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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学习和生活是最值得反思的地方。因为它们是最容易碰到的，而反思是人区别于动物的要素之一。反思并不意味着它们一定出了问题，虽然世界上没有完满的事物，但反思却常常意味着一种超越和自由。自由虽然是一个哲学命题，但它贯穿于人的一切方面。萨特将自由与人的本质联系起来。在萨特看来，“存在先于本质”，人有绝对自由。所以，永远别以固定的“本质”来限定自己，自己在这一刻是自由的，选择改变，选择否定，或者选择维持现状，这都是选择，是自己的存在。但人同时又有“绝对责任”。人不能把选择的理由完全归结为外界因素而逃避自我的责任。但人的本质不在于人的行为选择，而在于人的心理选择。实际做的什么事很可能是被迫的，但如果被给予了自由，那么他所做的事，他心灵释放后所作的选择才真正反映了他的本质。所以萨特说：“人除了他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什么都不是。”这句话前一半是对的。所以，宋徽宗在别人眼里可能是一个帝王，但在他自己看来，也许只把自己定位于一个书画家。 前些天听到一个销售问：“人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另一人说：“你怎么想起问这么深奥的问题？”但提问，的确常常能道及问题的要害。然而，躲避，正是人的心灵自我保卫防御的机制之一。人不想给自己的心灵带来麻烦。但这也许正如登山，也许有人厌恶登山，而另一些人却享受登山的乐趣。 如果把生活比作大餐，那么乐趣就是其中的调味品。人无法忍受其中的贫乏，乐趣是必须的，除非是那种安贫乐道、安于平淡的人物。然而，乐趣的价值仅在于此。趣味，并没有太多的意义，这正如喜剧是把没有价值的撕碎给人看。当趣味完成他的使命之后，价值就提到日程上来。有人喜好权力，还有些人喜好财富、学问或者交际、探险、旅游。价值观没有一定的仅仅是非对错，虽然可以有高下之分，这正如棕熊可以喜欢吃树叶，而猴子却乐于吃香蕉一样。中国传统强调一种整体观及和谐。西方却强调一种对抗中的生存，更看重人在环境中所凸显的个人力量。这种英雄崇拜从希腊宗教和荷马史诗中都可以看到。拜伏在上帝脚下是中世纪才开始的事情，但毋宁说上帝成为了人的楷模和个人对于个体自我失望而转向万能崇拜和救世主的表现。但近代以来人类的自信已经扭转了这一趋势。更多的人崇拜的是资本而非上帝。因为推动社会前进的是资本，上帝却在一旁袖手旁观。资本不仅仅是货币，而可以是其他可以促进生产的东西。市场产生了对生产的崇拜和对生产力要素释放的渴求。资本伴随了人的自我成长和自信。但从中国传统观看来，任何过于膨胀的势力都有损于整体。这个整体是一种宇宙大环境，而非仅仅人类社会和国际。资本的价值观侵害了很多同样渗透价值的事物的出现，使它们被湮没和摒弃。但资本反过来最后会阻碍资本自我的前进。这是因为资本的自我维持离不开其他价值观和要素的支持，这是因为宇宙是一个系统的缘故。既然是系统，就不可能仅仅充斥一种价值观。 人常言：“富不过三代”。又一个企业有自我的成长周期，这正如星球的诞生、演化和坍灭一样。世界著名企业基本都不超过150年的历史。而企业的出现却至少已有600年的历史。历史上一个朝代的时间也基本最多在三四百年。这可以归结为一种原始能量的耗尽。 与资本膨胀相伴随的，是理性的霸权。理性究竟损害了什么，招致这么多人的声讨？如果说理性在一些人看来是一种牢笼（如福柯），那么在另一些人看来它就侵犯了宗教和人的原始冲动（如巴塔耶）。这正如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在论维科的哲学中所说的，理性湮没了人的创造力。逻辑只能使事物有条理，而世界要前进，需要的是想象力和创作力，这些都是理性所无法带来的。如果说在叔本华看来，世界的本质是意志，那么在黑格尔看来，人的理性的意义在于从自在到自为。理性是通往自由之路的大门。古罗马的斯多葛主义还只是一种消极的内在超越，怀疑主义则否定了外在确定的本质性。这二者所达到的境界是在任何时候都镇定自若，不在意任何事物，也不避免任何事物，从而使自由得到了实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显然是要站在这二者之上。精神在对自我的返回中要发现自我，自为返回到内在的自在，又在自在中走向自为。在精神外化的世界中，人们发现了精神自我的局限，同时在对外界的认识中又发现精神自为的自由。这种自为使得客体可以被认识和改造，这就是主奴辩证法。这一方面是精神自我的主奴辩证法，一方面是精神对于客体的主奴辩证法。没有自为，也就没有自在——不通过大量实践，事物就无法获得它的确定性的存在；而没有自在，也就没有自为——不认识那些确定性的存在，精神也就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正是在这种螺旋式的上升中，精神才能不断获得它的自由和自为。 2013-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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