13亩地大的精美的宅邸(原李莲英“似园”)，得款220两黄金，夫人潘素拿出自己的首饰当卖，几乎倾家荡产才凑足240两黄金，将这幅国宝级的历史名画购回。 之后，南京政府的国民党元老张群闻讯愿以500两黄金，请张“割爱”，被张拒绝。建国后，张伯驹先后把展子虔的《游春图》，连同他以前以巨资收藏的珍贵文物：1700多年前的陆机的《平复帖》，范仲淹手书的《道福赞》，杜牧的一幅《赠张好好诗》等若干难以计值的珍品，无偿地捐献给国家。这是张伯驹先生的爱国勋业，又何尝没有琉璃厂古玩商的襄助! 在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中，琉璃厂当然不只是属于文化人，实际上，“老北京”一般会把琉璃厂叫成是“厂甸”，专指过年时在那里举办的庙会，它是普通老百姓新年里娱乐欢庆最理想的去处。这种包容性和开放性，恰恰也就是南城文化的厚重之处。 “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可是，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送给梦中的人，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林海音《城南旧事》   会馆：超越血缘的栖居 因为林海音居住过晋江会馆，才有了《城南旧事》里细腻而传神的演绎，也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四合院，在文学史上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作为一个普通县馆，晋江会馆着实没给后人留下一些古迹或文词，有关的记录也少而又少。据林海音的女儿夏祖丽《追寻母亲林海音的足迹》一文，1930年，林海音父亲林焕文的弟弟因抗日被毒死在大连的牢中，林焕文去大连收尸回来后，气愤、伤心难平，最终病逝。为了节省开支，林海音和母亲及六个弟妹不得不搬离梁家园小楼，住进了南柳巷42号福建、台湾乡亲专用的晋江会馆，因为住在那儿不用缴房租。 会馆，始设于明代前期，迄今所知最早的会馆是建于永乐年间的北京芜湖会馆。北京的会馆多建于清中期，主要为同乡官僚、缙绅和科举之士居停聚会之处。会馆作为明清时期都市中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民间团体，有着很大的社会影响力。 正因这种形式的集聚，会馆里发生的故事成了社会万象的写照，如清末著名的“戊戌变法”就和会馆有着密切关系。当时康有为住在米市胡同南海会馆内，谭嗣同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内。康有为在会馆撰写《上清帝书》，甲午战争后，再撰《上清帝第二书》，促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进行变法。谭嗣同亦在会馆内撰写诗文和书信，与朋友志士抒谈维新。 据统计，北京有百分之七十的会馆坐落在宣武门以南、前门以西这片区域。骡马市大街东口路南，有一片精美的古建筑群，就是名满京城的湖广会馆。湖广会馆原址曾是明朝重臣张居正的府邸，后来徐乾学、岳钟琪、王杰、叶继雯等都曾居于此。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由刘权之、李均简等创议筹建，以联络湖南、湖北在京人士的乡谊。 清末民初，湖广会馆成为名流学士宴会酬唱之地和政党团体集会活动之所，不少有影响的历史事件在此发生。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自沪北上抵京，25日上午同盟会在湖广会馆召开欢迎会，时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在这里发表演说：“望我会(同盟会)同仁，万不可自居革命之首功，专享建设之特权，更应化除私见，与各政党相互提携，联合四万万同胞，同心协力，共谋共和之幸福，巩固民国之基础……”同日下午，同盟会在此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孙中山被选为党主席。湖广会馆见证了中国国民党的早期活动和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志向。 会馆毕竟不是用来“革命”的，它也并非只有铜臭铁锈的商业味道。北京南城的会馆以一种地缘、业缘超出了血缘的包容性，成为历史上不可抹去的一处文化标识。 八大胡同：烟花地也是梨园乡 清末以来，京剧逐渐成为北京最受欢迎的剧种，北京城里京剧的舞台很多，最富盛名还属八大胡同。八大胡同，指在前门外西侧，大栅栏街、铁树斜街以南的多条胡同，“八”字概言其多。从清末到民初，这一带的20多条胡同中集中了大量妓院、烟馆，平日往往是车马盈门、水泄不通。 位于八大胡同中心的陕西巷，多设一等妓院“轻吟小班”，班中姑娘不仅要求年轻貌美，而且需多才多艺。因掩护云南都督蔡锷将军反袁护国而闻名的小凤仙就曾是陕西巷中“云吉班”的一名艺妓。她与蔡锷就相识在云吉班的“上林仙馆”。 1913年蔡锷被袁世凯调至北京任参政院参政等闲职，实际是被软禁起来。为麻痹袁世凯，表明自己胸无大志，蔡锷经常去八大胡同玩乐，结识了小凤仙。当小凤仙得知他反袁的决心后，深为其忧国忧民的胸怀感动，想方设法掩护蔡锷摆脱密探的监视离开北京，辗转至云南，组织“护国军”。 蔡锷离京后，小凤仙焦急地等待着英雄的归来，不料等来的却是将军病逝的噩耗。小凤仙悲痛欲绝。为维护蔡锷的名声，她隐姓埋名，悄悄出走天津，后又到沈阳，默默地度过了后半生，很少有人知道她就是名噪一时的京城名妓。 人们至今为小凤仙的深情感动，却不能误解八大胡同只是“花柳繁华之地”，而忽视了它对京剧发展起过的重要作用。自徽班进京后，这里聚集了众多戏曲班社。各剧种各行当的名角以及乐师、编剧在此居住。