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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 么 是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摘自 中央编译出版社 崔栢滔著《论语大义》序言 其实，对比中国传统中数千年来所固有的文化的概念，拉丁文culture，更贴近于风土人情的范畴，而中国传统中所固有的用以转化风土人情、移风易俗的天文化人文的文化概念，由于西方历史中没有这样的基础，以西方文化为文化的现代人自然也就并不十分清楚了。 那么，中华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文化概念是什么呢？又如何理解传统文化呢？本书对这类问题做了系统的诠释，务求正本清源，为人类文化走向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这是本书的一个亮点，也是对人类文化的一个伟大贡献。 孔子是中华传统文化集大成者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文明与文化是特定而明确的概念，这自文明之初就已经确立。《易·贲卦·象传》：“囗囗囗囗，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段文字中，“天文”、“人文”都有了明确的定义，文化的含义也十分明显地揭示了出来，整段文字具有明确的文明教化之意，中国传统中天下的概念，正是天文化人文的结果，意含人类社会运行于天道规律之下。遗憾的是，这段文字中，“天文”前面的文字囗囗囗囗，空缺了，这导致了后世的我们丢失了天文的内涵。只是不知这是有意还是无意，如果是有意，则在中国传统的典籍中，必然的，一定不只这一处被删改，只是这里较为明显罢了。我们恢复传统文化的工作中，对于这类问题，一定要予以足够的重视。重视遗留于民间的残迹与慎重对待考古发现，就未尝不是补救之策了。 到了《千字文》的时代，尚还能够十分明确地说：天有玄象，而成文章，故称文也。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文，特指天文；文明，就是天文已明；文化，就是在天文已明之后，以天文化人文。天文已明，明了的是天道的规律；天文化人文，是以天道的精神施化于人类社会，使之复归于天地整体之中。 中华传统文化最本质的核心在于其研究天道规律基础之上所获得的驾驭整体的方法，并据此建立起在天道规律基础之上的人道精神。以天文化人文，是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与日同新、不断突破的核心动力。故而，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不是具体的物，也不是某一特定的思想，而是这种“化”的能力，是衍化，是运化，也是教化，化万物归于整体，正所谓“参赞天地之化育”，是用整体观的方法，在动态中把握变化。整体是天，则脱离整体就是物，把所面临的万物化归于天地整体之中，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不同于现代观念中文化的概念，这种“文化”是宗教和哲学的中庸，是不同于宗教和哲学的第三条路线。 《易》为群经之首，自伏羲、黄帝，而尧、舜、禹、汤、文，中国上古先贤的智慧全部凝结在《易经》之中，连山、归藏、周易一脉相承，又代有发展。《易经》是中华传统文化对天地规律的理解和把握，《易经》最基本的依据是天文的成果，先民千百万年累日不辍的日影观测，是中华传统文化最坚实的实验基础；《易经》的主导思想是以天文化人文，天文是其基础和依据；《易经》最大的贡献在于它确立了中华传统文化最基本的整体观的方法和形象整体思维，这是天文化人文的实践成果。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三皇五帝乃至于夏商周三代政治最核心的内容是推行教化，传统的话说，帝王受命于天，其实际的内容，就是帝王有责任和义务主导天文研究，并且，这是上古帝王授受最为核心的内容，这就是古书中非常注重的帝王“受命”。禅位制就像师父找徒弟一样能够保证文明成果的完整转移，因而，这种授受是最完美的文化传承形式。 按历史遗迹，三皇五帝都是亲身参加天文活动，他们都是同时代天文实践和天文研究的佼佼者，最起码，尧舜都是天文研究的有效领导者，在他们的时代，他们调动集体的能量，建立了天文观测和天文研究庞大的班底和运转机制，这些在现有的史料中，都能找到充足的依据。 尧舜禹三代不懈的努力，到大禹的时代，终于平服了水患，整治了水土，这一成功不只是使中华民族获得了生存发展的空间，更加重大的意义在于，这是中华民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进行的，综合利用天象、地理、水文和数理知识，整体规划和组织动员调配大规模人力，实施的规模宏大的参赞天地化育的第一次最伟大的实践。不同的部落、不同血脉的族群在这个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应对共同灾难的过程中，融合成为了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中华民族，奠定了中华民族不以血统论民族的传统，中华传统文化在这样的实践中成熟起来。 大禹利用了天文研究的成果，把整体观的方法，应用于治水的实践，成功地制服了水患，为中华民族奠定了生存基础，为人类找到了尊严和自信，使人与天地一起，居于三才之位。到大禹的时代，中华传统文化完成了对天道规律的认识。 如果说在大禹之前，人类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主要的问题是人类如何在自然之间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和权利。那么，到大禹的时代，人类经过自身的努力，成功地解决了这样的矛盾，在大禹之后，人类面临了新的课题，就是人类社会自身的治理问题。人在共同的灾害面前，能够本能地结成一体，团结起来，共同面对；而一旦共同灾害或敌人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就突出了出来，不可避免地陷入到矛盾之中，这样，社会问题由之产生。 先人应用天文成果取得了人与自然关系处理的成功，那么，很自然的，在他们面对社会问题时，一样的会开发其应用，这都是天文化人文的思想和实践基础。 夏朝的建立，开启了构建社会架构的伟大实践，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努力，到西周时期，建立起来了郁郁乎文哉的以人文为基础的礼乐文化，这是文明最为鼎盛的时期。汉、唐、宋、明拾其余绪，主流仍然是以天文化人文的路线，在这一过程中，物质文明不断获得进步，文化成果代有发扬。 孔子集中华传统文化的大成，诸子百家都受益于孔门学问的余绪，然而，作为孔门长子的后世儒家，却不是全部的孔子，并不能全面代表中华传统文化。至于携孔子以自重的儒教，言其教化则可，如果以儒立教则本身就违背了孔门学问的精神，而当儒被改造为一种术的时候，也就成为了他衰退的开始，尤其是被失去仁心者作为外饰的面具以后，就直接埋下了后来孔家店被打的种子。而在这些背后，则是整个民族命运的辛酸苦涩。 孔子是中华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论语》是孔门学问的教科书，解读《论语》，必须从中华传统文化的高度，用中华传统文化的方法，于千万中独握其一，执一而御万，得中华传统文化一以贯之之妙，才能还孔门学问本来面目。 《论语大义》，正是把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研究成果，仍然借助于《论语》这本教科书的形式，向现代人做出亲切而系统的表述，希望孔门学问，能够在两千余年后的今天，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 （摘自 中央编译出版社 崔栢滔先生著 《论语大义》序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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