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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何种经典文本进行解释，或在经典解释中阐发何种思想，依赖于解释者的主观先见。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说：‘正如历史家从事实的汪洋大海中选择出对自己的目的有意义的那些事实一样，他从大量的因果关系中抽出那些，而且也只抽出那些有历史意义的因果关系，而历史意义的标准是他自己使这些因果关系适合于他的合理的说明与解释的类型的能力。”可见，任何解释都带有解释者的主观诉求，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洪兴祖选定《楚辞》解释，是在其解释视角和目的的驱使下展开的。 (一)补《楚辞章句》之不足 洪兴祖力注《楚辞》，以“补王逸《章句》之未备者”是其目的之一。对此，《郡斋读书志》云：“凡王逸《章句》有未尽者补之”，《直斋书录解题》亦云：“始补王逸《章句》之未备者”，说的就是洪兴祖撰作《楚辞补注》，以此来“补王逸《章句》之未备”。 整体而言，洪兴祖对王逸注进行补充、完善和阐发的方面有：(1)荟萃众本，考录异文。广征异本，罗列异文，详加校勘，对考辨版本和文字异同提供丰富资料。(2)凭依书证，援引赅博。广引书证，训释考订，援据赅博，征引宏富。(3)匡正谬误，驳斥旧注。对王注说解词义或引用史料的讹误之处，予以补充驳正。(4)载录遗文，保存佚说。搜集了许多后来散佚的材料补释《楚辞》，这些材料赖洪补得以保存。(5)补释语意，疏通王说。对王注未注者多加以补释，对王注说解不明者加以疏通，对说解简略者加以补充。(6)罗列众说，设问存疑。遇到各家之说互有矛盾而不知取舍时，仅列举诸说以备参证。(7)阐发屈意、品评公允。洪兴祖拓展了《楚辞》意蕴，阐发了屈意，评价了屈原思想。 关于“补注”之所补，姜亮夫在《楚辞书目五种》中曾说“重点在补义”，“其补义以申王为主，或引书以证其事迹古义，或辨解以明其要。”可见，洪兴祖从多个角度多个方面对王逸《楚辞章句》进行了补正，的确是做到了缺者补之，误者正之，略者详之，浅者深之。 （二）借此发一己之私意 从解释学的角度看，解释是一种当下的介入解释者主体意识的个体创造性行为。这也就是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反复申述的：“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 洪兴祖进行《楚辞》解释的主观动因，是受到了时代情势的激励，他的撰述行为是两宋时代环境的产物，是宋代时代精神的体现，也是洪兴祖个人思想情感与主观诉求的凝合。他的《楚辞补注》体现出了他在进行文本解释时所持的态度和个人的思想倾向。 洪兴祖自小喜好《楚辞》，可谓早已仰慕屈原的高风亮节。后来国事趋乱，奸小横行，忠良遭害，民生凋敝，他有感于时政，自己又壮志难伸、横遭贬斥。所以，概括而言，洪兴祖解释《楚辞》的动因，除“不满旧注、补前贤之不足”之外，还有：感于时政，欲借古以讽今；壮志难伸，寄寓悲愤之情；仰慕屈原，期能企贤入圣。这也是洪兴祖解释《楚辞》的视角和目的，也就是说，洪兴祖以《楚辞》解释为载体，寄寓了自己对宋代时政、对自身遭遇、对屈原品格等方面的态度和思想情感，亦即借解释《楚辞》来抒发己意。 洪兴祖解释《楚辞》的视角和目的正是“由于北宋多位学者之努力，《楚辞》之研究愈见兴盛，所给予后人之宝贵心得亦复不少，然而就全面性及精密性而言，代表作依旧付诸阙如，学者所凭藉者大抵仍以王逸《章句》为主。兴祖鉴于王逸本流传日久，文字多歧，更重要者，王注虽称最古，实有若干疏漏与致误之处，亟待后人加以补充与改正；兴祖既痛朝政之不修，复因己身之遭贬而对屈原寄予崇高敬意与深刻感情，故而不畏权势，不辞劳苦，尽力于‘补王逸《章句》之未备者’，卒能完成是书，裨益后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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