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权力最大的人，控制人的财富甚至思想，比皇帝还牛

今日的基督教，贵为全球三大主流宗教之首。而在基督教内部诸教派中，天主教的影响力又冠绝群雄。全世界广义天主教徒的总数超过10亿，占全球总人口17%。

而相对于基督教的其他派系，天主教的世俗组织架构，有一个颇为与众不同的特点：即由罗马教宗这个大活人领导。

这的确是非常特别的。不管是基督教系统内的东正教、新教，还是佛教、伊斯兰教，虽然这些宗教体系内，都有各种类似于大祭司的职位存在，不过除了创教初期，在之后的漫长发展演化中，从未有哪个大活人，可以获得唯我独尊的绝对权威，更没有说被捧到类似神明的高度。

唯独天主教教皇例外。在中世纪，教皇的冠冕分三层，分别意味着其他可代表神权、管理神权、统治王权。“教皇上谕”与圣经权威平等；所有天主教徒只能服从，尽管近代来临后，教皇的世俗权力大不如前，但在精神领域，它的权威依然无可匹敌，1870年时，罗马教廷甚至直接宣布“教皇无错误”。此外，教皇还有赦罪权柄。

这几乎就是神仙了！特别是中世纪，当时教皇不但代表道统、控制意识形态，甚至可以很大程度上干预世俗政治——教皇不仅在意大利中部有一个自家掌控的教皇国，更具备干涉各国王权的乏力资格。欧洲国王需由教皇册封，方能合法登基。而若国王被教皇开出教籍。那么起码在理论上，它就同时丧失了对自己国家的合法统治权。这种政教合一的高度集权，在中世纪以后的人类主流文明发展史上可以说独一无二！

今日欧洲宗教分布

天主教教皇何以如此厉害？这跟欧洲中世纪时的特殊宏观环境，以及地缘结构有着极大关联：

第一，中世纪的欧洲，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外部环境。它们非但要与同处基督教体系，却自诩正宗的拜占庭帝国——东正教系统展开地缘博弈，还要跟新兴的伊斯兰势力，在东南欧与北非反复搏杀。此外，在东北欧，以匈人、蒙古人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武装，还隔三差五的挥师西向，让欧洲文明面临覆亡之忧。而保国卫教之外，为了夺取土地、财富，控制商路，甚至恢复宗教圣地等各种因素，欧洲也有向东拓土开疆的需求。

综上所述，不管是自保抑或开拓，中世纪的欧洲文明，对外战争都十分频繁。而且欧洲所应对的势力在军事上都非常强大，所以这种外战的惨烈程度也是十分之高。

高频率，大范围的外战，这对欧洲文明圈的要求是很高的。欧洲要想获得胜利——或者起码别给人收拾，那非但物质上要达到相当的量级，政治上，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力，如此方可把资源有效集中，以供对外博弈，而且在具体政治军事行动时，大家也能步调一致，齐心协力。

可这个中央集权，恰恰是欧洲的死结。世所共知，中世纪的欧洲天主教世界，政治上支离破碎，非但分为大大小小几十个王国，王国以下，还有公国、侯国，甚至最低级的骑士。每一级封建领主，都有对应的自主权力，整个欧洲社会在政治层面高度撕裂。

这种封建制度，将欧洲的资源高度肢解，如果未能有效整合，欧洲莫说齐心拓土开疆，连以应外侮都很难做到——天主教世界在中世纪外战中的整体拙劣表现，跟这种撕裂的政治结构关系甚大。

胆问题是，这外战不打又不行——即便你不想搞人，可人家还想搞你啊！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办法只有一个——加强中央集权——换句话说，各地区必须上交部分权力，集中使用。

不过，交给谁好呢？交给哪个国王？但国王之世俗权力，是以其统治的国家为基础的。而国家又是以地缘板块为基础构建。

在《地缘政治：基督教系列》之前章节中，云石君曾经反复提到，欧洲地缘结构支离破碎，没有一个强大到能够一统全欧的核心地缘板块，这决定了，欧洲天然无法产生一个世俗强权。这种情况下，由某一个国王大权独揽，非但其它国王不会认可，而且他们也担心这种权力上缴，会使得新的“皇帝”得到超出其本国地缘实力之外的额外力量加乘，进而反过来威胁到自己的生存。

所以，这个中央集权，其驾驭者决不能是某个世俗国王，而只能由教会接管。教会的影响遍及全欧，可以获得大家的普遍认可，更关键的是，教会说到底还是个宗教机构，即便享有一部分世俗权力，但终究有限，不至于对各国的世俗权力构成根本性威胁。

