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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当今世界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与历史上的政治与宗教的关系有相似之处。基督教之所以在中世纪达到鼎盛期，与当时与之并存的西欧封建制密不可分。宗教力量的坐大与政治力量的弱化二者互为因果，互为表里。如果政治作为宗教的制度化制衡力量自我抵消，就会使教会客观上得以坐收渔翁之利。 中世纪欧洲处于神权与王权的二元统治之下，王权需要从教会获得其存在的法理依据，而教会也需要国家提供保护，处理世俗事务并认可教皇的选任。基督教会的社会理想是在尘世建立起教皇也即神权的一元化统治。在其鼎盛之时，教权曾一度压倒世俗王权，俨然形成一个以罗马为首的“世界教会帝国”。而蛮族国王为了取得原罗马教会的支持，先后放弃异端信仰而皈依基督教正宗。尔后王权为借助神权来神化其统治，还免除了罗马教会的地产税和对国家的各种义务，并开始向教会供奉土地和财富，从而形成强大的教会经济，最终使教会得以成为西欧最大的封建主。 公元312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确立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在其后的第四世纪，罗马帝国内出现了普遍皈依基督教的现象。五世纪中叶，教皇利奥一世奇迹般地在匈奴的铁蹄下保护了罗马城，由此赢得意大利精神领袖的地位。利奥及其后继者都坚持在精神事务中教权高于政权。罗马自此成为基督教国家，教会的法律、制度和组织结构等也都建立起来。罗马帝国解体后，基督教会却保留下来，当教皇的权力向各教区延伸时，地方政权也要求对辖区教会行使权力，这样就产生了政教关系问题。中世纪早期教皇提出“双剑论”，称上帝把象征最高宗教权力的剑交给了教皇，把象征最高世俗权力的剑交给了皇帝。 公元751年后，罗马教会伪造“君士坦丁的赠礼” 的文件，称罗马皇帝东迁时曾经把帝国西部的统治权授予教皇，这是基督教试图实现神权政治的一个信号。尽管未得逞，但教皇仍借加冕这一君权神授的方式来实现其梦想，将世俗权力置于教皇之下。教皇还对“双剑论”进行了修正，提出上帝曾把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一并授予了教皇，而后教皇又把世俗权力委托给了世俗统治者，但仍保留了对世俗权力的规范之权，有权罢免不称职的君主。 到了中世纪中期，教权臻于极盛，不仅与各国君主逐鹿西欧，还一度成为其共主，形成唯教皇独尊的局面。这首先表现在教会取得了完全的独立，教皇真正主宰了教会。十世纪中叶，教皇围绕教会统一进行了改革，旨在控制西欧各国的教会，发动十字军取得领导权，发展宗教法，提高教会的管理效率。 教皇认为政府必须听命于教会，教皇是上帝的代言人，唯有教皇有权制定新法律，有权任命主教，教皇甚至有权力认可或否认人民在某种情况下选举的统治者。在当时要摆脱欧洲的政治分裂与混乱, 唯一的出路就是政府放弃部分权威，承认教皇为其共同宗主。以致亨利七世不得不赤足披毯亲赴卡诺莎城堡向教皇请罪，才得以保住皇位，稳定了国内政局。 至1122 年签订沃姆斯宗教协定, 规定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任命必须得到教皇和皇帝双方的认可,延续了几十年的政教之争方暂告结束。教会虽然没有彻底制服君权, 但至少也可以与皇帝平起平坐。教皇权势的颠峰时代出现在教皇英诺森三世时期，他积极插手各国政事，其权势已伸张至全欧洲，国王与皇帝竟为这位上帝的仆人执蹬吻足。英诺森三世还提出“日月论”，将教皇的权力比作太阳而将君主的权力比作月亮。 后来的马基雅维利指出，意大利的分裂状况应特别归咎于教会。教皇本身没有力量统一意大利，而却有足够的力量阻止其他的统治者来这样做，而教会在国际上的联系又使得其成为推行招引外国干涉的邪恶政策的首要人物。教皇持“分而治之”的政策，俾能利用矛盾，以便操纵；各国之间相互猜忌与倾轧，不能得到统一与合作；任何一国都无强有力的统治者，足以控制其它国家；外国的干涉与操纵，使之互相敌视，力量分散，俾能乘暇抵隙，在意大利半岛逐其野心，攫取利益。 上述情况也见于中国大一统政治体制因内忧外患而解体之际。魏晋南北朝前后数百年是群雄逐鹿中原的封建割据时期，当时正值佛教东渐，因而寺院宗教势力亦随之崛起。世俗政教之间对于土地、劳动力以及其它财物的争夺有时达到白热化地步。如“吴郡西台寺多富沙门，僧达求须，不称意，乃遣主簿顾旷率门义劫寺内沙门法瑶，得数百万”（《宋书?王僧传》）。 神权与君权矛盾逐步积聚而激化的结果，最终导致世俗王权采取禁佛灭佛行动。君权需要神权维持其统治，但是，神权的发展和寺院经济力量的壮大，不仅使寺院与统治者争夺土地、劳动力、财税收入，而且使寺院变成政治上具有一定自治权的独立王国，成为世俗政权无法控制的“法外之地”。 如南朝梁武帝时，荀济列举佛教十大罪状，将寺院视为披着宗教外衣的封建割据势力予以抨击。北魏孝文帝至宣武年间的十二次农民起义中，僧侣领导的即占六次。我国佛教史上的“三武之厄”，即指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以及唐武宗在位时的三次大规模禁佛灭佛运动。北魏太武帝两次发动灭佛，第一次因巫道佛一起卷入反太武政变而均予禁灭，第二次灭佛是因佛教参与了反魏起义，导火线是长安沙门种麦寺内便室中“大有弓矢矛盾”（《魏书?释老志》）。南朝亦曾发生有僧侣起义，如萧梁在位时沙门僧强起义，“众至三万，攻陷北徐州”（《梁书?陈庆之传》）。 上述僧侣起义说明寺院已拥有封建割据的实力，国家政权的正常统治秩序已受到寺院势力的冲击。因而禁佛灭佛，削弱寺院势力也就势属必然。如北周和尚昙积在《谏周高祖沙汰僧表》中说：“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广弘明集》卷二七）宇文融答曰：“自废已来，民役稍稀，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伐妖戎，国安民乐，岂非有益。”可见北周武帝之灭佛在于寺院已经妨碍了北周的富国强兵，影响了国家的统一步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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