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智慧与人生智慧
肖群忠
对智慧及其特性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智慧作为人生的实践、价值的选择，作为普遍与特殊的权衡，作为人的能力、品质与境界，智慧总是与伦理道德相关，道德智慧是智慧的主要形式。换句话也可以说智慧所具有的特质，道德智慧都具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继续探讨什么是道德智慧？道德智慧与人生智慧又是什么关系？
要讨论道德智慧，首先应该明确道德这个概念及其适用范围，因为道德智慧无非就是“道德的智慧”。狭义的道德仅是指道德规范和美德，但广义的道德观包括人生观和价值观。在中西方的传统哲学中，人生哲学问题、价值哲学问题都是归属于伦理学或者哲学价值论的，虽然随着现代哲学知识的不断丰富和分化，人生哲学与价值哲学都成为某些哲学家专门的研究领域，但实际上，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仍然是紧密联系着的。道德是一种实践理性和实践智慧，它告诉我们如何过一种善和幸福的生活？如何正确的行动？要做什么样的人？应该履行什么样的义务？要具有何种美德？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人生实践、价值观选择，也离不开人伦关系的处理和自己的修身养性与安身立命。
伦理无法离开人生，人生也不能没有伦理。道德是人的道德，也只有在人的社会生活中才有道德，要真正能够正确的行动，要做一个好人或君子，是以对人生问题的正确觉解相联系的，因此，人生观实际上成为道德观的主体认识前提。正确的行动和美好的品质都是建立在对“善”和价值的正确认识的前提下的，因此，价值观是正确的道德行为和美好品质的价值前提。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则是，在历史上，伦理学处于哲学价值论的核心地位。离开了对善恶正邪的价值判断、人类和社会生活的普遍价值标准、理想与价值目标的探索和追寻，那么，伦理道德也就失去了其价值基础。规范系统的建构总是以价值的确认为前提：人们首先是根据价值形态来规定行为的规范和评价的准则。“什么应当做”，与“什么是善”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惟有对善与恶有所认定，才能进而形成何者当为，何者不当为的行为规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道德与人的整个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有关，我曾提出一种道德观，认为“道德是主体基于自身人性完善和社会关系完善的需要而在人类现实生活中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化价值观念、规范及其实践活动。”[1]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道德智慧”的内含或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人生觉解、价值澄明、知世明伦、修身立命。
人生觉解。道德是一种渗透于人生和社会关系诸方面的社会现象，道德作为人的道德主要是以人的内心信念作为维持手段的，因此，道德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其深层动力来自于主体的一定的人生观和坚定信念，因此一个有道德智慧的人必然是“究天人之际，观古今之变”，对天道、人道都有深刻的了解和清醒的自觉。比如，儒家有“三才”之说，天居于上，地承于下，而人居其中，与天地合德。因此，人应效法天地的某些特性来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易传》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行”，天或自然的运行，“健”：即强壮、刚健，它是乾卦也就是天的特性和品格。“君子以”是“君子应该”的意思。《说卦》说：“坤，顺也。”“坤为地”，所以坤代表地，地具有柔顺承天，博厚载物的品性。这两句话曾被张岱年先生看作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旨在强调人应效法天地之道，自强不息，有为奋进，此是君子的立身之本；同时还应象大地一样，具有博厚的胸怀，承载万物，包容众有，此是君子待人接物之方。正如王夫之所说：“以‘自强不息’为修己之纲，以‘厚德载物’为治人之本，故曰：乾坤其《易》之门户，道从此出，德从此入。”[2]儒家的人生态度最核心的就是这样两点：即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宽容待人。儒家的这种基本人生态度实际上就是它的基本道德精神，可见，只有对儒家这种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有所觉解和体认，才会信奉弘扬儒家的自强精神，厚德精神。如果不是积极入世的态度，那就不会重视道德。比如，道家坚持道法自然和道常无为的人生观，因此，它们就不主张人为的道德，而是追求一种自然无为、超越自由的生活境界。可见道德智慧首先是对人生大道的觉解，它可以从根本上决定我们人生实践中的道德精神和道德选择。
