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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盨是盛放黍、稷、稻、粱等饭食的礼器或食具。由圈足簋发展而来，用途亦与之相同。《说文解字》皿部：“盨，杠盨，负载器也。”盨出现于西周中期后段，主要流行于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已基本消失。北京保利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文物——遂公盨，如系真品，堪称其鼎盛期的杰出代表。而“人以物传”，随着这件青铜器皿的面世，一个早已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名字——遂公，连同他的古老王国，一起浮出水面，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一、古遂国的兴亡 上古时期，宁阳西北部与肥城临界处有一古国，名遂。据说为夏朝所封虞舜后裔妫姓子爵国，商周时续封。清雍正版《山东通志》载：“遂，虞舜之后，周时为鲁附庸。《春秋》：‘庄公十三年齐人灭遂’；《汉书》：‘济北蛇丘县有遂乡’，在今宁阳县。”[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据《世本》推定，遂国故址在今宁阳县西北，与肥城界交错。所述地望与其他古籍如《路史》、《水经注》所载基本相符，与近人编著的《辞源》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两书的说法和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的遂国位置也大致吻合。今宁阳西北鹤山乡尚有山名曰“遂山”（古名，又作穟山、穗山）[2]，当与此有一定历史关系。 古遂国因为是舜的后裔，所以历经商周改朝换代，一直延续下来。虽然没有足够的史料记载，但可以推测该国是长期以德治国的。但是，到了春秋时代，却成为齐桓公称霸的牺牲品。 齐桓公继位后，任用管仲，图谋霸业。他急于求成，不听管仲劝阻，于鲁庄公十年（前684）兴兵伐鲁，败于长勺。转而攻谭。谭国为嬴姓国，少昊氏后裔，国都在今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谭本是齐的附庸，但桓公出亡经过谭国时，谭国国君不以礼接待。后来桓公回国即位，谭国亦未派人祝贺，因此遭遇灭顶之灾。灭谭之后，齐桓公继续谋求霸主地位。鲁庄公十三年（681），在管仲的建议下，齐桓公与宋、陈、蔡、郑等国国君在齐的北杏(今山东聊城东)会盟。当时也邀请了遂国，但遂国当时是鲁国的附庸，因宗主国鲁国未应邀与会，所以没有参加会盟。齐桓公于是以这个借口向遂国发兵，把遂国灭亡了。这一切，表明春秋时期已进入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室却无力制止。 齐桓公灭亡遂国，意在杀鸡骇猴，借以挟制鲁国等诸侯国。他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鲁国看到了齐国的强大，不得不屈服，与齐国在柯(今东阿西南)会盟，使齐桓公在称霸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二、遂公盨的考释 2002年，保利集团从香港购回一件“遂公盨”，其铭文铸有“大禹治水”及“为政以德”等内容。 这件“遂公盨”呈圆角长方形，失盖，器口沿下饰鸟纹，腹饰瓦纹，小耳上有兽首，原有垂环，圈足中间有桃形缺口。有人据此认定此盨属于西周中期后段，即周孝王、夷王前后。其内底铭文共计10行，98字。前9行每行10字，末一行8字，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李学勤教授隶定为： 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乡（享）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沬（贵）唯德，民好明德，寡顾在天下。用厥邵（绍）好，益干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訏明经齐，好祀无（废）。心好德，婚媾亦唯协。天厘用考，神复用祓禄，永御于宁。遂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诲（侮）。 全铭书法古雅秀美，于整齐匀称中求变化，保存情况良好，只在第四、五行下端，范铸时造成缺损扭曲，以致第五行末一字难于辨识。铭中有几个字，研究者有不同意见，如“差”、“地”、“寡”、“御”等。对于此类古奥铭文来说，看法有异是正常的。其中关键，是“遂公”的“遂”字。李学勤认为此盨为真品，“遂”字当依吴大澂等人之说，是“燧”的异文，读为遂国的“遂”。因将此盨定名为“遂公盨”。并指出“遂国在今山东宁阳西北，传为虞舜之后，春秋鲁庄公十三年（公元前681年）被齐所灭。作盨者是西周时的遂君”，认为“过去著录的古文字材料，有关禹的很少，只有秦公簋提到‘禹迹’，叔夷镈、钟述及成汤伐夏，‘咸有九州，处禹之堵（都）’。