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兰考的一场火灾夺走了7个孤残孩子的生命。连日来，谴责与质疑声不绝于耳。1月8日，兰考县启动问责机制，对包括县民政局局长在内的6名责任人予以停职检查。
巧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同日发布《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据该解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重伤3人以上等情形，就要认定为渎职犯罪。
人们不能不问上述被停职人员是否应该适用该解释，追究其刑责。
首要问题是抚养那些孤儿的当地人袁厉害该不该担责。几日前，政法大学有位教授认为，一经收养，袁厉害就对这些孩子负有保证人身安全的义务，袁厉害很有可能被追究过失致人死亡罪。这个罪名的最高刑期是七年。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如果是袁厉害的过失行为导致了这场火灾，袁厉害是有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据查，起火原因是袁厉害住宅内的儿童玩火所致。但要肯定袁厉害对儿童玩火行为负责，不能不分析袁厉害收养儿童的实际现状：偌大一个兰考县没有一所公办的儿童福利院，当地民警甚至也往她那送孩子。那么，孩子们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
对于袁厉害，我们岂能用正常妈妈的标准来衡量她的母爱？而且，不难想象，20多年来，如果没有袁厉害，上百名弃婴的命运定是更加悲惨。
刑法中有一个“期待可能性”理论，是指根据行为时的具体情况，能期待行为者实施合法行为的可能性。如果有期待的可能性，即能期待行为者在行为时实施合法行为，行为者违反此期待则产生责任；如果无期待可能性，此时行为者不负刑事责任。
结合袁厉害的实际，我们能期待她有多大的能耐呢？有关报道表明，袁厉害对孩子已经尽心尽力，现实生活让她对此次事故的发生无能为力，所以，将她认定为犯罪，不仅缺乏理论支撑，而且，也不会取得好的社会效果。
其次，当地政府部门相关官员该不该担责。多年来，当地政府不可能不知道袁厉害的“难”与孩子们的“苦”，却因“无能为力”，只能任由袁厉害苦苦地拉扯孩子们。正由于袁厉害的爱心补充着当地公办福利之缺，出了事，政府部门就有了“监管不力、疏于管理”的渎职嫌疑。但要追究相关人员刑责，也必须考虑政府行为与这场火灾的法律关系。
我国法律对收养条件与程序限制较多，办理合法的收养手续困难重重。据民政部1月9日公布的数据，我国现有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即“孤儿”)61.5万名。其中，民政部门的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有10.9万名，其他途径抚养的孤儿有50多万名。这是客观事实。于是，像袁厉害这样的不“合格”收养人很普遍。对此，政府的常规做法，一是规范引导，二是提供可能的帮扶。事实上，兰考民政局给予了袁厉害夫妇和18名弃婴低保，每人每月87元。袁厉害本人也认可了政府的帮助。这些都说明，当地政府对于袁厉害的收养行为有一定作为，而不是完全置之不管的。
试想，如果是当地一家公办收养院发生了这样的事故，那这些停职者早就成为了犯罪嫌疑人。两者的区别明显存在。正是监管民间收养的间接性，决定了我们难以简单认定相关官员对七名孤儿的死亡负有渎职罪。
当然，对于相关政府官员，我们可以更为苛刻地期待，比如，他们是否能更早一点落实公办收养院的建设问题等。从这个意义上看，相关人员还是应承担行政责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