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的“自画像” (2012-11-10 20:15:23)
《五色鹦鹉图》卷流传有绪，图左上“天历之宝”朱文大印，证明它曾经入藏元文宗图贴睦尔内府。明末为书画家戴明说收藏，清初归收藏家宋犖，图卷上均有戴、宋两人的鉴藏印。后入藏乾隆内府，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卷二十六《重华宫》，列为“画卷上等”。但在乾隆内府重裱时，装裱者将原画后的宋徽宗题诗误裱到画的前面。同治或光绪年间赏赐给道光第六子恭亲王奕訢。辛亥革命（1911）后，末代恭亲王溥伟（1880—1936）为了筹措“满清复国”的政治经费，将此图售于古董商。1925年为张允中（号补萝庵主，浙江绍兴人）在北京琉璃厂购得，并在卷后连题五跋。后来张氏又将此图卷售于日本著名古董商人江藤涛雄。江藤后再将此图卷转售日本政治家、著名书画收藏家山本悌二郎（斋号澄怀堂，1870—1937）。山本后来将之卖给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从上大致可以厘清《五色鹦鹉图卷》最近百余年的流传过程：清宫内府、恭王府（溥伟）、琉璃厂古董商人、张允中、江藤涛雄、山本悌二郎、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代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购藏此图的是时任该馆东方部的富田辛次郎（1890—1976），购入时间是1933年。《五色鹦鹉图卷》的流传历史，也是一部中国文物外流的辛酸史。 《五色鹦鹉图》上因鹦鹉是立于杏花枝头，故又名《杏花鹦鹉图》。图中五色鹦鹉（学名“华丽吸密鹦鹉”，产于东南亚），头顶、眼后为黑色，颈部前端为红色，颈部后方为白色，背、翅、尾、腿为青色，腹部羽毛为橘黄色，共计青黄赤白黑“五色”。在道家的阴阳五行中，青黄赤白黑“五色”代表了五个方位，亦象征天下之义。宋徽宗是道教的狂热崇信者，故《五色鹦鹉图》中有其特定的道教情结在内。 宋徽宗的生日是壬戌年五月五日（端午节），这其实是一个很不吉利的日子，因为在端午节是中国传统的驱毒避邪之日。又加之端午节是仲夏之始，属于“阳火”，又五与午皆属火。壬、戌分别带火和木，木亦是火种。后来，宋徽宗听信道士建议，居然将自己的生日改为“壬戌年十月十日”，以十月之阴补“端午”之阳，取“十”之水以制“五”之火。 尽管宋徽宗对道教的痴迷达到走火入魔的境地，但他的内心其实也深知：自己五月五日的生日是一个永远都无法抹去的“心病”，而改生日为“十月十日”只不过是一种心理安慰和自我求赎罢了，所以他对“五”字始终极为敏感。而《五色鹦鹉图》中的五色鹦鹉，或许有某些自己的象征隐义。他在此画上的题诗云：“天产乹皋此异禽，遐陬来贡九重深。体全五色非凡质，惠吐多言更好听。飞翥似怜毛羽贵，徘徊如饱稻粱心，网膺绀趾诚端雅，为赋新篇步武吟。”此诗用典不多，较易解读，“乹皋”是鹦鹉的别名。着重是赞颂五色鹦鹉的高贵华美，气质超群。画中再配以雅洁如雪的杏花，其中宋徽宗自喻、自赏、自恋的情结，不难窥透。 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二中云：“神宗幸秘书省阅李后主（李煜）像，见其人丽雅，再三叹讶。而徽宗生，生时李后主来谒。”徽宗是宋神宗第十一子。又《春渚纪闻》云：“哲宗在位，皇嗣未立，密遣黄门（太监）往泰州天庆观问徐神翁。徐但书‘吉人’二字付之。”宋哲宗是神宗第六子。宋徽宗名赵佶，“吉人”二字即“佶”字。哲宗薨，皇后向氏立赵佶为帝，但当时遭到大臣们反对，认为赵佶为人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但向氏不听。在宋代野史中此类故事颇多，它们透露出三个信息：其一，宋徽宗可能是李后主的“转世投胎”，将来亦是亡国之君。其二，宋徽宗是大宋王朝的高贵“吉人”和真命天子。其三，宋徽宗后来得以做皇帝，得到了当时道教势力的暗中协助。而宋徽宗对自己高贵非凡的“前世”，一生笃信不疑。他在《五色鹦鹉图》卷中，借那只高贵华美的五色鹦鹉以自喻。所以，从某种角度去解读此图：五色鹦鹉应是宋徽宗的“自画像”。