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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医生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不接受救治，平静地离去。
Ken Murray 2012-7-23 2011年底的时候，我给《索加罗》写了篇文章《医生如何面对死亡》。根据我作为一名医生的观察和经验写的。文章中写了医生们与常人相比更倾向于接受寿终正寝这一事实。因为他们知道继续治疗下去是毫无用处的，继续活着也没有意义了。我想指出的是，如果我们想，所有人都能选择如何死去的方式——在家里，和家人一起，没有医院的干预或者干脆什么也不想。 对这观点的反应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我在网上的评论中看到很多人说他们所爱的人的生命维持治疗。他们说那些快要去世的亲人们得一直忍受着有很大副作用的药物和痛苦的治疗手段，这些还对他们毫无益处。我也一直记得我的一个病人，她既不会说话也不能动了，用眼神告诉着我:让这些快点结束吧。谢天谢地，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少了。多亏有了预设医疗指示和生命维持治疗准则，如果你想，那么你就能够平静地离去。 当然这篇文章也会激起一些怀疑论者反对的声音。我写的这篇文章用的是一种私下里说轶事的风格，所以没有数字、研究和图表。举个例子，专栏作家克莱因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要求看到我这样断言的更多证据。“有人知道医生们接受了多少生命维持治疗吗？”还问道：“或者有多少百分比的医生立下生前遗嘱？” 他的文章中满是这样的问题。也许我得给“医生如何面对死亡”加个尾注，因为这观点都是基于观察得来的，我找了一些相关的学术研究，可能会支持或驳斥这观点。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否大多数的医生是和常人不一样地去世的。能找到的最明确的论据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项研究，约翰霍普金斯先驱研究，基于医学史和自愿参加研究的48—64届医学院的学生们。研究表明，65%的医生（或学过医的）都会预设医疗指示。这就是说，有份正规的文件早已经说明了医生们会选择何种生命维持治疗；而有20%的公众会选择这么做。当问及长期昏迷中是否会做心肺复苏时，90%的医生回答是不会；25%的公众也是不会做的。 我在《医生如何面对死亡》中是认为心肺复苏不像人们想的那样好用的。人们在电视上看的和现实生活中的是不一样的。1996年《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刊登了一篇研究，表明电视上演的心肺复苏在60件病例中有75%的成功率，65%的病人都康复回家了。与之相对的是，2010年在日本，对95,000件心肺复苏病例研究后，健康博士英朗安永和他的团队发现，只有8%的病人活过了一个月。其中，3%的人重新过上正常生活，3%多一点的人成了植物人，还有2%的人有着严重的后遗症。 威斯康辛大学护理学教授凯伦·凯尔的研究也证实了我那希望病人们都能平静地离去的观点。在文章《走向平静：寿终正寝观念分析》中，凯尔分析了相关文章并且基于其评论，提出理想的死亡应该这样：可控，舒适，有种终结感，其价值观得到体现，信任提供治疗的人，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死亡。大部分这些事情医院可做不了。不幸的是，大多数病人都有未尽之事。1998年《美国老年病学期刊》刊登的一项对享有医疗保险的病人的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想在家里去世的人都死在了医院。 我所谈论的这些被治疗手段弄得很悲催的情况通常都是发生在医院中。我注意到通常情况下病人的家属和医生们都会不顾及病人寻求解脱的心愿。对此的研究表明家人通常会无心地影响得事情跑偏，尤其是没有任何遗嘱的情况下。2003年刊登在《临床肿瘤学期刊》上的一篇研究表明大多数病人和家属都觉得应该由病人自己决定是否继续治疗，但实际上有一半的病人家属都不顾病人的选择。病人们反对使用生命维持设备，但他们没有书面文件能解决这问题。与之相对，2010年《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的一篇研究显示预留医疗指示的人都能接收到了他们所选择的治疗方式。 每个医生都听过人们出乎医生意料、奇迹般康复的故事（这些故事也是使得医生不愿妄下结论的原因）。但我说这些都是发生在所有治疗都无效、病人直面死亡的情况下。在每况愈下到最后阶段的病人身上，心肺复苏肯定是不好使的。2010年《癌症维持疗法期刊》刊登的一篇文章提到，本不想做心肺复苏的病人还是做了。在69个这样的病人中，8人在当时恢复了心跳，但48小时后还是去世了。好心的心肺复苏的倡导者们会拿“存活率”说话，但这个词本应该指心脏靠自己在跳动。上述例子中，存活率为11%，但就公众理解的存活（活下来并重新过上好日子）的比例为0. 我们都不想死。但就是这样的逃避是很多美国人即使在病重之时也不做预留医疗指示的一个原因。当我的病人在家属陪同下来办公室找我的时候，我就会问他们：你想怎么走？我不愿问，是因为病人已经在弥留之际，或者他们病得求生不能。但我得问，是因为我得让病人自己考虑这个问题并让家属听到他的想法。多余无效的治疗，被延长的死亡还有死在医院已经成为美国和其他许多地方面临的普遍问题。但当我们医生和大家能正视这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时，这些都会迎刃而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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