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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烛子即南天竹的红色果实，成人用量每剂不超过6g，天浆壳又名天将壳，即罗摩的果实，每剂只用三枚。
三、关于痰白为寒，痰黄为热
此固其常也，教科书上这样写，原不为过。但是，只凭痰之颜色分辨寒热是不够的，有些时候甚至会导致判断出错。痰白痰黄不要紧，关键是痰稠不稠，黏不黏，黏稠之痰，始为真热痰，这种痰，很难咯出，病人会告诉你：“黏在喉咙里出不来”。黄而黏稠为热，白而黏稠更是热。痰色黄而稀，易咯出，即不能判断为热，亦只不过说明其在体内停蓄的时间稍长而已，而白而胶黏的痰，却是津液因为燥火熏灼煎熬成痰，还没有来得及在体内停留，即变为胶黏，因此属热属燥。当然，这只是就痰论痰，并不是说不要四诊合参。
四、关于燥邪
前面已经说过秋燥，由于诸多原因，使燥邪致病更为多见，除了风挟温热而燥生，风寒化火化燥这些之外，还有诸如大气污染、汽车尾气、吸烟、居处高楼这些致燥的现代因素。我在这里想说，燥要分别内燥与外燥。外燥有二，一是指秋令感受的燥邪时邪，二是指风寒、风温化燥的病理变化。时邪初起，病在表卫，故虽见干咳无痰，口干咽干燥象，但仍须透达外邪。寒温化燥，清其热则燥气自平，略加些养阴生津之品就可以了。这些都属于外燥。内燥则不同，属于杂病的内燥由五脏精血津液枯涸所致，虽然燥象相近，但其程度却严重得多。知此，喻氏所论乃是阴虚肺燥，而清燥救肺汤为什么要选人参而不是沙参的道理也就出来了。此方之适应证，也应当不是“温燥伤肺”，更不当在什么“轻宣肺燥”之列，而是杂病内燥之方。25年前我在西苑医院侍诊于方药中老师时，北京某厂有一老工人患肺癌来就诊，其证干咳，喉有黏痰，但胶黏不出，气逆喘促，方老即处以清燥救肺汤用人参的方，加浙贝、虫草粉，效果不错。此病例我曾留心随访过数年，所以印象颇深。
五、关于喉痒
外感咳嗽常见喉痒的症状。痒属风，故风咳，风寒咳、风热咳初起，外邪袭肺，都可见喉痒，祛风药如荆芥、防风、薄荷、牛蒡子、蝉退都可以止喉痒。风寒化热，因热而动风之喉痒，清其热，则火平风息喉痒可止。燥邪伤肺，燥甚则干，气道失润，则取甘凉濡润。湿痰咳嗽，气道受阻，肺气上逆，则降其气，化其痰，气道通达，痒才能止，前者如射干、苏子，后者如橘红、半夏，有时我也用僵蚕、蜂房。
六、关于体质
叶天士说：“凡论病，先论体质，形色，脉象，以病乃外加于身也。”（见《临证指南.呕吐门》蔡妪案）。故我此文虽然是说外感咳嗽，但患者的体质不可不究。就临床而言，体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患者对不同病邪的易感性和既病之后病理变化的倾向性。大抵体丰肉柔，阳虚之体，本来就多湿多痰，而且腠理空疏，故较易为风寒之邪伤；而形瘦色苍，阴虚之体，本来就多燥多热者，则易感受风热之邪。是以风热、燥热咳嗽，在阴虚体质者，常须照顾到阴分，叶天士处方中常选用玉竹、沙参、花粉、麦冬、蔗浆等一、二味，就是这个道理。风寒咳嗽，在阳虚体质者，直须扶其阳。郑钦安说阳虚者，定见困倦懒言，四肢无力，人与脉息无神，唇舌青或淡白，而喜热饮热食，身无发热，吐白泡沫痰，尤喜食辣椒、姜等热物。扶其阳则咳嗽自止，不可见痰化痰，见咳止咳。我曾治过这样一些病人，咳连数月，吹点冷风，沾点冷食就咳，追溯其治疗经过，大都如郑氏所云，所用无非市俗之杏仁、贝母、紫苑、冬花、半夏、南星、芥子、百合、桑白皮、化橘红、苏子、枇杷叶，一味杂投，治成“坏病”了。改从体质论治，根本不管咳嗽，温其阳，散其寒，咳嗽即愈。这也就是前面说过的“病为标，人为本”了。
辛凉解表面面观
金代刘河间，不满于医人墨守仲景成规成法，倡用“辛凉、甘寒解表”之法以治热病。但刘氏之所谓“辛凉之剂”，不同于后来温热学家的桑菊、银翘之类处方，而是苦寒、甘寒药与辛温药配合，寒以胜热，辛以达表，俾阳之拂郁既除，而表自解、热自清。例如他创制的防风通圣散一方，就既有苦寒的栀子、黄芩、连翘、大黄，又有甘寒的石膏、滑石，辛温的防风、麻黄、荆芥、川芎等。此方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晋唐方书。如冉雪峰先生在《八法效方举隅》中论及葳蕤汤一方时指出：“葳蕤汤一方……乃麻杏石甘汤之变相，加白薇以清上，独活以清下，皆所以助麻黄解表；玉竹合石膏能清能润，川芎伍青木香则疏而能清……芳香则化浊，柔润则益阴。故寒温夹杂、热壅气郁、热中伏寒、寒中包火，悉可治之。其清凉已开后人银翘、桑菊之渐，其芳香已开后人香苏、神芎之渐，其方注一寒一热已开后人启毒、双解之渐”。不过晋唐时不以“辛凉”名之罢了。