至于治水的事迹，乃是第一次发现。秦公簋等都属春秋，遂公盨则早到西周，成为大禹治水传说最早的文物例证，这对于中国古史的研究有很大的意义。”[3]。 据有关专家鉴定称，铭文内容可以佐证大禹治水和夏朝存在的真实性。然而“遂公盨”自发现以来即一直伴随着争议。首先是“铭文没有时间，没有地点，没有人物（只有类似赞语的‘遂公曰’三字，可以推知说话人），没有事件，纯粹是讲道德教训”[4]，与一般盨铭体例迥异。其次从行文风格看，铭文主题鲜明、通俗易懂，内容与战国人所作的《尚书?禹贡》太过雷同。因而有学者认为，此“遂公盨”来路不明，不排除是赝品的可能性。而且仅就命名来看，这一器物究竟应该称之为“遂公盨”，还是应该叫做“豳公盨”、“燹公盨”，也未最后定论。总之，该盨目前疑点尚多，有待多方进一步确认。 严格来讲，如果此盨确系真品，也并未必能最后证明大禹其人和夏王朝存在的真实性，因为按照传说推论，大禹应是原始社会末期的人，为夏王朝的奠基者，距今应在4000年以上。而遂公盨距今约2900年，其间还有一千多年的差距。铭文作者看待大禹时代，应该如我们现在看唐宋一样遥远，大概也只能把大禹当做传说人物看待。所以遂公盨铭文只能证实大禹治水的传说比过去的记载更加古老，对证明大禹其人和夏王朝的存在固然有一定作用，但仍不宜据此得出肯定的结论。 但如果遂公盨确系真品，却足以证明，大禹治水的传说早在西周中期即在遂国成为国君教育臣民的教材，证明遂国是以德治国的，还可以证明宁阳是迄今为止最早的见诸文字记载的大禹传说发源地。因为宁阳西北历史上曾为古遂国疆域，大禹治水传说在宁阳源远流长、宁阳大禹文化氛围特别浓郁，都是不争的事实。 三、宁阳大禹文化的价值 大禹治水虽然目前仍只能认作传说，但作为全国共同认可的先民战胜自然的先例，无疑属于宝贵的精神财富，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核、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宁阳大禹文化作为中国大禹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样有着重要的历史和民俗文化价值。 其一、历史文化价值。 大禹治水故事发生在上古传说时代，而历代流传并不断被加工增益的各种相关传说则是历史真实的曲折反映。传说固然不是历史，但透过传说可以推知历史的某种真相。宁阳大禹文化主要以传说形式存在，并充满了神话色彩，但通过这些材料仍可以得出几点可信的结论：一是我国上古时代确有一位领导人民治水成功的英雄，二是当时治水的范围包括今汶水流域，三是大禹治理汶水时是从实际出发、因势利导的。这给后人留下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历代宁阳人从大禹治水的传说中得到启示：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并非只能任其肆虐而无所作为，而在人类与自然的斗争中，必须遵循规律，顺势而为，并以此指导后来的治水活动。汶水后来也曾多次决口为患，但大都能得到及时有效治理，就是很好的证明。 其二、思想文化价值。 在宁阳大禹传说中，大禹是一位生活在人民中、战斗在第一线的领导者，是躬身实践、率先垂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典型。大禹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及其受尊奉程度，甚至远在尧舜之上。从传说中的大禹身上，不难推出中华民族理想的为政者的形象。这样的为政者除了能建立关乎民族生存发展的丰功伟绩之外，还应能以身作则、带头实干，能心系民生、勤政爱民，并且能克勤克俭、严格自律。这就为后来的为政者树立了标杆，并且对宁阳后人产生了深刻影响。宁阳历史上走出的大量各级官吏，大都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有所作为，那些施政有方、特别是在兴修水利治理水患方面做出成绩、得到人民爱戴的官员，往往被认为是继承了大禹精神。 其三、民俗文化价值。 宁阳大禹传说经数千年传承积淀，已成为宁阳人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当地人民心理、习俗和情感的载体之一。大禹治水的传说，故事优美，流传面广，文学性强，艺术色彩浓郁。既富于想象，神奇夸张，充满浪漫色彩，而又与当地山川地物相融合，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是民间文学宝库里的一枝奇葩。禹王庙数百年来香火经久不绝，当地人民对大禹顶礼膜拜，反映了对治水英雄的崇拜和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而大禹的高尚品德，则对宁阳淳朴敦厚民风的形成及延续发挥了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重要作用。至于历代文人骚客歌颂大禹治水的大量诗文，也无疑增加了宁阳文化的积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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