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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北京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专题调研，建议对吸纳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小门店实行强制退出机制，而对那些在京拥有住房、具有稳定职业、连续居住的流动人口，应研究采取新的管理模式。 很清楚，这几个人大代表的意思是要把一部分外地人，即所谓“低端劳动力”赶出北京。 笔者常常觉得奇怪，中国的一些人民代表、委员及一些专家，头脑非常简单，看问题非常表面，就如同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的逻辑就是：城市人多了，就赶走一部分呗！全国人口多了，就计划掉一部分呗！ 笔者要说的是，北京，包括上海，其实人口并不多。 我知道我的说法会让很多人不理解，以为我是胡说八道。不要紧，人口多不多，一比就知道。 直辖市是省级行政区，不是一个标准的城市。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上海、北京的人口并不多；但作为城市，他们的市区则非常拥挤。 北京的面积是16410平方公里，上海的面积是6300多平方公里。在这么大的面积范围内，容纳2000万人口并不多。 我们对比一下日本的类似的行政区，中国直辖市相当于日本的“都”和“府”，但其人口密度远大于上海、北京。 东京都，下辖23个特别区、27个市、5个町、8个村以及伊豆群岛和小笠原群岛；总面积2187平方公里，约是北京面积的八分之一，上海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约1300万。 大阪府，包括31市，13町、村；面积1867平方公里，约是北京的九分之一，不到上海的三分之一；人口882万（2007年）。 东京都和大阪府的人口密度远大于直辖市北京和上海。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在北京和上海等直辖市那么大的面积内，完全可以容纳比现在多的多的人口。对于目前的人口形势，北京完全没有必要紧张。 再看新加坡，仅700平方公里的地方，500万人口，却是闻名世界的花园城市，而且郊区还有不少人迹罕至的空地。 但是，为什么北京、上海市民的感觉会如此拥挤？交通会如此不便？ 这不是人口过多造成的，而是制度设置和城市规划的错误造成的。我们在城市规划上犯了太多的、愚蠢得不可思议的错误，造成了太多的遗憾。难怪许多人谈到中国的城市规划时，都要痛心疾首，叹惜连连。 我如果说北京上海不是城市，你可能会很惊讶，实际上，作为直辖市的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本来就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省级行政区。你看看重庆就明白了，重庆的农业人口比城市人口还多，能叫城市吗？甚至重庆的面积比宁夏、海南都大，怎么能叫城市？重庆市万州区离市区237公里，这还能算是同一个城市吗？中国的城市基本上是名不副实的，中国的直辖市类似于日本的“都”和“府”，而地级市相当于古代的“州”、“府”，都是行政区划中的一级。 这种体制下，这么庞大的一个地区，全都围绕一个市中心来建设，市区怎么会不拥挤呢？
市管县制度，这是一个遗祸无穷的制度。我还没有发现世界上有其他国家实行这种制度，这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行政区划制度。即使是韩国的广域市，也不像中国的直辖市和市管县这样变态。 这种制度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的独特特色。我们刚建国的时候，一穷二白，先要解决吃饭问题，特别是要保障上海、北京、天津等工业城市、经济中心、政治中心的食品供应问题，所以把周围的一些农业县划给这些市代管，其实就是让郊区农民为城里的人们种地，供应粮食、蔬菜、副食品等。当时工业落后，仅有的工业基地当然要好生保护。但到了80年代后，市管县成了一窝蜂，席卷全国。
1.市管县造成城市中心城区规模庞大，城市病日趋严重。 市管县的结果是很多县、区共同建设一个城市中心。北京、上海也是如此，只有一个城市中心，这个中心城区一圈圈地朝外扩，导致城市建设成了摊大饼，中心城区规模越来越庞大，已经给交通、环境等造成了沉重的压力，城市病越来越严重。 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在直辖市的郊区设立小城市、卫星城市，要给这些小城市足够的行政权力，分流中心城区人口和企业。并在在中心城区和卫星城区之间，形成缓冲地带，就能减轻人口、环境、交通等各方面的压力。 虽然现在北京、上海都在郊区建所谓的新城，但是，大量的商务区都是市中心，要上班、工作还要到市区。所以，北京、天津的许多新城入住率很低。这样的新城很难起到分流人口的作用。 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取消市管县制度，让郊区独立成一个个的小城市，有较大的行政权权力来建设自己的城市。但很明显，这很难做到。但我们可以在郊区设二级市，给这些城市较大的权力。不要谈什么宪法规定这样的借口，我们不是没有修改过宪法。 如果不这样做，这种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就难以改变。改得越晚，问题越大。
2.市管县严重制约周围小城市的发展。 设立市管县的初衷，是希望城市富了之后带动乡村发展，但结果往往却是城市富了之后不管县或是少管县，而只管建设中心城市，因为建设好了中心城市能够较快地显示政绩。市管县是对县财政的剥削，县级财政收入减少，无钱建设县级城市，阻碍县域经济发展。。 直辖市也是如此，上海郊区如嘉定等区，成了一个个四不像的地方，没有自己的中心城区，不能形成人口合力。 90年代初时，嘉定曾是全国财政收入第一的县，比江苏昆山要好得多，但20年过去了，嘉定成了四不像，昆山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发达城市。不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城市建设，几乎每个方面昆山都比嘉定要发达得多。 在明清时代，松江是与苏州齐名的非常繁荣的大都市。再看现在划给上海之后，松江连昆山都不如，别谈苏州了。 上海郊县1958年划给上海，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好事，在市场经济时代就是坏事，因为这阻碍了部分郊县的发展，也造成了上海中心市区的城市病。北京同样是如此。 3.市管县是对农村的掠夺。 市管县的实质就是城市管农村。让城市来管农村，结果却是只收钱不做事。城市和农村的地位不平等，城市高高在上，农村只能被管，被掠夺。农业县本来就不发达，就没钱，还要把从农民手中征集来的仅有的一点财力分给市财政，雪上加霜。 农村建设很难，搞高农民收入更难，农业在现代经济中、在GDP中占的比例很小，农村建设远不如城市建设能够出政绩、树形象。我们能看到，很多城市发展很快，建设也很漂亮，但是郊县的农民却依然贫困。 北京这个国际大都市，很多远郊的农民，生活非常贫困，与市区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要想解决北京上海等城市的人口问题，不能简单地把人赶走了事，这是不负责任的，也是愚蠢的。我们应该从城市规划上、制度设置上做深入地反思和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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