明初王安道《医经溯洄集》有温暑当用辛凉，不当用辛温之论，论者以此说他始能“脱却伤寒”。“脱却伤寒”，也就是后来吴鞠通说的“跳出伤寒圈子”。陶华《伤寒六书》之说与王氏相近，谓伤寒为杀厉之气，其性凛烈，故初起者治宜辛温；温病则邪热自里发外，故首起便当用辛凉。惜乎仲景书非全书，温暑必别有方，他补了一首“辛凉解表”的方，即张洁古的“九味羌活汤”。此方亦以羌活、防风、白芷、苍术、川芎等辛温药与苦寒的黄芩、甘寒的生地相伍，而名之为“辛凉”者。大率清代叶天士之前的所谓“辛凉解表”者，皆此类也。
叶氏治风温初起，主张用“辛凉清上”，“微苦以清降，微辛以宣通”，即《外感温热篇》所谓“在卫汗之可也”，但他反对“医谓六经，辄投羌防，泄阳气，劫胃汁”。《临证指南医案》风温、温热诸案，轻清灵动，足以为后世法。无怪与之同时而稍晚的俞震赞誉他“真足超越前贤，且不蹈用重药者一匙偶误，覆水难收之弊也。此翁聪明诚不可及”。至吴鞠通《温病条辨》乃大倡辛凉解表之说，力辟“以温治温”之非，他大声疾呼“世人悉以羌、防、柴、葛治四时外感，竟谓天地有冬而无夏，不亦冤哉!”影响所及，医人皆以为温病不可用温药，如《温病四字诀》说：“病以温称，顾名思义，热邪伤阴，与寒迥异，要之温病，忌用温药”。就连一代名医张锡纯也以为麻杏石甘汤的麻黄、杏仁皆温，犯了以温治温之忌，径以薄荷换麻黄、牛蒡子换杏仁。我们现在来看吴氏自创的银翘散，其用药显然是师法叶氏《临证指南》风温、温热医案，但也有他自己的经验，例如叶天士治风温初起，用连翘，却绝不用银花。此方对表证明显而见身痛、恶寒、无汗者，解表之力不足，何廉臣《通俗伤寒论》按语及今人孙纯一《温病一得》于此都主张加少许麻黄，蒲辅周则尝用葱白，认为葱白辛温而不燥热，加之原方有豆豉，合葱白则为葱豉汤，正是“温病开手必用之剂”(王孟英语)。其实，吴鞠通也看到了此方存在解表之力不足的问题，但他惑于喻嘉言“微发于不发”之论，用了桂枝汤，甚至不惜捏造仲景原文。其方用得不好，其论则无中生有，所以颇遭非议。如里热明显而见口渴、壮热、心烦、咽痛者，银翘散清热之力也嫌不足。温病初起即见里热，便须早用凉剂直折其热，不必等到热邪深入才用苦寒，等到“舌黄、渴甚、大汗、面赤、恶热”悉具才用白虎汤。张菊人《菊人医话》正是有见于此，才主张去荆芥、桔梗，早加黄芩、栝楼。
近20年来，又涌现出一批新型的辛凉解表方，与前述金代、明代的辛凉方相近。如羌活板蓝根汤(羌活、板蓝根)、羌活黄芩汤(羌活、黄芩)、羌蒡蒲薄汤(羌活、牛蒡子、蒲公英、薄荷)等。这些方，无论解表、清热，两方面作用都很强，也不拘于伤寒、温病，剂量也不再是“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如羌活一般用9～15克，板蓝根用15～30克。笔者治外感初起，证见恶寒、身痛，高热不退，口渴、咽痛，无汗或汗出不畅者，尝取败毒散之荆芥、防风，竹叶石膏汤之竹叶、石膏，小柴胡汤之柴胡、黄芩，银翘散之银花、连翘，差不多1～2剂即可退热，屡经运用，故敢为读者告。自谓此方虽杂凑而成，但亦得金元之余绪，名之为“辛凉解表方”亦无不可。盖辛者，辛以解表；凉者，凉以泄热也。
顾松园
如果不是陆以湉在《冷庐医话》中提到顾松园（靖远），我们就很难知道清初吴门这位医学名家了。吴氏手眼极高，而盛赞顾氏之医，更发见与其同时的汪缵功窃取顾氏之作，为之不平。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左国楫氏得到《顾松园医镜》的抄本，认为“书中各症著论，均极精要，治法亦别具手眼”，“自制方多佳者”，始第一次把这部世不经见的书付印，但流传亦不广。我是1983年春在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见到左氏刊本的，觉得很好，便抄录了一部分（当时还没复印机）；过了些年，我游洛阳时，竟意外地发现《顾氏医镜》的校注本，这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顾氏后人献出来的，虽然校注者有不少画蛇添足之举，但也难得他的一片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