余辉在《宋徽宗花鸟画中的道教意识》一文中说：“该卷属于为国祈祷鸿运而作，以工笔的形式完成，显得郑重而热烈、喜庆，充分表达了画家虔诚心情。”（见《翰墨荟萃》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恕我学浅眼拙，在《五色鹦鹉图》中，不论是图像，还是题跋文字，均未见到此画是“为国祈祷鸿运”而作的丝毫痕迹。 宋徽宗因痴迷道教,所以有极严重的“嗜瑞癖".他凡是见到有异奇之物必视为祥瑞吉兆。从他传世的七八件花鸟画作中,如《瑞鹤图》、《祥石图》、《芙蓉锦鸡图》、《翠竹双禽图》等多是此类“祥瑞”画作。《五色鹦鹉图》也可以归类为“祥瑞”之作。另外，关于宋徽宗的“瘦金体”书法，高木森在《宋画思想探微》（台北市立美术馆1994年）一书中说过：“‘瘦金’二字也含有道气。徽宗那种书法风格，其实应该称为‘瘦筋体’，但徽宗好金，以金为吉，所以取‘金’与‘筋’同音而互假，便成了‘瘦金体’。凡此皆足以证明道教对徽宗艺术创作的影响已是无微不至了。”金是“五行”之一，在“五行相胜”中有“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之说。宋徽宗出生于壬戌年，壬、戌中分别带火和木，所以他要以“金”来相生相胜，平衡运数。 再来谈另外一个话题：《五色鹦鹉图》究竟是宋徽宗的真迹，还是他人的代笔？关于宋徽宗绘画的代笔问题，自古以来就“聚讼”不息。北宋蔡京的儿子蔡絛在《铁围山丛谈》卷六中说：“……独丹青以上皇（徽宗）自擅长其神逸，故凡名手，多入内供奉，代御染写，是以无闻焉尔。”名手入内府为宋徽宗“代御染写”，而名手自己的姓名却埋没无闻。这是最早关于宋徽宗代笔的文字记录。元人汤垕《画继》中亦云：“当时盛平之盛，四方贡献珍木、异石、奇花、佳果无虚日。徽庙乃作册图写，每一枝二叶十五板作一册，名曰《宣和睿览册》，累至数百及千余册（即千页）。余度其万机之余，安得工暇至于此。要是当时画院诸人仿效其作，特题印之耳。”汤垕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宋徽宗“日理万机”，而且爱好广博，如参与规划和建造皇家园林艮岳，长期修炼道术，甚至还时要易装出宫与名妓李师师幽会……所以，他哪里还有余暇去作那些费时费力的繁缛精细工笔画？ 但问题是，在存世的作品中，究竟哪些是宋徽宗的亲笔画？哪些是他人的代笔画？据《铁围山丛谈》中记载，宋徽宗在十六、七岁时，他就与擅长绘画的附马王诜、同宗赵大年交往学画。又随自己府邸中的画家吴元瑜学弄丹青，而吴氏师学崔白，所以宋徽宗早年的绘画功底是崔白一路的工笔花鸟画。从这一史实上分析：当宋徽宗做了皇帝之后，凡见有“祥瑞”象征意义的奇花珍禽，他或命宫廷画师先作初稿、粉本呈进，然后自己再予以润笔和染色，完成之后即署款、题诗、钤印。这类作品应该属于宋徽宗的亲笔之作，而不算是纯粹代笔。像《五色鹦鹉图》应该属于此类之作，也就是今人所认同的，是最接近于宋徽宗本人真笔的作品。徐邦达先生认为《五色鹦鹉图》是代笔（见徐著《宋徽宗赵佶亲笔画与代笔画的考辨》），我对此稍有异议。因为宋徽宗绝对不是一个“光说不练”、眼高手低和徒有虚名的画家，而是一个早年经过“科班”训练的画家。所以他在此方面的天赋和造诣，无容质疑。 高木森在总结宋徽宗的书画艺术时说过：“徽宗大概是有着我国传统读书人的想法，要由艺而进于道或以艺辅道，但他对道的认识有偏差，他所谓的道不是儒道，而是道术，结果是艺益精，术益渺，道更无成。终至以艺乱术，以艺毁道。于今仅以一艺令人叹息！”（《宋画思想探微》）当我们今天在欣赏《五色鹦鹉图》，这一幅疑似宋徽宗的“自画像”时，不禁浮想千古。当他被囚禁在五国城中苟且偷生，而当年在精心绘制这幅画的时候，是否会想到自己竟然会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北地风霜五国城，那堪回首汴梁春。艮岳花鸟无穷恨，留得御画后人看。光阴在五色鹦鹉的啁哳声中，已倏忽消逝了千百年。沧海桑田，大江东去。只有这只五色鹦鹉仍悄然枝头，似乎要向我们述说它主人当年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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