价值澄明。用“澄明”似乎已经在说一种道德智慧的境界了，实际上作为一种动态过程的道德智慧，也可以说是不断的“价值澄清”活动。道德作为一种实践理性，实际上是人们一种实践的价值选择意识亦即善恶意识，它是不同于对事物认识的真假意识和审美的美丑意识的。一个积极投身社会生活的人，一个追求道德智慧的人，总是要能够分清是非善恶，才能称得上有道德智慧，而不能像庄子那样“齐彼是”、“齐是非”、“齐善恶”，这是由他的特有道德观所决定的，即“道未始有封”、“德者成和之修”。这种相对主义的善恶观是他不辨差别，齐生死、忘物我的人生态度的体现，不失为一种人生智慧，但却不能被看作是“道德智慧”，而是一种“超道德智慧”。道德智慧总是要分清是非善恶，这就像儒家所坚持的的“以德报德”、“以直报怨”，这是要分清是非的，要赏罚分明的。而不是像一些宗教那样“以德报怨”、“别人打你的右脸，你把左脸也给他打”，这也许是一种更为超越的“宗教道德智慧”，却不是我们每个庸常之人所能做到的。“道德智慧”的价值澄明不仅包括认知评价上的“价值澄清”活动，而且还包括实践意义上的价值选择。光有认识不能落实为实践，还不能把道德智慧坚持到底。生活中时时存在着很多道德的选择，如道义与利益、群体与个体、理想与现实、理性与欲望等等的选择。道德智慧就是在人生日常行为和关键时刻都能做出符合道义的正确选择。如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也是人的最大利益，但当它与道义发生严重冲突，不能两全时，儒家却鼓励人们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6?1里仁》）孔子倡导并坚持“义以为上”的价值观，他虽承认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但认为对富贵的追求应该合乎道义的要求，不可违背道义去追求富贵：“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6?1述而》）因为一旦仅仅以利本身为出发点，而不以义去约束利，则往往会导致不良的行为后果：“放于利而行，则多怨。（《论语?6?1里仁》）所以他一再强调要“见利思义”《论语?6?1宪问》），“见得思义”（《论语?6?1季氏》），并且把这看作一项基本的道德要求。孟子则认为“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6?1滕文公下》）总之，道德智慧，要求人们能够做正确的价值观选择。近年来常看到许多贪腐的高官层级不仅有省级，还有副委员长层级的，因为贪腐也就是为了钱财而丢了脑袋，常常为此感叹，这些人能到这种高位，他们的“智商”和人生权谋可能都是很高的，可是他们都是缺乏“道德智慧”的人，因为他们在义利观问题上未能做出正确选择，可见道德智慧对人生是非常重要的。
知世明伦。知世故、明人伦是道德智慧的又一重要方面。所谓“人世”也就是人与人组成的现实社会的人伦关系，道德智慧无非是一种审时度势，善处人际关系的明智。俗语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理解这句话是道德智慧的“知世明伦”的朴素表达。在中国语境中，所谓“学问”主要是做人的“为己之学”，所谓“文章”是与道德相联系的“道德文章”。是“尊德性而道问学、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统一。
知世故要求人们能够审时度势，知先后、掂轻重、择缓急，体现为实践过程中的明智恰当。“识时势”就是通常所说的“审时度势”，也就是道德主体在行道过程中对于“道”之行与不行的现实性及可行性的客观条件的判断。孔子曾经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说，智者要善于判断究竟形势是否适合行道，可行道则出来当官，不可行道则隐居以养志。在孟子看来，孔子正是具有“识时势”之智德的典范，“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万章下》）孟子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也就是说一个大仁大智大勇之人不仅是胸怀高远理想和道义原则的人，而且也是能够了解客观情势，掌握运命与时机的人，所谓“时势造英雄”，也就是说他们高于凡人的地方不仅在于他们有仁以为己任，天下为公的胸怀，也具有审时度势，顺天应人的智慧，这样才会成事，利国惠己。而仅有仁德而无审时度势之智，就会空有报国报民之志，而壮志未酬身先去，这样最终也不会利民利国。同时还要有判别轻重缓急的意识，明白当下之务。真正具有智德的人，在具体的道德境遇中，能够权衡利弊得失，分清轻重缓急，知道先后顺序，迅速判断当下应该完成的最重要的任务。
所谓“明人伦”就是要求我们了解自己与他人、与环境的关系，善识人。孔子有时甚至将“知人”作为“知”的定义，樊迟问“知”，孔子回答说：“知人。”（《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所谓“知人”，主要指正确地认识人、客观地鉴别人、清醒地理解人。“知人”也就是“辨识人之诚伪、善恶、智愚、贤不肖。”[3]道德智慧不仅要求能知人，而且还能够与人进行友好的交往，与人为善，善处人际关系，不失原则，不做乡愿之人，但又能与人保持友好和谐的关系。应该对自己的身份与角色有高度的自觉，有责任感，义务感，知所当为，有所不为，根据自己在人伦秩序中的地位，来正确行动，既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又要“当仁不让”，勇于承担，尽伦尽份。
修身立命。这类道德智慧主要是解决如何做人？如何过一种好生活的问题，其内容在我看来主要是知己的明智、修己的实践和安身立命的境界。具有自知之明，正确地认识自己，被儒家看作是比“使人知己”、“知他人”更为高明的德性，儒家将之视作君子的基本德性之一。这一见解与儒家强调的“反求诸己”思想是相一致的。《老子》第三十三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所谓“自知”，主要是对于自己的德性、能力大小及优缺点有清醒的认识。正确认识到自己的德性、能力和优缺点，方能不妄自尊大、不好高骛远，亦不妄自菲薄。孔子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又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孔子的这些说法正是“自知之明”的生动体现。“人贵有自知之明”。有自知之明的人是一个充满道德智慧的人，知人难，自知更难，因此，这种自知的道德智慧也需要在人生的长途中，在与人的交往中不断的提高。