当时有“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唱戏的离不开百顺、韩家潭”的俗谚。八大胡同亲历了徽戏与汉调、秦腔相互借鉴、融合，逐渐形成新的剧种——京戏的全过程。 铁树斜街101号是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出生地，是他祖父梅巧玲的故居。梅巧玲祖籍江苏泰州，因家境贫寒，11岁入福盛班学戏。后梅巧玲随四喜班名旦罗巧福习花旦，艺成后成为“同光名伶十三绝”之一，是京剧形成初期的著名旦角演员。他有二子二女，长子梅雨田是著名琴师，曾给谭鑫培伴奏多年。次子梅竹芬即梅兰芳的父亲。 清光绪八年(1882年)，不满41岁的梅巧玲病故于老宅，12年后，他的孙子梅兰芳在老宅的东厢房出生。梅兰芳3岁丧父，孤儿寡母随伯父母生活。9岁时梅兰芳跟吴菱仙学青衣。11岁梅兰芳正式登台，14岁入喜连成(后改富连成)班，同时他向陈德霖学青衣、刀马旦，向王瑶卿学花衫，在北京梨园行崭露头角，逐渐成长为一代大家。 和会馆一样，南城的梨园也上演着中国传统社会宗法血缘亘古不变的主题。而京剧，也成了国粹，走出了八大胡同，走向了全世界。 名人旧居：中国最著名的几间“书房” 北京的名人故居多不胜数，其中以城南为最。 因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的热播，“纪大烟袋”机智、风趣，敢与贪官和珅斗智斗勇的形象深入人心。历史上的纪晓岚是一位博学的才子，他因总纂《四库全书》而彪炳史册，不过难以想象的是，这样一位大才子竟没为自己留下一部学术作品。传世的纪晓岚著作仅有神怪小说集《阅微草堂笔记》，“阅微草堂”是纪晓岚的居所，也是他的书房。 阅微草堂位于珠市口西大街241号，门脸被晋阳饭庄所遮盖。纪晓岚11岁即在此居住至39岁，48岁返京后仍居于此，直至82岁辞世，前后共达60余年。阅微草堂是一座两进四合院，院内有纪晓岚手植的紫藤和海棠，老舍先生曾留下了“四座风香春几许，庭前十丈藤萝花”的名句。 和纪晓岚相比，有的文人并不在意置业买房，干脆住进会馆。梁启超的“饮冰室”就是典型。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21岁的梁启超入京，住进了粉房琉璃街115号的新会会馆。他住在会馆中院的三间北房中，将住房取名“饮冰室”，自号“饮冰室主人”。之后，他追随康有为推行维新变法，名满京城。 “饮冰室”见证了梁启超在北京的全部生活，他青年时是维新领袖，中年时是舆论骄子，晚年成为学术巨人。他“少年强则中国强”的箴言，就在“饮冰室”写成，传遍整个中华大地。 另一位文坛巨匠也在会馆度过了几个春秋，1912年5月，31岁的鲁迅从南京来到北京，先在菜市口东的骡马市大街长发客栈住了一宿，然后搬进了位于南半截胡同7号的绍兴会馆，一直到1919年11月他搬去西直门内八道湾。他在这里待了七年半，是在北京住的时间最久的地方。 在绍兴会馆，鲁迅先是住在藤花馆西屋，然后搬到朝南的屋子，最后又住在西院的补树书屋。在补树书屋里，他写下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等著名小说，还写了《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重要杂文。 鲁迅在南城的故事，他在南城的生活，就如他的“三味书屋”一般，在中国的现代文化史上长久闪烁。 菜市口：戊戌喋血写忠烈 今天宣武门外大街达智桥附近的一处院落，门额上有“松筠庵”三个字，它不像一般的四合院，更像一座小庙。这里是明朝大忠臣杨继盛的故居。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杨继盛以《请诛贼臣疏》弹劾严嵩，历数其“五奸十大罪”，严嵩假传圣旨，将继盛投入死囚牢。廷杖一百，有人送与蚺(rán)蛇胆一具，说是可解血毒，杨继盛拒绝，曰：“椒山(杨继盛字)自有胆，何必蚺蛇哉!”后杨继盛在狱中自行割下腐肉三斤，断筋二条，受尽三年折磨，最后被弃尸，临刑有诗云：“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前未了事，留于后人补!”严嵩不曾想到，他一手筑起来的南城，没有锁住忠臣的魂魄。 满清入关后，清朝想借杨继盛的事迹宣扬忠善，把这里建成祠堂供人凭吊，却没料到，一场凶猛的变法运动恰恰又在这座小院里展开。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是会试年，当年5月2日，广东南海举子康有为在松筠庵集合全国1300余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实行变法图强，史称“公车上书”。于是，短短103天的“戊戌变法”开始，然而它最后留给仁人志士的，依然是杀戮与鲜血。 1898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十三，清代以来每年“秋决”的刑场菜市口再次血光冲天。这一天，“戊戌六君子”被斩首。临刑前，谭嗣同突然叫住军机大臣、监斩官刚毅，表示有话说，刚毅吓得忙叫左右带走他，慌乱之中把案台上的朱笔碰落地上。谭嗣同仰天长啸：“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他为中国的富强而舍生取义，死得惊天动地，永留青史。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人们未必记得“六君子”在北城深宫的运筹帷幄，但一定能记住他们在南城的义举和赴难。南城在世俗和市井之中，竟熏陶出血性男儿的家国情怀。 就因为这志士血、仁人泪，南城的崇文和宣武，无论沧海桑田，世事变迁，它们都有理由留下一片属于自己的历史天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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