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专生”，“民企老板”，“三无人员（无大专以上学历、无职称、无前期立项项目研究经历）”、“国际领先水平的技术成果拥有者”，这是四个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身份，但却魔术般地重叠在一个名字上：潘旭华。这四个身份同时也演绎出传统学校教育的尴尬和窘迫。联想到几年前的“钱学森之问”，“潘旭华现象”的确给我们许多发人深省的蕴含。（潘旭华事迹见1月15日本报头版头条）
1965年出生的潘旭华，他的基础教育阶段适逢“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文革年代，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扎实的系统的“知识基础”，后来读的中专也不可能给他很深奥的学问，之后，他成了工人，再之后，他成了民营企业家。然而，之后，几近“不惑”之年的他却又义无反顾地踏上科技攻关的荆棘路，并且，弹指一挥间，居然“跻身世界领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自古以来，炎黄子孙就不缺乏创造基因和创造人才。但是，近代以来，我们在科学技术上明显落后了，除了国力衰微以外，应试的学校教育模式也难咎其责。“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振聋发聩。
倘若抽象出潘旭华现象中的正能量，不拘一格式的“异想天开”便是。他童年时代就被老师认定为最会思考的学生，16岁中专毕业到一家国营企业当工人后也被同事称为“能解决任何技术难题的怪才”，25岁时发明了将农作的“耕”与“耙”两道工序合二为一的“耕耙犁”，可以说异想天开伴随着他的成长。当他38岁开始涉足高精度数控机床领域后至今短短几年就有近40项有关机床研究的国家发明专利。
一位熟知潘旭华的员工十分朴实地描绘了潘旭华的研究静压导轨技术、涉足高精度数控机床的“三步曲”：“第一代液体静压导轨是老板按书上的原理摸索造出的，第二代几乎改变了书上的模式，第三代则完全颠覆了书本内容。”从照搬到否定，再到另辟蹊径，这就是创新型人才的过人之处。有一位同行专家在解释个中原委时说“正因为他是一个中专生，且长期工作生活于浙中山区的偏远小镇，‘孤陋寡闻’，才使他几乎没有任何思维的束缚，以全新的思路，创造出他人很难想象的成果”。虽然此言略显武断，但也不无道理：没有受过严格的学校教育训练，使得潘旭华的创造天赋得以保存下来，而没有了“系统的知识”桎梏，使得潘旭华的思维得以天马横空。
我并没有一味否定学校教育的作用与科学知识的价值。但是，传统的学校教育模式与理念，的确会在某种程度上阻碍着人才尤其是创新型人才的成长。联想到最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国作家莫言的教育背景，个中意味，的确引人深思。这里很自然地想起多年以前（1986年）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的专家曾在北京做过一项颇发人深省但未受到足够重视的研究。心理学家分别对幼儿园幼儿和大学生进行一项测试：先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圈，向被试者提问“这是什么”。测试结果：幼儿的回答十分活跃，答案多达140多种，诸如像太阳，像花猫的大眼睛等等，想象力十分丰富；而大学生的回答则高度趋同，几乎集中在一个答案，即这是一个直径大约2厘米的圆圈。……想象之“皮”不存，“创新”之“毛”焉附？
教育的本意是育人，教育的真谛是因材施教。但令人遗憾的是，经过多年的演化，学校教育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异化，育人功能不断地被弱化，甚或被束之高阁，传授“学科知识”事实上已成为教育的“第一要务”，学校成了“知识加工场”，课堂成了“知识传输带”，学生成了“知识存储器”。诞生于工业化时期的“班级授课制”是当下学校的最基本制度，它以统一的教学内容、统一的教学要求、统一的教学进度和统一的教学方法为取向，追求效率至上，深深地浸润着“批量生产”的意志，不断地强化着学校教育“标准件生产”的属性，与此同时，不断地强化着学校“标准化质量管理”的倾向，从而催生了“千校一面、万人一书、万教一法”的可悲局面。在这种模式下，校长的主要责职似乎只是根据特定的并且是统一的“质量标准”，检查教师“生产”的“产品”是否合格，从而沦落为“质检员”的角色。于是，学生的潜能开发，学生的个性发展，学生的创造能力培养，往往在这种模式中受到扼制抑或窒息，其逻辑结果便是“高分低能”的批量化产出。这就是“钱学森之问”鞭笞所达。
传统教育的深层次问题，相信“我行我素”的潘旭华是能洞察的，而且是敢于挑战的。当他破格成为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走向讲坛时，就把“不断试错”的理念应用到课堂教学，并大力鼓励学生“大胆去想、大胆去做、大胆出错”。这是难能可贵的。尤其是要求学生“大胆出错”，颠覆了“主流的”教育价值观，让我们感到来自发明家的别开生面。“大胆出错”，贵在“出错”，难在“大胆”。这位与众不同的企业家，一直以来就奉行着与众不同的思路：若干年前，他的企业产品供不应求，但他“大胆”地一改绝大多数企业“溢价而售”的陈旧套路，降低了产品的售价，他的“理论”是：在中国当前的经营环境中，产品越吃香利润越大，被仿冒的风险也就越大。提价，眼前的钱可能赚得会多些，但仿冒者一多，恶性竞争随之而至，长远的钱必定赚得少；降价，让客户认可你的产品又让他们顾虑仿冒的风险，市场占有率高了，长远的钱也就赚得多了。虽然“大胆”往往会与“出错”相随，但如果没有“大胆”，创新何来？“大胆出错”未必就是破题“钱学森之问”的对策，但的确需要引起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深思再深思。
（作者系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