其次，鉴于欧洲内部政治结构的四分五裂，意味着各国之间的冲突十分频繁。再加上欧洲地缘结构的支离破碎，缺乏一个一个强大到足以压制四方的强势核心板块，故而没有谁能够彻底压倒其他对手，就算偶尔冒出个强势政权，基本实现欧洲大一统（比如查理曼帝国），但也多为昙花一现，用不了太长时间，就会由于地缘结构层面的支离破碎而陷入分裂，群雄逐鹿呈长期化态势。

可是，战争意味着消耗，意味着破坏，意味着人口衰减。这对中世纪时本就比较贫穷落后的欧洲而言，着实是无法承受之重。故而在打的同时，欧洲各国普遍也存在着停战的需求——否则一直这么无止境的耗下去，大家的最后只能是一起同归于尽。

既然要停战，那当然需要谈判，而对立的双方，就算都有停战的想法，可是各自的立场与底线也势必存在较大差距，故而有必要有一个权威足够，且立场公正的势力居间调和。而罗马教会则是最佳之选。而这种调停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裁决者）的身份，又加重了教会的政治权威（当然，教会也会借着这个身份，为自个儿谋利）。

最后，在前文中云石君业已说道，终整个中世纪，欧洲内忧外患屡屡不止，这种高频度的战争，极大的消耗了整个欧洲的资源和实力。

大航海时代前的欧洲天主教世界，财富创造的主要来源依然是农业。可就农业生产潜力而言，鉴于中世纪人类整体发展水平比较落后，欧洲除了环地中海板块，其他大部分地区纬度较高，气候相对苦寒，土地开发的潜力有限，故而其之农耕生产能力相对落后。

没资源，还动不动打仗，这种格局下，中世纪欧洲人的生活质量就可想而知了。他们非但得承受沉重奴役和压迫，其生活环境也十分糟糕。这意味着欧洲普通百姓的生活缺乏希望，更无乐趣，甚至随时被死亡的阴影威胁。这种情况下，欧洲中下层的绝望心理和反抗意识自然也十分强烈。

绝望，就会带来自暴自弃——那谁来劳动和生产？而反抗，那就更糟糕，会导致社会动荡，秩序解体。

那么，怎样才能阻止这种局面出现呢？

上策是，给他们更多的财富，至少可以解决稳定可持续的温饱问题——但问题是，那时的欧洲，没有这个条件。

既然物质层面解决不了，那就只有从精神方面做文章了。通过天主教的精神抚慰和麻醉，起码可以让民众更有勇气的面对惨淡的人生，老老实实的卖力干活、不造反，哪怕一生潦倒也无怨无悔（只要安贫乐道，死后就可以上天堂享福）——这等于说，天主教又帮那些世俗权力承担了部分维稳职能。

统筹对外征战、调和内部国家、族群矛盾，化解阶级冲突，欧洲的特殊时代与地缘环境，使天主教在宗教之外，还肩负起了了这三大世俗职能。而这也使得天主教会，尤其是罗马教廷的世俗权力相应大大增加。

而对教会而言，既然它接管了部分世俗权力，那它在组织架构方面也要做出一定的调整。首先，世俗权力的严密规范，决定了其不可以再像以前那样，用松散的纯宗教模式来打造自己的组织，而有必要遵循世俗规范，使自己的组织架构更加精细化，实用化。具体来说，即必须有一个最高话事人和最高裁决者，如此方能及时高效的应对现实层面的各类问题。基于这种逻辑，昔日的罗马教会大主教的权威逐渐上升，发展成为政教合一的教皇。

而与罗马教皇的政教合一同步，欧洲文明也走进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终整个中世纪，欧洲非但贫弱混乱，而且思想也受到高度自安置。天主教会极力打击所有“异端”学说，甚至用宗教审判等形式，对新思潮坚决抵制。当时的天主教世界，其之愚昧封闭非但远超同时代的伊斯兰和中国，就和作为欧洲文明渊薮的古希腊、古罗马相比，都差了不止一个层级。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天主教要把中世纪的欧洲社会氛围搞的这么保守呢？通过这种封闭保守，天主教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利益与好处？关注微信公众号：云石，云石君下一节继续为您解读。

本文为云石地缘政治系列第105篇——天主教之第6节。对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感兴趣的朋友，可订阅微信公众号：云石，收看全部云石地缘政治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