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我的文学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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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我的文学理想
上小学三年级时，写作文《我的理想》，我说我要当作家。病中的父亲看到了，感慨万分。那时候，还不到30岁的他，被多年的肺痨病折磨得几乎失去最后一点生活希望了。他年轻时的理想就是要当个作家，但他是巴金笔下“觉新”式的人物，一个大家庭的长子，面对着战乱离难的艰难生活，他只有屈服，放弃自己的理想。三年后，他病死了。死的时候刚到30岁。
很长一段时日里，我并不知道从来只以商人面貌示世的父亲也有过这样一种当作家的“浪漫”理想，当然也更不能领会在那个阴暗潮湿的傍晚，他站在正在写作文的我的身后，所发出的那一声喟叹里所包含的意味。一直到那一年的那一天，我“热血沸腾”地和十万上海知青一道奔赴大西北农场去“战天斗地”，母亲把父亲19岁时发表的一些诗歌和小说，还有在抗战初期他流亡昆明一路所写的日记当成唯一的“遗产”放进我十分简陋的行装里，我才震撼地意识到，文学对一个真诚的人，确实并不只意味着青春期的理想和个人的浪漫。
我一直特别喜欢惠特曼的诗，尤其喜欢他的《我听见美国在唱歌》。这首诗让我心悸动，多年来我也一直在追问自己：你在倾听中国歌唱吗？你听见中国的歌唱了吗？你明白中国的歌声里所包含的那全部的感伤和沉重、忧思和期待吗？有人告诉我，一个作家和一个民族的文学创作，真正成熟的标志之一，应该是既被自己的人民认可，又能在文学史的进程中有创造性突破；既创造性地形成作家鲜明的艺术个性，又能在国家和民族的文明进程中发挥能够发挥的和应该发挥的作用。它应该是既深刻，又好读；既文学，又大众；既充满着深层次的意味，又洋溢着鲜活的生活气息；既有作家独特的个性魅力和独立思考的张力，又具有涵盖时代和历史的广度和深度……而要做到这些，最起码的一条就是，要和自己的人民在一起，去面对他们正在面对的和必将面对的一切。真正的文学也就产生在和人民一起为争取更美好未来的巨大努力之中，这也就是在文学概论中经常说到的“艺术良知”和“作家的真诚”。而真要去实践了，我才知道，这等于把自己送进了一个巨大的“历史烤箱”之中。或者还可以说，就像是在风雪弥漫的冬夜里，把自己放在露天的一个大火堆旁，面对隐隐闪烁的星空，在极度灼热和极度寒冷的双重刺痛中，追索明日的朝霞。
为此，几十年来，我走过许多弯路，也曾放弃过自我，又曾极其痛苦地去寻回那文学创作中绝对不可或缺的“自我”。然后在新遭遇的困窘中，去拷问，你寻找的那个“自我”到底是什么样的“自我”？一个作家到底应该拥有什么样的“自我”，才能有助于敞开自己智慧的灵魂和激情的窗户，去倾听捕捉“中国”亿万民众发自心底的“声音”……
这些年，我常常深夜扪心自问，天明，你在变吗？你变了吗？是的，我在变，我变了，我不断地在变。我不能重复自己，不能原地踏步。我必须在变。但我又没有变。我要求自己不变，不变的是，我希望自己永远能够以一个“热血青年”的面貌，出现在中国文坛上，出现在自己的创作中，始终那样全身心地融合到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人民(当然也包括自己的家人)为争取更加美好未来的奋斗中去，虽然我必将不可挽回地衰老下去……一天比一天更衰老……
前年，我回老家南通，到墓园看望了父亲。一个年逾花甲的儿子去祭扫30岁的父亲。看着极其简陋粗糙的水泥墓碑上，他那极年轻极清瘦极忧郁极聪慧又极无奈的神情，我哽咽了。我该对他说些什么呢？“父亲，你儿子终于成为一个作家了”——这话好像30年前就该说了。“我还会写下去说下去的，直到把心里要说的那些话都写出来说出来为止”——这话好像也不准确：只要你关注人民的命运，心里的话有说得完写得完的那一刻吗？“我知道自己还没写出最好的作品，为此，我将不懈努力”——几十年了，还用得着来对父亲表这个态吗？30岁的父亲早就了解自己这个60多岁的儿子：这是两代人的文学梦，两个世纪的生存努力。我和我妹妹，我和我儿子，我和我的作家朋友们，我和我那些亲爱的读者们，我和所有还活着的中国人……我们不曾放弃，也不会就此止步，为了两代人的强国梦，为了那两个世纪的复兴之路,我将持续用我固有的那种倔强和愚拙写下去，不管别人会说些什么。
陆天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