知己是道德智慧的认识活动，而修身则是道德智慧的实践活动。修身不仅需要学、思，而且还重在习、行。一个有道德智慧的人必然是有高度的道德修养自觉性的人，化德性为生活，培养自己的人格，形成自己文明优雅的生活方式，从而达到安身立命的人生境界。那么，何为安身立命的人生境界？在我看来主要体现为：第一，知命、立命的人生定见。孔子说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第二，独善其身的道德追求。“修身以见世”。第三，安之若素的行为方式。《中庸》有言：“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凌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 第四，心安情乐的精神状态。心安就是由于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有清楚的认识，对自己的行为有良好的自控，对自己的道德有高度的自信，对自己的人格操守有充分的自尊，因此在心理上形成了一种心平如境、不假外求、安之若素、怡然自得的平和状态，用现代话说就是他们心理特别平衡，按伊壁鸠鲁的话说就是“灵魂的无纷扰”。不仅如此，他们的精神状态是快乐的，得志时，乐其政，不得志时，乐其道。俗语“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就是对这种状态的最简明的概括和认同。[4]
道德智慧与人生智慧是有密切联系的，这是因为道德是一种总体性、全体性的人生事象，人的道德智慧总是在人生过程中追求并实现的，但二者也有其范围大小和性质殊异。所谓“道德智慧”在性质上仅是指向善的价值的智慧，而人生智慧包括不包括那种趋向于恶的奸智尚可讨论，但有很多中性的智慧则肯定可以算是人生智慧却不能算作是道德智慧。冯友兰先生在其《新原人》一书中将人生的境界分为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个境界，在我看来，处于道德、天地境界的人由于他们的人生实践是行义的、尽伦尽职的；参天地之化育，尽心知性知天进而事天、乐天、同天，对人生有高度的觉解，可以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自然是事事皆合宜恰当，因此，自然可视为是道德智慧境界了。而前两个人生境界的人，“自然境界”的人是循自然本性和社会习俗而行的人，“功利境界”的人是求名求利的人。这些行为是一种自然的、功利的非善非恶的人生现实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很多达成相关人生目的的智慧，这种智慧不能算作是道德智慧，却是人生智慧。比如，人们为了生存，要求富，就要有商人的精于计算，长于经营的智慧，有的人为了求得更大的政治利益，获得高位，玩弄权术，长于管理，这也虽非道德智慧，却是一种人生智慧。这种智慧有时可能在道德善恶性质上是中性的，是非善非恶的，比如，“权术”也可能用于道德的政治目的的达成，也可能服务于个人或团体利益的达成。我们不能因为道德智慧而否认这种智慧的存在及其价值。焦国成教授在其“智慧四境界说”一文中就把智慧分为第一种境界：崇尚聪明和知识的智慧；第二种境界：崇尚权谋和技巧的智慧；第三种境界：崇尚道德正义的智慧；第四种境界：崇尚本真和超越的智慧。该文所说的前两种境界显然属于人生境界还不属于道德境界，第四种属于是一种人生的宗教觉解的境界，由于其实现了对人生全体而系统的把握，不会导致恶的价值，因而类似于我们所说的“人生觉解”的道德智慧。而焦文则正确指出了崇尚道德正义的道德智慧是一种“正智”，“这种智慧重在知是知非、知善知恶、知可知不可。”[5]张汝伦教授倾向于认为智谋不是智慧。他说：“智慧与谋略的另一个重要不同是智慧具有德性的内涵。谋略或计谋是不讲是非，只讲成功，是一种典型工具理性的产物，而智慧则不然，智慧总是与德性相关，与价值理性为邻。”[6]道德智慧的本质在于他是坚持正义原则，善恶是非原则，它虽然并不全然排斥利益，但却是超功利的，认为坚持道义所获得的利益才是长远利益，才令人心安理得，才会促进人生的幸福和社会的和谐，而功利智慧的所谓“聪明”有可能“反被聪明误”，用权谋机巧所获得的利益可能是暂时的，是有一利必有一害的。道德智慧是仁以爱人，义以正己，以德服众，以德修身，以德见于世，以德安身立命的。
强调智慧的道德性自是没错，但在我看来不应据此否认中性的工具理性或计谋作为人生智慧存在的价值。或者说人生智慧与道德智慧是一种种属关系，一方面我们应该强调道德智慧作为人生正智和大智的价值，但也不能全然否定中性的、计谋的、工具的甚至是生存的人生智慧的独立存在价值。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1] 参见拙著：《伦理与传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页。
[2] 王夫之：《周易内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页。
[3] 陈立夫：《人理学研究》，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5年，第360页。
[4]详见拙文：《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哲学研究》2010年第2期。
[5]焦国成：《智慧四境界说》，《新华文摘》2010年第20期，第45页。
[6]张汝伦：《以智慧之名把握人生》，《光明日报》2011年5月27日第15版。
本文为部分节选，原文为《智慧、道德与哲学》，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